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教书匠，尤其是大学教师，人们的第一印象永远是，一年有两个假期，竟然那么闲。每到假期，也经常有老师出来辩解，说自己其实很忙。但谁信呢？一年三个月假期呢！

较之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时间压榨，老师们的假期似乎就是社会分工不充分所遗留下的奢侈品，让所有人都羡慕嫉妒恨。其实众人还不太知道西方大学中有一种更为奢侈的学术休假（Sabbatical Leave / Sabbatical Year）制度。据说这一制度源自犹太民族的传统，据摩西律法，每到第七年，应该停耕田地，休养生息。1880年哈佛大学首创学术休假制度，满七年的教师可以休假一年。这一做法也被西方大学所普遍采用。在宣称“失败者才睡觉”的24/7时代（乔纳森·克拉里《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老师们的时间福利就更令人眼红。要不是因为收入太少，恐怕地球上所有聪明的脑袋都会涌上讲台。于是，相对于时间的自由、闲适，清贫确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必要的代价，安贫才能乐道。有穷酸先生就自我打趣说：

诸公莫说教官穷，说起穷来不算穷。中轿居然安七尺，上台也只打三躬。老夫子叫人人是，外翰林称个个同。日上三竿犹未起，胜他多少磕头虫。（《滑稽诗文》）

晏起的懒觉确实比较多，但熬夜也是必不可少的。不知是为了展示教师这个职业真的繁忙，还是为了减少一些旁人的艳羡目光，老师们常把熬夜当作自己的职业标签。有时白天消磨了大把时间，就等晚上喝着咖啡，充满愧疚感地试图把白天浪费的时间补回来。但熬夜却不会让他们的学问变好，就像巴尔扎克所说：“很多人认为咖啡可以使人头脑清楚，但大家也应该发现，讨人厌的人，喝了咖啡之后反而更令人讨厌。最后，即使巴黎的食品杂货店营业到深夜十二点，某些作家也没有因此变得更才华横溢。”（《论现代兴奋剂》）

老师们为什么需要假期？1907年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在一份报告中写道：“目前大学普遍建立的授予教授周期性休假的制度，不是为了教授本人，而是为了大学教育……事实上，在任何地方，暑假都是用来休养生息的。对于真正的大学教师而言，学术休假是智力和实践上的必需。”说的真是冠冕堂皇，定会让时下很多提议取消教师假期的人更为不满，都去休假，指标数据如何完成？但据一份1932—1936年清华大学休假教师成果清单来看，休假教师发表率为百分之百，是当时全国专科以上教师发表率的7.1倍，是清华全体教师的2.6倍（李红惠《民国时期国立大学学术休假制度研究》）。不知管理者诸君，看到这个数据，会不会考虑强迫老师去休假了。

大学里教书匠们大多是以学术为业者，在职业之外他们选择的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参考阿多的说法，《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高校的老师除了专业的基础之外，还需要一种乐在其中的“热情”，需要那种“被所有局外人所嘲讽的独特的迷狂”（《学术与政治》）。处在休假状态的老师们，怕是片刻也不敢放松自己，不需扬鞭自奋蹄。朱自清先生在欧洲休假时，屡次做噩梦，须臾不敢忘记自己的本分职责：“这两天夜里做了一些奇怪的梦。在其中一个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

马克斯·韦伯说，在学术研究领域，灵感在学术研究中所起到的作用一点不比在艺术领域小。而灵感如何到来？“想法的来去行踪不定，并非随叫随到。的确，最佳想法的光临，如伊赫林所描述的，是发生在沙发之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或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是出现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中。”（《以学术为业》）这就需要假期了。

其实，处在加速度状态中的现代社会，老师们把假期该有的闲暇状态也丢掉了。时间的节奏令人喘不过气来，老师们丧失了本雅明所言的深度无聊状态，那曾是“梦之飞鸟”，是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是创造力之源泉。对于学者来说，“只有沉思的专注力才能解读悬浮不定之物，隐蔽或飘忽即逝之物。只有停留在沉思之中，才能进入悠长、从容的状态”（韩炳哲《倦怠社会》）。

但似乎，这种安闲在假期里也找寻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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