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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1月至次年7月，“七君子”身陷囹圄逾半年，虽有个浴室，却不堪用。这些“难兄难弟”只能每周一次，在餐室的火炉边，一个接一个洗澡。邹韬奋记说：

邹韬奋称王造时为“胖弟弟”，说他生得胖胖白白、和蔼可亲，说他的性情天真烂漫、笃实敦厚。王博士甚至觉得“在这里，物质方面的享受，实在比我在家里好得多，可以说是回国七年以来所没有享受过的舒适生活。”解放后，同“七君子”中另几位健在的同仁不一样，他没有进京任职，而是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王造时1903年出生于江西安福县一个经营竹木生意的家庭，原名王雄生。八岁发蒙时，先生给他改名“造时”，寄望他树立雄心壮志，力争上游。私塾三年，高小三年，其间世界大变。辛亥革命、一战爆发、“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这些时事刺激着小小少年，民主、共和、正义、人道、公理的思想在他脑袋里生根。

1917年，成绩优异的王造时考入清华学校。念到二年级时，五四运动发生。当日正值清华八周年校庆，还穿着童子军制服忙得不亦乐乎的王造时，至傍晚听说游行事，便立即找学长罗隆基、何浩若商量。接下来，清华有了全校性的学生代表团，在酷热暑天，学生们舌枯唇焦地进城奔走，反对凡尔赛和约。一个月后，王造时领队到北京最热闹的东安市场演讲时被捕。待到他随各校被捕同学获得释放的那天，从关押所到学校，内外都是齐声欢呼，声震天地，他说“我此时感动得只是流热泪”。

8月28日，王造时参加学生代表团向徐世昌总统请愿再次被捕。他后来自述：“通过五四运动和两次拘捕，爱国主义深入我心，从此以后，反帝运动我无役不从，几十年如一日。”

同学潘大逵回忆，王造时在清华八年，爱读书，爱踢足球，热心校内外的政治活动。他参加并领导学生会，编辑《清华周刊》，组织“仁社”，社员有王国忠、贺麟、彭文应、林同济、陈铨等。他撰文批评梁启超对政治的看法；邀请苏联驻华公使加拉罕来校演讲；他“笔血墨泪以吊中山先生”；甚至写新诗，吟的也是政治：“忽然东邻的黑云蚕食你，点点的星光耻笑你，簇簇的天河不顾你，我欲救不能望着你。”（《月食》）那时候，罗隆基、王造时、彭文应，被同学们称为“安福三杰”。

1925年8月，王造时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政治学。五四运动以前，清华留美的学生多主修自然科学，五四以后，学社会科学者渐多。王造时决定在留学期间“埋头好好读几年书”，每年暑假的三个月则入芝加哥大学。他省吃俭用，以便将打小订亲的未婚妻朱透芳接来，自费留学，共同进步；还发动同学们一起储蓄，作将来回国办爱国刊物的基金；不多的娱乐就是在湖上划独木舟。苦读五年，王造时“连中三元”，接连取得政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1919年以来大国对外政策纲领中的裁军问题》。1929年8月，王造时由纽约到英国，入伦敦政经学院，作为研究员，跟随拉斯基学习。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是当时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思想家、费边社会主义的阐述者，后担任英国工党主席。在英国一年中，王造时除跟随拉斯基研究外，便是埋首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当时大英图书馆馆藏所在地）——马克思寄居伦敦时经常去的地方。

张君劢在回顾自己由社会科学而至哲学的道路时曾说：“由清末至民国初年，吾国知识界对于学问有一种风气：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真正研究纯粹学术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王造时回国后，也是为了谈政治、发议论，而选择了往上海私立大学任教。1930年秋，他开始担任上海光华大学和中国公学等校的政治学教授。

一年后“九一八”事变发生，王造时眼见当局一再误于不抵抗主义，去“忠实信赖”国联，忧心如焚。他写成《救亡两大政策》的小册子，主张对外抗战，对内实行民主；在《新月》上发表批判文章直指蒋介石，结果差点让新月书店被勒令关门；他在国难会议上斥责汪精卫把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私”。部分新月同仁组成的另一团体“平社”，以各自专业所长，评析中国社会现状；王造时发表多篇探讨中国问题何以发生，在物质、社会、思想和政治上有何背景，以及中西接触后各方面变化的“中国问题”系列论文。同时，他关注农村复兴、学生出路，呼吁大家提振精神，让中国在优胜劣败的现代生活里站稳脚跟：“何不让我们把一切粪土之墙及不可雕的朽木，都拆毁下来。同时打好模样，如工程师一样，一步一步的努力去建造一所新的大厦。”他以一支笔（撰文与办报）、一张口（演说）代表民意：“唯有抵抗才可以救国！”“如果有决心抗战，为什么还不见全国总动员的措置，而全国还是这样分崩离析，泄泄沓沓？”“若口头上说准备，而实际行动仍极力压迫爱国分子及势力，请问这是什么准备？这简直准备我们做亡国奴！”

