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库尔贝绘制的波德莱尔像，1848

“人生是一座医院，其中，每个病人都被想调换床位的欲望缠住。”这是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Le spleen de Paris）中《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的开头。2020年春，新冠疫情席卷法兰西，当我在诗人的祖国经历着当时所谓欧洲大陆最严格的全国“封禁”（confinement）时，重读到这一句，心中又有一份别样的压抑。而转年2021，全球疫情尚未过去，我们已迎来了19世纪伟大诗人波德莱尔的诞辰200周年纪念，也继续被自己的“欲望”缠住。

《这世界之外的任何地方》在《巴黎的忧郁》中编号48，也就是倒数第三首，可以说是波德莱尔诗歌生涯的总结性作品之一。标题本身就充满语言的歧途。它在原文中是英语，“Anywhere out of the World”，于是又有一个法语副标题：“N’importe où hors du monde”，显着双语的既分且合（别忘了，波德莱尔曾做过英译法的文学翻译），而在语义上表现出悖论色彩：“世界”之外，怎么可能有“地方”呢？ 我们每个个体都感受着生命的欠缺，“调换床位的欲望”来自于对别样处境的向往，可每个人都困在“人生”的“医院”之中，无处可逃。这是一个不可能远走的“世界”。

但这首散文诗之所以是波德莱尔的“总结性寓言”（保罗·德曼语）之一，却恰因为它不停地发出“旅行邀请”。我们接下去就读到“我”向“我的灵魂”提出的一系列“迁居”计划：“去里斯本居住可好？”“你可愿意去住在荷兰那片福地？”“也许巴达维亚更合你的心意？”（巴达维亚即今之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的印尼殖民地的一部分）要么“前去托尔尼奥”（此地在芬兰）？或者索性“去波罗的海的尽头”，“去北极定居”？“我”邀请“我的灵魂”远行。

旅行是什么？它意味着在熟悉与陌生之间位移运动；它代表着对“异”（异地、异乡、异国、异文化）的体验。同时，旅行也是19世纪欧洲布尔乔亚文化的一个范型，其中有对全球世界的发现和考察，有自我的远游和完成，甚至还有对乌托邦及理想生活的憧憬和寻求。乃至于，旅行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欲望（英文词是wanderlust） ，一种朝向“未知”的状态：而那“未知”的，却可能更符合人性，更“亲切”。《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被认为是19世纪最后一本拥有全欧洲影响力的诗集，开卷不久，我们就会遇到《旅行中的波西米亚人》，诗中，地母为旅人们——

铺上绿茵，使岩石间流出清泉，

又使荒野开花，为他们打开

那个黑暗未来的亲切的世界。

年少初读波德莱尔时，这一节诗给我至深的印象。有意思的是，在这首诗中，“波西米亚人”是指欧洲大地上古老的流浪民族，而如今，它已经成为了“都市漫游者”的代名词。“漫游者”（le flaneur）的原型也可以追溯到波德莱尔身上，对他，巴黎或许是寓意的一切和一切的寓意，对我们，巴黎是19世纪欧洲现代性的首都。在关于巴黎和波德莱尔的研究手稿中，德国犹太批评家瓦尔特·本雅明一针见血地点出，波德莱尔和19世纪巴黎的关系就像石头“嵌”在土层中，这位大诗人偏偏是一个不旅行的人。的确，自从结束了上层子弟的教养时期之后，波德莱尔就没有过远行或壮游，虽然经常居无定所，却很少离开巴黎。晚年的比利时之行，更多出于现实考量，而且并不愉快，甚至有人认为它加速了诗人健康状况的恶化（布鲁塞尔意味着鸦片和过量饮酒……）。本雅明在这样一位“都市漫游者”身上看到了诗的“凝定”。而我们真的能从这“凝定”中收到旅行邀请吗？

