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二年（1079），由于乌台诗案的缘故，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经过了短暂的不适应，苏轼很快接受被放逐的生活，“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描述的就是作者此时安于现状的心境。对于后半句诗，清代著名的州县幕友、州县官员汪辉祖表示难以接受：如果说过去的人生或理想如同一场虚无缥缈的春梦，梦醒了也就跟着忘了，那么人生的意义又该向何处寻找？为了拒绝遗忘，他宁愿选择相信春梦可以留痕，“余不敢视事如梦，故不免于痕。虽然梦虚也，痕实也。实则诚，诚则毋自欺。硁硁之守，实即在此”，这也是他将个人年谱命名为《病榻梦痕录》的由来。

表面上看，汪辉祖纠缠于“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提法与一起私人恩怨有关。结束了漫长的幕友生涯之后，汪辉祖先后担任过湖南宁远知县、署理道州知州等低级官职，而满洲镶蓝旗人恩长是他的上司。结合各方面的记载来看，恩长在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八年（1786—1793）担任湖南按察使，在此期间还曾多次短暂署理过湖南布政使。这种职务上的变动导致恩长对待错案的态度前后不一致。

乾隆五十四年（1789），汪辉祖审理过刘开扬、成大鹏争夺坟山的案件。事后查出，汪辉祖的判决与当时的法律规定存在出入，理应受到处分。时任署理湖南布政使的恩长出面求情，理由是汪辉祖过去审理了很多上级官员转交的委审案件，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所以只要改正判决即可，没有必要追加处分。

乾隆五十五年（1790），汪辉祖审理上级官员转交的桂阳县何刘氏命案。据汪辉祖描述，这起案件存在诸多疑点，需要从其他地区征调经验丰富的仵作；再加上勘验其他案件现场的过程中，汪辉祖跌伤左脚、无法行走，结果导致何刘氏命案超出了二个月的法定期限。时任湖南按察使的恩长却怀疑其中存在私下交易。理由是原先审理此案的桂阳知县陈玉垣是浙江海盐人，而汪辉祖是浙江萧山人，两人算是同乡；汪辉祖跌伤左脚很可能是想拖延审理时间，以便为同乡赢得转圜的机会。他为此上奏弹劾汪辉祖，主张将后者发配新疆充军。后来经过私下调解，汪辉祖以承认“畏难迁延”为代价，换取革去职务的较轻处分。

由此来看，汪辉祖难以接受“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提法，可以部分理解为他无法接受恩长反复无常的做事风格。

图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不过有证据显示，还应该存在第二种解释思路。在《学治臆说》等著作中，汪辉祖对于乾隆朝州县幕友的职业伦理提出严厉批评：

“幕道难言矣。往余年二十二三，初习幕学，其时司刑名钱谷者，俨然以宾师自处。自晓至暮，常据几案治文书，无博弈之娱，无应酬之费。遇公事，援引律义，反复辩论；间遇上官驳饬，亦能自申其说。为之主者敬事惟命，礼貌衰、论议忤，辄辞去。偶有一二不自重之人，群焉指目而讪笑之，未有唯阿从事者。至余年三十七八时犹然，已而稍稍委蛇；又数年，以守正为迂阔矣。江河日下，砥柱为难，甚至苞苴关说，狼狈党援，端方之操，什无二三。”（刘俊文主编：《官箴书集成》第五册，黄山书社1997年版，269页）

概括起来，在业余时间的分配方面，同时期的州县幕友倾向于开展社交活动，而汪辉祖倾向于提升自身法律素养。遗憾的是，汪辉祖并未提供州县幕友开展社交活动的原因，当然这很可能是种故意行为。通过雍正朝朱批奏折可知，针对州县官员的断案工作，地方督抚以整顿吏治为理由陆续采取了很多严厉的监管措施。通过《朱批谕旨》等渠道的传播，这些监管措施上升为“典型案例”，并且不断被乾隆朝省级官员效仿。面对这种情况，提前掌握省级官员的内幕消息也就成为州县官员亟需解决的问题。根据哈恩忠选编的乾隆朝整饬幕友档案可知，乾隆朝恰好存在私下分享省级官员内幕消息的“坐省幕宾”。例如乾隆元年（1736），兵部右侍郎吴应棻在奏折中提及：“近来更有一种坐省幕宾，在一二上司衙门者为之主持，呼朋引类，散布郡县，线索相通。”从名称上看，坐省幕宾指的是受到（督抚藩臬等）省级官员聘用以及信任的省级幕友。由于掌握较为丰富的治理技术、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坐省幕宾也就成为传授幕学知识、推荐幕友工作的理想人选。乾隆十二年（1747），广西道监察御史黄登贤在奏折中提到：需要求职的幕友首先会前往省城，然后利用亲戚、师友、同乡等关系结识省级幕友，并由后者（或后者的幕主）帮忙推荐工作。