王造时出言尖锐，匿名恐吓信、带子弹炸药的包裹相继而至。他先后办起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两种刊物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荒谬”“肆意诋毁本党”等罪名查禁，书也教不成——当局通令全国各大学不许聘请王造时，光华、大夏、上海法学院也都收回原有的聘约。王造时一时生计无着，幸得章士钊请他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做挂牌律师；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也约他译书，每月交稿六万字，得三百元。此外，1935年，他将诸篇论文结集为《中国问题的分析》出版；“九一八”以来的政论文章，则干脆以“罪名”作题，辑成《荒谬集》。

翻译方面，王造时在短短几年间，陆续完成《现代欧洲外交史》（1936）、《美国外交政策史》（1936）、黑格尔《历史哲学》（1936，与谢诒徵合译）、拉斯基《国家的理论与实际》（1937）与《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40）、《社会科学史纲》（1944，与谢诒徵、向达等合译）等译著。其中《美国外交政策史》系美国课堂上的标准教科书，王造时认为值此外交关系紧急的时刻，正可介绍给中国读者，以鼓励民众国家必可独立而强盛的决心；翻译自己在威斯康星大学的老师、“一位奇怪的教授”莫瓦特的《现代欧洲外交史》，亦是出于相信各国的内政与外交不可分，“做一个国家的公民应该有相当的外交常识”。而对于《历史哲学》，这位译者也和后世学子的感受一样：“这本书不但是难译，并且是难读。我们与英译者的意见一样，劝读者先读本论，后读绪论，或者可以使读者容易了解。”

《荒谬集》中，有《领袖的条件》（1933）一文，王造时在文中呼吁，各方面都拥有良好的领袖，方能在社会生活大转变中打开一条生路。此外，“新中国的工程师（领袖）……除了须具领袖普通的元素外，还须特别有为公牺牲的精神。……非有极端为公的精神，不能感动人心，改变风气；非有绝大牺牲的精神，不能排除困难，达到目的。”

蒋介石欲拉拢王造时，屡次以高官厚禄为饵。1932年秋，蒋又派蓝衣社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要求他去南京工作。刘说政府正在准备抗战，而抗战必须全国统一，统一就要先剿灭共产党，并恐吓道：“不要在上海哇喇哇喇地发空议论，妨害国家大计。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不久，王造时果真在朋友家里看到了盖有骑缝印的蓝衣社暗杀名单，竟有四十多人，自己亦“榜上有名”，此时他尚对名单半信半疑。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为蓝衣社所杀，王造时当下决定，逃无可逃，不如将此事在报上揭露出来，于是将暗杀名单交与《大美晚报》总编辑张似旭。名单中英文版在报上公布后，舆论哗然，反动派不能不有所忌惮，令暗杀空气有所缓和。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二·九”运动后不久，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等组织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王造时又先后参与组织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张全国各党派彻底团结，共赴国难。救国会运动风起云涌。当年11月23日，王造时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七位救国会领导人以“危害民国罪”被捕，此即轰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6月11日，“七君子”案公开审理。王造时是第三被告，他在法庭上以演说家的姿态侃侃而谈，沙千里说“好像在大学的课堂上讲课一般”。

邹韬奋曾撰文逐一介绍“七君子”，他说王造时求学经历一帆风顺，但因为参加救国运动，屡陷需要艰苦奋斗的逆境：“王博士具有演说的天才，尤其是在广大群众的大会场上，他能抓住群众的心理，用明晰有力的话语，有条理的说法，打动他们的心坎。王博士屡有做官的机会，但是因为忠实于他自己的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宁愿过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这是很值得敬佩的。”曾任《文汇报》总编辑的徐铸成则说，“七君子”中，“切切实实组织群众、身临第一线的是李公朴、章乃器，而写出一篇篇犀利的战斗文章的，主要是王造时。在苏州法庭上，侃侃而谈，据法据理，质问得法官目瞪口呆的，也是王造时。现在如翻阅当时的报刊，还可以看到他的演词和文章，虎虎有声，闪闪发光”。

