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在人们每时每刻所面临的社会场合中扮演什么角色？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的《为什么？》是他五十多部著作中最为通俗轻快的一部，“关系”“互动”“故事”是贯穿全书的关键词。他说：“如果看完它的读者对自己和别人就‘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了更透彻的认识，至少是不一样的认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查尔斯·蒂利（1929—2008）

人们为什么对自己做过的事、别人对他们做过的事或世上发生的事给出他们所给的理由？你对这个问题有过困惑吗？我有过，于是写了这本书。我主要出于两个考虑。

首先，我关注媒体、学生和社会科学界同行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解释已久，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困惑：他们为什么几乎无一例外地侧重于少数关键行动者的决策制定过程，而忽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增量效应以及社会互动的持续、微妙的协商过程。个人经历和对社会过程的专业研究都使我相信，人们很少分毫不差地实现他们自觉设定的目标，事情的进展经常出乎他们的预想。那么，人们对社会过程的描述和解释为什么几乎总是强调有意而为之呢？

其次，在我看来，大多数社会过程都类似于一场针锋相对的对话，而不是独白或象棋大师对棋局方案的构想，但很少有人接受我这一哀怨的主张。原因可能在于我的分析对象过于宏大。也可能我没有对如何使人理解和接受某种描述或解释做出周全的考虑。不管明智与否，我决定以一本书来接受这双重挑战。现在它要接受你的检验了。

理由的给定是一种社会活动，从而不同的社会情境需要不同的有效理由，这并不是我的发现。在本书中，我明确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修辞学思想。如果这是一部学术专著的话，我肯定会将自己的论点追溯至约翰·杜威和乔治·赫伯特·米德的美国实用主义。在这一谱系中，著名评论家暨哲学家肯尼思·伯克坚持认为，形容动因的词语描述的实则为场合，而非内在状态。颇为无厘头的是，伯克甚至表示，这一主张同样适用于狗的身上：“一只光鲜的乡村梗犬具有迥异于肥胖的、娇惯的、暴食的城市贵宾犬的动因词汇表（vocabulary of motives)，后者的冒险活动仅限于糖果和硬路面上的散步。”在不同的场合中，不同种类的狗表现出不一样的理由。

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对伯克所说的“动因词汇表”进行了讨论，阐明了它的社会性，并明确指出杜威对自己的影响。以一种比他对美国生活方式和国家政策的言辞激烈、影响深远的批判生硬得多的语气，米尔斯指出：

在这段佶屈聱牙的话中（以及同文后一部分），米尔斯基本上将对动因的承认与归因等同于理由的给定。他几乎是在说，这种承认和归因永远具有正当化、理性化和修补的社会职能。

不管是公职人员、紧急救援人员还是社区学院学生，人们给自己或他人找理由，并不是出于对真相或自圆其说的某种普遍渴求。他们给出的理由常常是肤浅的、矛盾的、虚伪的，或——至少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牵强的。不管给定理由的同时在做什么其他事情，人们显然是在协商自己的社会生活。他们在讲述自己和理由倾听者之间的关系。给予者和接收者在确认、协商或修复他们之间的适当关系。

人们通常给定的理由可以划分为四个互有重叠的类别。

这四种给定理由的方式均有其独特之处。依据给予者和接收者之间不同的社会关系，每种方式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除了其他后果，每种方式都会影响到这些社会关系，或确认某种现有的关系，或修复这一关系，或宣告某种新的关系，或否认某种关系的存在。但这四种理由的给定在形式和内容上具有显著的差异。每种理由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职能。

惯例并不需要提供充分的因果解释。如果我详细解释自己为什么将咖啡溅到你的报纸上——我昨晚如何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工作有多么令自己烦心，最近双手如何难以控制地颤抖——你很可能早就不耐烦了。“哎呀，我真是笨手笨脚！”可能已足够，尤其是如果我提出给你买一份新报纸的话。（“对不起，我被地毯绊了一下”也应该没问题。）不同社会环境下的惯例差异颇大；例如，同样的渎职、差错或好运，令一个人在公交车上的邻座满意的理由一般都难以安抚这个人的配偶。惯例宣告、确认、修复或否认社会关系。所以，依据社会关系的不同，惯例之间差别甚大。

