“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1929年12月2日，来自北京市郊的一则电报，震动了古人类学界。这块颅骨化石，明显是人骨，但形状又不似任何现存人种。

这在当年可是爆炸新闻。世界第一次承认：与我们不同的古代人种的确存在。

2019年12月2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召开建所90周年大会；这90年，古人类学的发展不断更新着远古祖先的面貌。但那块珍贵的头骨，早已不知下落。

周口店挖出的不同人骨

发现龙骨山

“北京人”的故事要从1900年说起：一个在北京营业的德国医生为了躲避义和团，逃回德国。他随身带了一些收藏的“龙骨”。

中国盛产化石。中医铺常能见到“龙骨”（一般是古代哺乳动物的化石）。磨粉贴在伤处可以止血。1903年，德国古生物学者施洛塞尔，从医生的龙骨收藏中发现两颗疑似人类的牙齿，他认为那是古人类或至少是“类人猿”的牙齿。欧洲科学界从而知道，北京附近可能有古人类。

率先聚焦周口店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的，是著名的瑞典学者约翰·安特生。仰韶文化的发掘者和命名人就是他。

作为知名的地学家，安特生1914年应北洋政府之邀来华做矿政顾问，主业是找矿。很快他就在北京郊区找到了大铁矿（首钢的前身就兴起于此）和煤矿等等。

安特生也喜欢古生物学。后来中国政局混乱，他闲来无事，对龙骨有了兴趣，1918年他骑驴去周口店转了一圈，发现不少小化石。后来他转去河南开掘仰韶陶器了。

1921年，安特生带同事故地重游，有个中年男人带他们去附近的“龙骨山”。那是一片废弃的石灰石矿，安特生不仅在那里找到了更大、更多的化石，还注意到一些锋利的白色石英片，他猜想这是古人类的工具。

安特生对同事说：“我有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在这里。”随后几年，他和同事在此处掘出的化石，被送到瑞典分析。

1926年，安特生的助手挖出的两颗化石，被认定是人类牙齿。安特生随即在协和医院做了报告，在座的人一时目瞪口呆。“Peking man”的俗称，就是那次讨论中提出来的。

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加拿大人步达生对此颇为兴奋。1927年春天，他争取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系统发掘周口店。协和医院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具体负责。

第一年的发掘就获得500箱化石，还发现了一颗保存完好的人牙化石。步达生认为这是成年人的第一左下臼齿，他建议将三颗牙齿归为一个人科新属新种——“中国猿人北京种”。第二年周口店又挖出化石500多箱，还发现了一件年轻女性的右下颌骨和一件保存了３颗完整臼齿的成年人右下颌骨。

步达生的余生都献给古人类研究。1934年，他因为夜间心脏病发，倒在化石工作台上。

年轻的幸运儿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周口店的大规模发掘持续了两年。考古是辛苦、枯燥，虽屡有收获，但不见新的种类。主持发掘的杨钟键记叙：“日日如此，自觉有些生厌，尤其每日要对付成百个工人，更为繁杂……好像成了工头一样。”

1929年秋天，发掘触到了硬岩层，大家认为这意味着没太多可挖的了。步林之前已转去西北考察，杨钟健也与法国专家德日进一起去山西和陕西搞调查。周口店的发掘交给了25岁的裴文中负责。

裴文中后来成为一代宗师。彼时他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两年，刚来周口店时是管账的，考古技能靠现学。他写道：“我在未赴周口店之时，有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无所知……我第一次赴周口店之时，那是专门接洽食物而去的，接洽完毕之后，有一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拣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拣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

裴文中接手时，工人们挖出了一个向下的小洞。裴文中系了绳子吊下去，发现还有不少化石。虽然已到冬天，工人们等着停工。裴文中劝说先把这个小洞清完。

12月2日下午４点多钟，天色昏暗。洞挖到深处太狭窄，不能用气灯，所以大家只能一手拿蜡烛，一手挖掘。

这时，裴文中听见一个人说，有个圆圆的东西露出来，赶紧去和技工一起清理浮土。过了会儿他激动地大叫：“这是什么？是人头！”大家一下围了过来。

尽管头骨在硬土里纹丝不动，但裴文中等不得。他用撬棍，小心地将头骨从硬土里撬出来。没想到骨头潮湿，十分脆弱。虽撬了下来，但一部分破裂了，裴文中很懊恼。

裴文中用棉袄兜着，像怀抱婴儿一样将头盖骨抱回了办公室。接下来，他和工人一起生火烘烤，再糊上几层厚绵纸，再糊上石膏和麻袋片，再烤。烘了三天。

12月6日，裴文中把处理过的头盖骨用自己的两床旧棉被包起来，再用褥子毯子捆成行李一样，乘长途车送回了协和。用别针一点点剔掉杂质后，一个人类头骨清楚现形。比起今天的人类，这颗头骨下颌回缩，眉骨很高，颅壁厚11毫米（现代人厚5毫米），脑容量小不少。