至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蒋介石终于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并于7月底电令苏州高等法院将“七君子”释放。翌日，王造时激动手书：“历史告诉我们，民族的自由与平等是争取得来的，不是赠送品。”出狱后，王造时任职江西政治讲习院，培训抗战时期的地方行政干部。南昌沦陷后，王造时转赴吉安，办起《前方日报》，在枪声隆隆中，每日不懈，体贴战时民间疾苦，传递抗战消息。

在一篇未刊稿《泛论爱国心》中，王造时深情论述这种“不可磨灭的感情”：

抗战胜利后，王造时从1946年5月来上海起，就没有实际工作；他曾建议民盟改组壮大，形成中间力量，但未获采纳，因而没有参加；而长子自1946年夏患上精神病，更让他倍尝苦难。当年7月，亲密战友李公朴和清华同学闻一多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王造时心情沉重。

他一度设法把自己的报纸搬来上海，可惜申请来的报馆房屋狭小，便转而办书店，售卖进步图书杂志。他也支持大女儿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此时的王造时渴望有所作为。

1951年夏，陈望道两次来他家邀往复旦大学任教，政治学系主任胡曲园亦送来聘书，王造时由此再续十八年前的教授生涯。1952年院系调整后，王造时改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世界近代史。他说自己很满意教书生活，并且颇自豪于既能担当政治工作，又能教书；还预备“把马恩列斯毛的全部著作，有计划地系统地重新来研读一遍，一面读，一面思，再一面做笔记，不求速成，但求深入”。他一度很爱打小麻将、下象棋，而棋技不高，输了一定要求再下；解放前，不满十岁的长子偶尔与他对弈，他也会败下阵来。然而，继长子罹病后，长女、次子相继出现精神病症状，1956年3月妻子病逝。他“痛心于家庭的遭遇，往往浮沉于哀念于伤感之中而不能自拔”。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反右”刚一开始，王造时生怕连累别人，赶紧把十多封外地读者早前写来回应他发言的信撕毁。而他天性坚强乐观，挨批后回到家还是能吃一大碗蛋炒饭，食量不减，相信党会公正地解决他的问题。他还计划每日工作十小时，上下午各四小时，晚间二小时；计划每天下午钻研马列经典，并继续手上的翻译工作，“争取在五年内达到候补党员的政治水平”。劳动改造期间，他与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潘世兹、民族资本家李康年相识。1960年国庆前一天，王造时“摘帽”，重新走上复旦大学讲台；次年经潘世兹介绍，与李康年外甥女、上海绒毯厂女工郑毓秀女士结婚。他加入历史系几位老教师开设的“史学评论”课，讲授黑格尔历史哲学；同时参与世界史教材编写和资产阶级史学流派资料的编译，译有卡尔·波普尔《历史有意义吗？》和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给研究生开设欧美社会政治思想史、美国外交政策史课程，还准备要带三个研究生。

同时，商务印书馆请王造时将解放前所译《民主政治在危机中》《美国外交政策史》加工和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请他参译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社联的《文摘》杂志亦请他摘译资产阶级法学方面的论文；他还参加了《辞海》近代国际关系史部分的编写。这几年中，王造时改译、翻译在100万字以上。他甚至还计划在有生之年，完成三部历史著作：世界史、中国史、个人史，以这三部历史证明，社会总是前进而绝不会后退，个人的一生乃是无愧于中华。

王造时与郑毓秀“同是天涯沦落人”，婚后互相照顾，感情甚笃，对对方子女都视如己出。1966年王造时蒙冤入狱，1971年8月去世。次女1973年亦因癌症病故。至此王造时的四个儿女均已亡故，后由郑毓秀及其儿女同老友们一起为他的平反奔走。1978年底，王造时获得平反。

老同学、老战友潘大逵回忆说，王造时一生的生活极为严肃简朴，一贯好学、爱写、爱读。复旦大学李天纲在影印重刊民国西学文献时写道，王造时在“西学”翻译领域作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译著之外，王造时还有大量存文。

2002年末，复旦大学历史系举行“王造时藏书捐赠仪式”，郑毓秀及其子女捐赠王造时的284册藏书，其中多为法律方面外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