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庚。刘早年与柳宗元同榜荣登进士，成莫逆之交，人称“刘柳”；白早年与元稹同应吏部考试，同时登科，亦为酬咏终生的知己，有“元白”之称。后柳宗元卒于柳州，元稹亡于武昌，刘、白相逢扬州，同返朝廷，遂成诗友，人称“刘白”。新、旧《唐书》也都有刘、白晚年齐名，时号“刘白”的记载。

据清人赵翼《瓯北诗话》载，白居易今存诗4820首，为唐代诗人数量之冠；刘禹锡今存诗800余首，亦为唐代数量较多者。白之诗歌创作高峰约从34岁至44岁，《长恨歌》《琵琶行》《新乐府》等均作于这一时期；刘则较晚，约从51岁任夔州刺史至62岁任苏州刺史止，《竹枝词》《蜀先主庙》《松滋渡望峡中》《金陵五题》等传世名篇均作于此间。

清人焦循曾说：“论唐人诗以七律、五律为先，七古、七绝次之，诗之境至是尽矣！”我们不妨以此顺序一一检视，比较二人的诗歌成就。

七律自唐始兴，曾被视为最难写的一种诗体。初唐首推沈佺期、宋之问，盛唐当推王维、杜甫，晚唐则数李商隐与杜牧，唯独中唐，争议最多。王士祯首推刘长卿，王夫之则推杨巨源。毛奇龄以为白居易七律虽不如七古，“然犹领袖元和、长庆间”。沈德潜又推出刘禹锡，论七律时说“大历后诗，梦得高于文房，与白傅唱和，故称刘、白。实刘以风格胜，白以近情胜，各自成家，不相肖也。”后来管世铭抬出柳宗元，以为“子厚骨耸，梦得气雄，元和之二豪也”。明末卢世?也认为柳“七言律可与随州上下”。后经反复争论和比较，终以刘长卿、刘禹锡、白居易得分为高，三人遂为中唐七律最高代表。今观刘、白七律，刘存181首，白存597首。刘以刚健为主，其《西塞山怀古》以雄浑壮阔被何焯认为“气势笔力匹敌《黄鹤楼》，千载绝作也”。《松滋渡望峡中》《始闻秋风》诸律亦多以苍凉悲壮胜出；白以柔美为主，《钱塘湖春行》《西湖留别》《中秋月》诸律或以秀丽风光，或以动人情感取胜。“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诸句，至今流传。故二人七律风格不同，然实力相当，洵是对手。

唐代五律至王孟李杜，已至绝境，后人难以企及。就刘、白二家言，刘存五律180多首，白有410多首。刘入选率最高的五律名篇为《蜀先主庙》与《金陵怀古》。宋刘克庄以为这些诗“皆雄浑老苍，沉着痛快，小家数不能及也”。纪昀也以为前者“句句精拔”，后篇“运法最密”。何焯甚至认为“此等诗何必老杜？才识俱空千古”。白虽以五律成名，其入选率最高的五律名篇为《赋得古原草送别》与《宴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千古流传，但就此四篇而两两相照，自然刘胜于白。胡寿芝说刘“五律极精深”，主要也是指这类作品。

七古发端于汉，至唐而造极。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五十篇《新乐府》等，在七古中再创奇迹，与韩愈各领风骚，均成“诗至元和体变新”的杰出代表。刘禹锡尽管也写有《平蔡州》《泰娘歌》《武昌老人说笛歌》等七古名篇，但与白之成就终难相比，逊色不少。

七绝形成于南北朝而兴盛于唐，也是唐代入乐最多的一种诗体。刘禹锡今存七绝155首，白居易今存七绝668首。刘之七绝风格多样，《秋词》诸绝刚健爽朗，《与歌者何戡》诸绝感慨多情，《竹枝词》清新明快，《乌衣巷》怀古诸绝沉寂可味。白之七绝题材广泛，风格亦多，然终以语浅情深、柔美之作居多，如《暮江吟》《邯郸至夜思亲》诸绝皆是。二人之前的盛唐，以王昌龄、李白的七绝成就为最高，沈德潜却说：“七言绝句，中唐以李庶子、刘宾客为最，音节神韵，可追逐龙标、供奉。”又推刘《石头城》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后管世铭推刘《与歌者何戡》为唐人七绝压卷之作，荣耀至此，白自然不及。难怪王士祯对唐七绝只推六大家：盛唐的李白、王昌龄，中唐的李益、刘禹锡，晚唐的杜牧、李商隐。

白的成名较刘为早，而刘在“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艰难环境磨砺下，诗格愈见老成，晚年尤为精彩隽永，名篇叠出，有后来居上之势。刘白唱和，无论是“扬州初逢”“咏老见示”，或是《和乐天春词》，刘之所作往往更胜白之原唱，故白在《刘白唱和集解》中钦佩道：“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梦得梦得，文之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白每诵刘“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诸句，便以为“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这是谦词，也是实情。连刘禹锡自己也不无得意：“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要而言之，“刘白”诗风不同。刘以遒劲含蓄为主，白以柔美近情为主；刘能收敛而精炼；白长于铺叙，有时未免失之于放。对此，陈寅恪曾有过一段非常精辟的高论，他说：“乐天年已六十。其二十年前所欲改进其诗之辞繁言激之病者，并世诗人，莫如从梦得求之。乐天之所以倾倒梦得至是者，实职是之故。盖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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