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礼鸿（云从，1916—1995），浙江嘉兴人，1934年由秀州中学保送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后改名之江大学），亲炙于徐昂（益修）、钟泰（钟山）、夏承焘（瞿禅）诸先生。1939年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并留任国文系助教。其毕业论文《〈荀注订补〉补》，乃补苴恩师钟泰《荀注订补》之作，马叙伦（夷初）撰有评语：“订正错简、句读处具见读书之细，释义亦有独到处。”当年夏天，已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执鞭的钟泰就函招爱徒赴湘任其助教。

193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创建一所独立的国立师范学院，初址设在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以上海光华大学副校长廖世承（茂如）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后任师院院长。廖氏敦聘钱基博（子泉）、钟泰、孟宪承（伯洪）等多名宿学鸿儒莅临任教，同时也延揽了一批青年俊彦充实阵容，其中就有钱氏之子钱锺书（默存）和门生徐承谟（燕谋）、吴亚森（忠匡）等。钱锺书本来已任教于母校清华大学（时并入西南联大），此时迫于父命来湘侍奉，心中颇怀郁郁，还平地起了不少波澜，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的实情》《我们仨》等作品中已有记述，可参看。

蒋礼鸿《怀任斋诗词》卷二收入蓝田所撰诗词，不乏记载和其他青年教师们（即今日俗称“青椒”）交游来往之作，如《与中匡寻梅山中不遇》：“欹危踏尽却空回，疏萼寒要未肯开。此手要须披莽棘，不须专为折花来。”蒋夫人盛静霞（弢青）注释：“吴忠匡，上海人。与云从在蓝田同事，交往甚欢。”又有《以〈白雨斋词话〉》赠中匡题此》：“拓宇分明自六诗，屈骚宋赋说馀支。吴郎自有灵珠在，不羡金朝乐府辞。”盛注：“《词话》称吴彦高为‘吴郎’。云从也称中匡为‘吴郎’，意为当今吴郎天赋甚高，更不用羡慕金朝吴郎的乐府了。”

除了吴忠匡，蒋礼鸿诗中也涉及其他青年教师，如《进退格依杨诚斋韵》：“吴郎钱子二徐翁，炉焰青来不论功。夷敌百城无剩壁，杀人一寸有奇锋。高谈孰与庞公略，匡坐真惭原宪穷？犹有春秋董狐手，会须诗境记提封！”钱子即钱锺书，二徐翁指徐燕谋与徐仁甫，盛注：“此诗系记与几位同事高谈阔论，自抒怀抱。认为对时局应当口诛笔伐，要学春秋时董狐直笔，毫不隐瞒地揭露一切。”

在蓝田国立师院任教期间，蒋礼鸿勤于治学，撰有《湘西读字记》，还在《国师季刊》上发表了等多首诗词，又有《释任释鬼释克》《读韩非子小记》等论文问世，后来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的《商君书锥指》，也是在此着手草创，引荀卿“以锥餐壶，以指测河，不可以得之”语，“遂命以‘锥指’而厮之尔”。钱锺书《管锥编·序》亦逊谢“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可见二人在学术态度上的针芥之合、撝谦之德。

其时钱锺书在《国师季刊》上也多有诗篇刊出，且不乏与钟泰、马宗霍（承堃）等人酬唱赠答之作。从《槐聚诗存》选入的多首诗作来看，钱氏在蓝田虽伴老父于侧，但羁旅愁绪非常浓烈，处处显出漂泊孤寂、怀念家人之感。排遣情累、镇定心志的主要还是读书撰作，论文《中国诗与中国画》在《国师季刊》发表，散文《窗》《论快乐》《吃饭》《读伊索寓言》及《谈教训》亦写于此时，“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的煌煌巨著《谈艺录》，卷首云“比来湘西穷山中，悄焉寡侣，殊多暇日。兴会之来，辄写数则自遣，不复诠次”，序文说“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箧以随”，“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此外，以蓝田国立师院为“三闾大学”主要原型的小说《围城》，也已在构思酝酿中了。另又以文言撰《徐燕谋诗序》，文情并茂，雅洁高妙。

徐燕谋诗札

《怀任斋诗词》中附有一首钱锺书的《〈雪喻〉赠云从》：“资清以化莫如雪，索我赠言聊取裁。一片冰心偏作絮，六棱风骨却肥梅。高崖峻岸泯其迹，积玉堆银挟此财。食肉奚妨贞士相，还期容俗稍恢恢。”这首诗也收在《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2》（商务印书馆，2011）。蒋礼鸿有《钱默存赠诗，以雪为喻，落句云“食肉奚妨贞士相，还期容俗稍恢恢”，次韵奉答》：“颇闻市悦莫如热，独此凌兢少取裁。世事那知心是水，诗人漫许格同梅。倘将千尺驱蝗吻，懒说盈仓兆富财。与失不恭宁守隘，敢持谔谔配恢恢？”盛注：“钱锺书先生以《雪喻》赠云从，认为云从洁身自好，可比冰雪，但也不应过于狭隘，应当随和一些。云从答诗，感谢钱对他的赞许，但表示不能苟同他的意见。”其实蒋氏虽然傲岸不群，特立独行，但又一心学术，谦退淡泊，而钱锺书则目光如炬，有所规劝。

钱锺书1941年夏回到上海，开始“孤岛”生活。蒋礼鸿则因蓝田师院同事钱堃新（子厚）书信介绍，与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国文系助教盛静霞恋爱，翌年亦接获中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助教聘书，即向吴忠匡借得300元川资，离湘入蜀。1943年，蒋、盛订婚，次年吴忠匡寄来《贺蒋君云从定昏序》，小楷书写，端丽精美，雍容闲雅，落款钤有白文“吴忠匡印”，朱文“溇斋”，后者实由蒋礼鸿刻治。徐燕谋也寄以诗札，四首连贺。