然而，特殊事件和陌生现象要求不同的理由；它们要求讲故事。对于惨遭滑铁卢、大获全胜、颜面尽失、面临共同的悲剧或者在夜间听到怪异声响的人来说，一句“碰巧而已”是不够的。他们也试图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社会关系来给定理由，但理由在此时意义特殊。重大的人生转变，如结婚、离异或父母过世，同样要求比惯例更为复杂的原因。一般说来，除了解释，特殊事件的理由至少含有一丝辩解或谴责成分：公司给我发的奖金比你多，因为我工作更努力，卖了更多台电脑。给予者和接收者之间对关系的质量、强度、持久性与得体性的暗含诉求，远甚于与惯例有关的诉求。

故事对于社会生活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它们重构并简化了社会过程，使这些过程得以被人道出来；对于既定事实，X对Z做了Y，这勾画出了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图景。其次，它们具有强烈的责任认定与归结含义，从而撒下了道德评判的种子：功劳是我的，过错是他的，他们对我们不仁。第二个特点使得故事在厘清事实后的评估中殊为重要，并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何要改变自己不光彩行为的故事情节。再次，故事属于近距离关系，因此在不同关系之间相差很大；美式足球赛输了，电视记者讲述的故事和球员之间的说辞大有不同。

不仅如此，故事还精简了因果关联。典型的故事只有少数几个行动者，这些行动者的脾性与行动引发了有限时空中的一切。行动者有时包括超自然的神灵与神秘力量——例如，这些力量在巫术中被用来解释不幸遭遇——但行动者的脾性与行动解释了既定事实。从而，故事不可避免地淡化或忽略了差错、意外后果、间接效应、增量效应、协同效应、反馈效应和环境效应在因果链中的角色。它们符合讲故事的通行模式。事实上，911袭击刚发生时，大多数理由的给定都采取了故事形式。

与故事不同，准则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只要它们遵循现有的规则。（当我在美国海军服役时，我是一个听令于规则的主记长，经验丰富的三级军士长爱德华·麦克格罗蒂是带我的师傅。他常开玩笑说：“这没有理由：就这么规定的！”）宗教条规、法律条文以及高规格的荣誉评定充斥了理由，但这些理由描述的是发生的事情如何遵从于相应的准则，而非究竟是何原因造成了相应的后果。法官、牧师与评奖委员会这种第三方，尤其注重依据准则来给定理由。当我和路易丝·蒂利打算复印一些重要而繁杂的19世纪米兰家户资料时，我们与米兰市档案馆馆长钱帕会计师提出的准则有过一段颇具启发性的遭遇。会计师一开始对我们不理不睬，坚持说只有市长才有资格授权外来人士使用这些资料。当我们四处求人，最终拿到了市长的授权信时，我问会计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照相。这个小个子男人大步流星地走到窗户旁，取出一本体积庞大的市政档案规章，翻到其中一段，宣称“档案馆以外的任何人不得对档案内容拍照”，然后将一只手放到这本厚书上，举起另一只手，宣布：“我必须依法办事。”我们最后不得不心有不甘地抄录下全部资料。

甚至连准则的受害者也常常接受它们的裁决。20世纪80年代中期，戴维·帕特森在电子行业的萎缩中大伤元气。在80年代前几年的高峰期，他的公司将他从加州分公司的管理职位提拔至纽约都会区的部门领导。包括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内，他全家都搬迁至一处富庶的纽约郊区。这次搬家对两个孩子的成长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在80年代中叶的萧条期，公司关闭了他的部门，解雇了他，并给了他四个星期的遣散费。他无法找到另一份管理职位。尽管如此，对于自己的困境，他给了凯瑟琳·纽曼一个准则式理由：

当然，我们所有人都曾咒骂过愚蠢的政策。但对于身在江湖的人来说，准则或多或少是绕不过去的，有的准则甚至具有神圣性。

最后，具有不同内部结构和内容的专业表述千差万别，但它们都宣称建立起了可靠的因果关联。在回忆自己徒劳地踢世贸中心76层防火门的时候，格里·加埃塔对自己一开始讲述的恐怖分子先见之明的故事加以补充，增添了基于自己建筑专长的因果解释。在构建因果关系时，结构工程师侧重于机械原理，医生侧重于生物体动力学，经济学家侧重于市场过程。尽管工程师、医生和经济学家有时会在遭受批评时使出浑身解数，证明和展现自己的专长，力图表明自己的结论是基于通行的专业程序，总的说来，他们的理由给定以推定的因与果为核心。整个行业与相关专业技能组织都是他们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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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于思考的读者应该警惕一个容易上钩的错误假设：通俗的理由兜售的是劣质、无知、过度简化的准则和专业表述；从而，真正好谋善断的人从不需要惯例或故事。我们这些阅历较深的人容易犯下这种错误，因为我们经常要将自己的准则或专业表述转换为非专业人士可以理解的语言。罗素·哈丁做出了一个必要的区分：一个“万事通”所掌握的知识——例如相对论知识——与操心柴米油盐者的日常知识是不一样的。他倡导对基于街头认识论（street-level epistemology）的知识进行经济学解读：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用到实践知识。实践知识不仅来自个人体验，还来自于生活中的社会情境。实践知识既可能遵从适当性逻辑（程式），也可能采用可信的解释（因果表述）。不同的社会情境具有不同的适当性与可信性。

