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殿传金榜，君恩赐状头”。科举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的制度，而状元更是科举考试的魁首。状元卷多藏于内阁，或有为家族后人取出藏于家中视为家宝而流传于世。状元卷现世不多，中国大陆较为有名的是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赵秉忠的殿试卷，藏于青州博物馆；而华东师范大学所藏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陆肯堂殿试状元卷则填补了现阶段中国大陆清代状元卷现世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教育价值。状元卷中蕴含着深刻的治国理想和报国之志，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我们从陆肯堂的状元卷中可以管窥“文以养正，德治天下”的文化传承。

康熙二十四年殿试策题三问，关乎“吏治如何做到大法小廉”、“观天人理数如何为帝王圣贤之事业提供启发”、以及“开海禁是否能实裨民生”。三道题关乎治国之策、帝王之道、民生之实。钱穆曾说：“科举对人才的选拔，以德行和学识为依据”。然德行和学识服务于国家之需要，乃科举人才选拔的终旨要意。

陆肯堂的答卷94行，共1863字，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对于第一题，陆肯堂提出“法莫若宽向之所以考成而严之课行”（考核不宜过于严苛而工作执行应该严格）、 “常行廷臣公举之法，使廉吏之上达不必尽由督抚之荐剡”（地方官的提拔由廷臣公举而不必都由督抚举荐）。《礼记》中云，“教不时则伤世……事不节则无功。”即为政治理当如春风化雨，不可过度。陆肯堂的观点正体现了儒家“为政以德”、“礼贤下士”的治国思想。

第二题的思想出于《易》。陆肯堂在回答中提到，“孔子曰：‘《易》有太极。’太极者，先天礼数之源也。”因此，他认为“惟我皇上洞观太极之精微，表建皇极之主宰，阐明河图洛书之异数而同符，省察格物观物之殊功而一致，此以帝王见天地之心，而非仅理数之源流已也。” 这一观点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的哲学思想。《易》有云，“立天道曰阴阳，立地道曰柔刚，立人道曰仁义。”由此，陆肯堂建言圣上通过观天地之道以启仁德之治。

陆肯堂对第三问持肯定态度并提出“柔远裕民”的思想。陆肯堂遂认为，“（开海禁）非仅以阜国用，实所以壮声灵也;非仅以阜民财，实所以固屏藩也”，并提出了具体之道：“善其防卫以示招徕，重其诚信以杜边衅”。可见，陆肯堂在倡导通商的同时提出了“防卫”之措和“重诚信”之道。他的观点并不止步于在此，更是站在更高的立场上提出了“四海一家”的全球化观点：“合万国之财以利万国之用，岂非天子四海一家之象乎!”站在这样的思想高度上让泱泱大国名声远播，实现“海隅日出之邦，莫不引领而望曰:‘盖闻中国有圣人焉。’” 由此，体现出以陆肯堂为代表的的中国士人的“仁商”观念：非仅图利而立名声；非利一家而利万家。

华东师范大学周保明老师评价陆氏答卷，“指事陈理多切实正当之论”，是“以文章结主知”的代表。陆氏答卷，康熙皇帝御批曰：陆肯堂“首场格局醇正，二场工稳，三场议论好。”陆氏及第之后深受重用，朝廷大作，多出其手。陆肯堂不仅才学渊博，更是德行昭昭。其墓表 “天性孝友，笃于仁义。”陆氏德行与家学传承不无关系，陆家厚德载物，陆肯堂次子陆赐书中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丙戌科二甲二十二名进士，陆氏后人陆润庠，也于同治十三年（1874）中状元。由此，陆肯堂殿试卷上徐琪提拔“流光积厚德泽垂，二百年来两大魁”。而陆赐书的殿试卷亦存于华东师范大学，作为陆家家学醇厚，经邦治世的见证。

陆肯堂的状元及第及陆家的家学传承，体现了德行修养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选拔与人才任用考察上的重要性。而“德治”构成了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核心。在陆肯堂金榜题名后的朝考（清代新科进士取得出身后，由礼部以名册送翰林院，并奏请皇帝，再试于保和殿，称为朝考）中，朝考卷试题“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圣人的教化不用威严而能成功）。陆肯堂在答卷中提出了兴办学校等教化百姓的手段，“是圣人之不肃，正其深于肃者乎？”这份答卷使得朝廷授官陆肯堂翰林院修撰。唐镜在其著作《德治中国：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论纲》中提到，中国古代德治思想自西周时 “敬德保民、明德修身、制礼作乐” 的德礼政治正式起步，以孔子“仁道”、孟子“王道”、荀子“礼制”思想理论为基础，走向“正君、官人、安人”的治国本质，追求“天人和谐”的价值目标。而陆肯堂能高中状元，与其答卷中的“德治”思想不无关系。《起居注》载：“朕俱阅讫，所拟不差，殿试虽文字兼取，朕意以文为重……御笔批定后拆卷，第一甲第一名陆肯堂。”因此，华东师范大学此次陆氏状元卷首展的单元主题定为“文以养正”，与所藏明清识字课本一起展示，讲述“文以养正，德治天下”的故事。

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形成了“以德为先”的文士群体及其文化意识形态。艾尔曼（Benjamin Elman）在其著作《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中指出，科举考试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那些精英所修习的人文主义极为类似，很适合为王朝选拔精英和官僚。复旦大学葛兆光教授认为，“尽管日本和中国一样深受儒家思想、律令制度的影响，因为没有科举，日本便没有形成文士群体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科举成为了一种传递社会价值观的文化纽带，由此强化了中国士人的“德行自修，以德报国”的精忠之志。因此，此次对陆氏状元卷的展览暗线即“爱国，报国，强国”的治国理想的体现，由先人的报国之志到今天大学精英在各个领域对国家的贡献。通过古今对比展示，展现“爱国理想”到“报国之实”的文化脉络。

浙江大学刘海峰教授指出，科举制在中国的产生与学优则仕理论、贤能治国理论、公平考试理念三个方面的思想文化基础密切相关，科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从现今“亮相”的陆氏状元卷来看，科举也是对中国古代文人“文以养正”思想的弘扬，中国“德治天下”治国理念的宣传。正如陆肯堂在卷中写道，“天德王道兼而有之，则明良自矢其一心，球贝永集於万国矣。”值此建党一百周年之际，状元卷在大学校园展示，让我们再观先人遗志，以激发当代有志青年的精忠报国之志。（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博物馆）

状元卷全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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