裴文中手捧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裴文中的好运气，成就了现代中国第一个重大科学发现。无独有偶，几年后，20多岁的技工贾兰坡接手主持发掘，他也是运气爆棚，连发现三个头盖骨化石。

石破天惊

1929年12月16日的纽约时报，大字刊登了“北京人”的消息——“找到了缺失的一环”，洛克菲勒基金会骄傲地把他们的赞助信息附在后面。

著名学者贾兰坡认为：“它之所以引起世界轰动，是因为在这里发掘的材料既多又完整，既有骨器、又有石器工具，还有烧火的痕迹、遗迹，代表性非常全面。这一发现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是从猿变化而来的’这个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事实，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现之前还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爪哇猿人的发现都曾经被斥为奇谈怪论。但是，当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以其空前丰富而完备的原始人生活遗迹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一切都变得清晰而无可辩驳了。”

1920年代，达尔文的学说已经被广为接受。但困扰达尔文的猿和人之间“缺失的一环”，始终没有填上。虽然北京人化石发现前，已出土了更早时期的人类化石：爪哇人。但由于爪哇人太原始，学界认为那可能是一种大长臂猿。后来，有了北京人化石的对比，人们才确认了那也是一种人类。

尽管1929年的大股灾让洛克菲勒家族损失惨重，但他们仍然慷慨地给周口店项目增加了11万美元的经费（相当于今天的160万美元）。中国地质调查所得以用4900银洋从灰厂手里买下了龙骨山。

步达生病逝后，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魏敦瑞接手了工作。他基于北京人和世界各地化石做了系统研究。在他的理论中，北京人是人类起源的核心角色。今天这一点已经被否认，但魏敦瑞的创新性和权威性仍被人类学界尊重。

魏敦瑞不仅详细描述了北京人化石，他还很有远见地建议：给陆续发现的北京人头骨做石膏翻模。后世才得以在头骨遗失的情况下继续研究。

1949年9月，中断了12年的周口店发掘重新开始。1966年5月，遗址中发现了两块头骨断片，来自一位50多岁的北京猿人，与此前出土的断片拼合，成了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

几十年来，周口店附近陆续挖出了山顶洞人、田园洞人和另一种古人类，四个种群年代大不相同，基本上互无关系。

在周口店田园洞发现的人类下颌骨化石

1929年的那批“北京猿人”，直到今天仍在被研究。“猿人”暗示他们是猿和人之间的物种，但这是个过时的概念。北京人就是人，准确地说，是生活在30万到80万年前的一种“直立人”。根据近年的发现，北京人用火时会用石头搭成火塘。除了控制火，北京人还可能会制作复杂工具，会迁徙于不同的环境，比当年人类学家想象的“低智儿”要聪明得多。至于他们和现代人类（比如中国人）是否沾亲带故，还很难下结论。

2018年石器打制技术培训班

蹊跷丢失

“七七事变”爆发，龙骨山一带被战火波及，考古专家被迫撤走。中国地质研究所迁往重庆。而北京人的所有化石都留在了协和医院，由美国人保护。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重庆方面担心化石落入敌手，建议协和医院可考虑将化石运去美国。但交换意见颇为费时。直到魏敦瑞因局势紧张而离开中国时，也没带走化石。

1941年11月20日左右的某一天，协和医院开始将化石秘密装箱。新生代研究室的标本工人胡承志，将北京人（包括山顶洞人）的五个头盖骨、头骨碎片十五块、下颌骨十四块、锁骨、腕骨、腿骨、臂骨一百四十七块，全部用擦显微镜头的细棉纸包好。再层层裹上药棉、纱布，装入有瓦楞纸的小箱，再放入两只填充木丝的白木板钉成的大木箱。写上一、二标号后，送到了地下室。最后秘密运到美国大使馆。

12月5日早晨，两只木箱作为一个美军军医的私人行李，装入军用箱，搭乘美军的火车。由几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护送去秦皇岛，准备坐轮船运往美国。车到秦皇岛，行李卸下，堆放在兵站的平房里里。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占领了秦皇岛的美国兵营，并把所有美军押送天津战俘营。那两个木箱从此下落不明。

后来日本人闯入协和，发现化石被运走，随即开始追查。1944年5月，裴文中还被逮捕审问化石下落。后人据此认为，日本人直到此时仍未找到化石。

战后，尽管中国一再寻找，终归失败。化石的去向有种种猜疑。一种说法是，那位美国军医在天津战俘营等到了从秦皇岛发来的箱子。但他没有打开检查就分散到各处保存。箱子最后埋在了天津和北京。不过，相关的发掘一无所获。

还有一种说法是，1945年，日本船“阿波丸”搭载了一批在伪满等地掠夺的宝贝，在福建沿海被美军潜艇击沉，化石就在其中。1980年中国打捞了“阿波丸”，东西不少，但没有发现化石。

除此以外，声称或被声称曾拥有化石的，包括东京帝国大学、某日军老兵、某美军家属……关于化石下落的猜测，有几十种。

谜一样的“北京人”，或许永别了。

编辑：周辰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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