吴忠匡贺蒋氏定婚序

抗战胜利后，蒋礼鸿随中大回迁南京，1947年偕妻任教复员后的之江大学，同年底长女出生，更添天伦之乐。他与蓝田师院旧友也保持联系，如有诗《余与弢青举债买书，燕谋有诗见调，答之》；在平日闲谈中亦有提及，如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1952年5月10日记载：“夕云从夫妇来谈，谓钱锺书所为小说《围城》，写其父子泉先生极顽固。云从谓锺书以小孩视其父。”杨绛《我们仨》中讲到一个故事恰可与之比照合观：钱基博“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他为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写文章，谈《孙子兵法》，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兵法，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他写好了文章，命吴忠匡挂号付邮。吴忠匡觉得‘老夫子’的文章会闯祸，急忙找‘小夫子’商量。锺书不敢诤谏，诤谏只会激起反作用。他和吴忠匡就把文章里臧否人物的都删掉，仅留下兵法部分。文章照登了。爹爹发现文章删节得所余无几，不大高兴，可是他以为是编辑删的，也就没什么说的。”

1959年钱锺书致蒋礼鸿书札，探讨蒋礼鸿新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

1959年3月，蒋礼鸿最重要的学术专著《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由中华书局出版行世，并寄赠钱锺书。钱氏读后有长篇回信，商榷攻错：

云从吾兄足下：

昨夕始获大著，匆匆卒业。太半皆真珠船也，倾倒何极！然亦有未敢苟同者。如奴字条，夫奴即第一人称侬字音之转，今苏州、吴江等处语尚可证。此一事也。妇人自谦，假奴婢之奴为称，正如男子自称仆，《老子》所谓“寡孤不榖而王公以为称”。此又一事也。二者可以如章贡之水交流、罗浮之山合体，然不得混而等之。故有“奴奴”、“小奴家”之称，而未闻“侬侬”、“小侬家”。盖谦称可以谦而益谦，人称则人称而已，不能增损其涵意也。又如鸟字条，单文孤证，原句语意含糊，似亦未足坐实“鸟灾”之“鸟”即“鸟人”之“鸟”。“鸟灾”与“豹尾”作对，似即指禽鸟，非诅骂语。足下“黄鸟是鸟，燕子也是鸟”云云，意颇未圆。倘有尊信大作、执而不化之徒，见《千字文》“鸟官人皇”，唐诗“忽闻啄木鸟，疑是打门僧”，而曰此反抗官僚也，此反对迷信也，则兄害人不浅矣。一笑。信然则吾人交谈不得言横遭人祸矣。以人而言人祸、人厄，并非自外于人类也。鸟字作《六书通》“了”字解，六朝及唐人著作中数见之，特此处尚须存疑耳。他如“儿夫”早见词曲，“贡高”原出释典，小小引证处，又不足为大作轻重，故亦不赘。率尔奉质，聊答虚怀。匆此，即颂

教安。

弟钱锺书上

十六日夜

附笺烦便致徐朔方君，感感。又及。另寄夏臞翁书一册，亦烦便告。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印行钱锺书的《宋诗选注》，蒋礼鸿亦曾寓目，后来在《“分茶”小记》《说博与精》《有关古代汉语学习的几个问题》等文中均对《宋诗选注》陆游《临安春雨初霁》“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之“分茶”的解释有所驳正，钱书以“分”为“鉴辨”，蒋文则引周密《武林旧事》、杨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等认为分茶乃一种泡茶的游艺。这种坦诚相待正是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精神所致，完全不必介意。如蒋礼鸿亦曾对业师夏承焘以岳飞《满江红》词为明人伪作说抱持异见，作《瞿禅师论词绝句版行，余得一册，有所献疑，书其后》诗、《说“贺兰山缺”》文加以质疑。而在给弟子《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作序时，又对其参考钱锺书《管锥编》论“落英”非“初开的花”表示赞赏。综观之，他们在学术上既能实事求是，虚己服善，又能博观约取，择善固执。

吴忠匡1954年起任教哈尔滨师范大学，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直到1979年甫得改正。这一年吴氏携女下东南探访亲友，也与蒋礼鸿把臂晤面，再续前缘。然后到北京看望钱锺书、杨绛。吴氏走后，蒋礼鸿挥泪写下《中匡携女见过，留二日而去》：“一枝借了更奚求？请看闲庭瓜蔓幽。绝域风尘君竟至，卅年琐碎话无头！从兹一去七千里，能得重来几许秋？挥手不须潸别泪，中郎有女此何忧？”

1986年，钱锺书作《〈徐燕谋诗草〉序》，第二年，徐燕谋辞世。1995年，蒋礼鸿魂归道山，吴忠匡以左手作唁函致盛静霞，称蒋氏“聪明精粹，积学所得，著书满家，为国内有数之名家之一。再加上好的品德，善良的心。诵其箸述，想见人德，先生千古矣”。1998年，钱锺书故去，吴忠匡亦发去唁电，称其“聪明精粹，博见强志，是本世纪最大的天才”。2002年，吴氏也离开人世，与星散的往日友人重聚天上。

1995年，蒋礼鸿魂归道山，吴忠匡以左手作唁函致盛静霞。

在蓝田，蒋礼鸿与国立师院的青年教师们相识相交，惺惺相惜，后又各奔前程，无问西东，君子之交淡如水，一直到20世纪终结，但他们的诗词、学术和才情，并未随风而逝，而将永留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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