根据陈天锡在《清代幕宾中刑名钱谷与本人业此经过》中的回忆，类似做法在清末依然延续：“学幕必先从州县着手；有成，然后学于宪幕（指监司以上即督抚司道）。大抵学幕，必刑钱兼习。既有所得，再入于臬司学刑名，或入藩司学钱谷，历一二年出而应聘，即可谓之全知，易于脱颖而出。其只入臬司或只入藩司者，亦多有之。若仅学于州县，未登于监司；或仅学于监司，未历于州县，虽历年久亦可问世，但终未窥其全，逊于州县监司之并学者；其仅学于监司，又逊仅学于州县者。”（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辑，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48页）作为印证，浙江绍兴籍文学家刘大白也有类似回忆：“绍兴师爷还常出去游学，就是在作幕几年之后到各地上级衙署访问，寻求更多的例案，以为深造。”（郑天挺：《清代的幕府》，《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反过来说，通过传授幕学知识、推荐幕友工作，坐省幕宾可以构建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幕友共同体。受到就业市场容量的限制，幕友的工作地点势必比较分散，而积极开展社交活动显然有助于克服空间距离造成的交流障碍。乾隆七年（1742），云南道监察御史邹一桂在奏折中有过类似表述：“且与其同作幕之人结为兄弟，声势援引。近则杯酒相聚，远则书信相通。”

从理论上讲，为了应对省级官员采取的监管措施，州县幕友可以采取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开展各种社交活动，提前掌握省级官员的内幕消息；另一种是切实提高自身的法律素养，确保判决结果经得起各级官员的复核。前种解决方案的执行难度相对较低，后种解决方案的执行难度相对较高。为了推广自己推崇的解决方案，汪辉祖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修辞技巧转移潜在读者的注意力。对于缺乏制度性背景知识的读者来说，他们在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地从幕友职业伦理（而非执行难度）的角度进行判断。在这种语境中，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所谓小人、君子的不同选择，前种解决方案由此会被贬低为“惟上是从”，后种解决方案由此会被美化为“坚守原则”。 就此而言，汪辉祖非常善于语言包装，是当之无愧的“营销专家”。

回过头来看，在长达32年的刑幕生涯（扣除2年的学幕时间）中，汪辉祖先后跳槽22次，共计更换16位幕主。如此频繁的跳槽，一方面说明后种解决方案存在较高的执行难度，另一方面说明汪辉祖对之的坚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其他的州县官员相比，从政后的汪辉祖做事风格颇为特立独行：“臬司留委勘狱，凡委审者皆先探臬司恉，然后提犯讯供。余惧有先入之言，不敢请示；犯供未定则告病假，或一日或二日，得有确供方禀见。往往不惬臬司意、而案无游移，卒邀俯允。”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汪辉祖总是以生病、受伤作为拒绝提前与上级官员沟通（或者对抗上级官员权威）的借口，那么恩长也就有理由怀疑汪辉祖、陈玉垣存在私下交易，毕竟理论上很难排除这种可能性。

为鼓励坚守后种解决方案的州县官员或者州县幕友，汪辉祖特意引入了“历经试炼”的道教理念。不过与汪辉祖的碎片化表述相比，同时期的袁守定在《图民录》中的表述更加完整、凝练：“人必历练而后明于治理。历练逾久，则治理逾明。若者可行，若者不可行，早灼见于事先矣。魏文侯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逾明’，此历练之说也。”（《官箴书集成》第五册，235页）

除此之外，汪辉祖还引入了“因果报应”的理念。从世俗的角度看，选择后种解决方案可能会让当事人受到处分或者失去工作；然而从佛教的角度看，选择后种解决方案却有可能给当事人（或当事人的子嗣）带来无法提前预知的福报：“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然岁修所入，实分官俸，亦在官之禄也。食人之食，而谋之不忠，天岂有以福之。”（同上，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