因此，给予者与接收者的不同组合为相同事件提供了不同类型的理由。

当然，理由的给定也可能介于几种类型之间。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一种类型有时会转化为另一种类型。对于宗教团体来说，“这是神的旨意”介于惯例与故事之间，其解释力可大可小，取决于对话者对神介入俗世的信念。棒球迷的谈话在惯例、故事、准则与专业表述中疯狂转换，让其他体育项目的爱好者或不爱体育的人对它从缜密的因果推理向简单口号的跳跃困惑不已。职业人士和教师经常在专业表述与故事中转换，他们会察言观色，了解听者能否听得懂常用的专业解释。长期患病者和疑病症患者成为自己病患的专家，他们和医生的谈话也变为关于诊断、预后和治疗的半专业讨论。在修理汽车时，对机械术语一无所知的车主将冒着受骗或被无视的风险。

反过来，专业表述和准则的专业人士往往倾注大量心血，或将惯例和故事转换为他们自己的专业语言，或帮助别人进行这种转换。辩护律师试图将惯例式语言转换为准则。在医生看诊或宗教教义问答中，我们也不难看到普通对话向专业表述的转换。但这四种类型——惯例、故事、准则、专业表述囊括了常见的理由给定形式，且不难相互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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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的给定不乏广泛且充足的证据，却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深入分析，以得出明确的、一般性的答案。但一个看似唐突的类比有助于理解不同的理由给定和接收。在面临各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时，人们如何应对？后果如何？这其实和理由的给定有相通之处。处于不平等社会关系中的人可能会觉察、确认、强化或挑战这些关系，但他们同时也采取了相应的沟通模式，这些模式为他们的选择发出了信号。事实上，令人信服地给定理由的能力通常来自一个掌握权力的职位。在极端情况下，例如高层官员与行业组织，当权者的理由给定有其势力范围。不管理由给定过程中发生什么，给予者和接收者都对他们之间平等或不平等关系的定义进行协商。

我的观点有一个推论：既然大多数人都处于诸多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大多数人的脑子里就暗含了复杂的惯例体系，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采用不同的惯例；“我该走了”可以得体地结束向你问路的陌生人的侃侃而谈，却不适用于你多年未见的老友。

故事有别于惯例。它们依赖于（至少宣告了）一个共享信念的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准则一般要求将相关个人与标准化身份——例如，起诉人、辩护律师、法官、陪审员、被告和原告——以及这些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仔细的匹配。专业表述假定听者对理由给定者的才干深信不疑。这也是为什么各行各业的专家乐此不疲地展示其权威标记：头衔、证书、白大褂、专业工具、气派的办公桌。

在职业生涯中，医生会采用不同种类的理由：例行问题－惯例；遵循医院规章－准则；会诊疑难杂症－专业表述；面对缺乏医学知识、无法理解相关专业表述的患者－故事。当然，医生之间会相互讲述自己遇到的怪病人的故事。但在某些行当，几乎所有成人都在不同的理由中进行同样的转换。一位纽约的出租车司机可以在晚间服务多收你钱时给出准则，对舍近路走远路给出专业表述，对广播里的音乐给出故事，或对未能遵循你所指定的路线给出惯例式理由。相比医生，我们大多数人更有信心挑战出租车司机所给定的理由。但不管如何，我们都在对自己和对方之间关系的定义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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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阐明我的主张，下面的章节将逐一讨论不同种类的理由。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本书为理由寻找理由。第二章至第五章依次讨论惯例、故事、准则与专业表述。第六章对包括社会科学家在内的专业人士提出建议，探讨他们如何使自己的理由给定被人理解，尤其对于不熟悉专业问题的公众而言。

作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从业者，我对历史分析与社会科学分析的关注难免多于其他思潮。但我希望，即便对于历史与社会科学的解释力心存疑虑的读者，这本书也能帮他们厘清一个问题：当人们在各自的天地中给定、接收和协商理由时，后果将会如何？这正是这本书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