不旅行的波德莱尔却留给了我们一首《旅行》（“Le Voyage”），这一名作曾作为再版《恶之花》的收尾之诗，也隐藏着空间隐喻的枢纽。写作这首诗时，诗人正依靠母亲的资助，难得地离开巴黎，在翁弗勒尔海滨别墅小住。对诗人来说，地图和风景画上的“宇宙”或“世界”既无比“伟大”，又“何其区区”。世人出于“欲望”而出发，固然是追求爱、光荣、幸福和“黄金乡”。但面对大海，诗人写道：“真正的旅行家们乃是为旅游/而旅游的人。”如果说 “为艺术而艺术”是波德莱尔时代最为重要的文艺争议，那么“为旅游而旅游”则代表了对旅行这一原型的根本性认识。旅行不是为了到达，甚至无关乎目的地：“……它的目标常变化无常，/也许到处都可以……”吊诡的是，“异域风情”强调“异”，但却早已“轻车熟路”地成了法国文学中的一大程式（以至于蒙田散文中已有对这一文化定式的人类学反思），波德莱尔这首诗似乎故意要落入“俗套”，又把“风情”发挥到极致，反转到极点。从意大利到中国，从乌托邦伊加利亚到死后的“冥国”，诗人望着桅杆，听着涛声，但还没有出发，就已经心如明镜，知道“从旅行中获得的知识是多么酸辛”——不过一份“全球的永不变的报告书”。难怪一个世纪后的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会在《忧郁的热带》一开篇便说“我厌恶旅行”。人们逃避单调，却又收获了厌倦。在结尾，诗人仍要我们去“未知”中寻找“新”，这一冲动会在本雅明的《经验与贫乏》一文中得到反响。但诗人自己又少一点“积极性”，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旅行航线上，老船长都是“死亡”。顺便一提，这首诗赠给同代文人马克西姆·迪康，而迪康则曾这样评说波德莱尔：“外部世界难以提起他的兴趣。”原来，旅行都是“内心戏”，而唯一和最终的出发，便是死亡的航程——那是驶向“世界之外”吗？空间的隐喻即旅行的反讽。

更为著名的还有《邀游》（“L’invitation au voyage”）这首短诗，标题直译便是“旅行邀请”。诗中，“我”邀请“你”去旅行。受邀之“你”是一位被唤作“我的孩子，我的妹妹”的女性，旅行的目的地是一片想象中的国土，那里只有“秩序和美，/豪华、宁静和肉感”。其中“豪华、宁静和肉感”（“luxe, calme et volupté”）一句极为出名，成为了 “乌托邦”或“生活在别处”的标语乃至法语成语。全诗的关键在于，作为旅行目的地的远方乐土，其实正是欲望对象（“你”）的投影和镜像：

在那个像你

一样的国土里，

……

多神秘，像你

不忠的眸子

……

（《恶之花·邀游》）

“我”真的要去一个真的丰饶远方吗？那远方来自想象的梦幻，那远方便是“你”，而“你”本身便是目的地。“我”要邀请“你”成为我的理想和乌托邦，并和“我”一同前往。

无独有偶，在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中我们会发现一首同题《邀游》。这样的同题既是重写又是变奏，而且，散文化也是反讽的深化。在保罗·德曼看来，从诗到散文诗，这构成了诗歌语言本身的一次旅行，一次反讽的旅行：诗不可能再以诗的面目出现，诗意必须“译”为散文体。按照这一思路，诗歌的旅行邀请，最终也只能在散文中复沓。散文诗《邀游》在情境构架上和诗体《邀游》上并无二致，但细节大为丰富，铺陈开来：

那里真是个安乐乡，一切都很美丽、富饶、宁静，令人满意；那里，豪华乐于反映在整然有序之中；那里生活是富足的……那里，一切都像你，我的亲爱的天使。

……

无与伦比的花，被重新发现的郁金香，含有寓意的大丽花，你应该去生长和开花的地方，不就在那里，不就在那如此宁静，如此梦幻般美丽的国土上吗？你不会在那里被镶进你的同类之中，你不能……在你自己的感应物之中照看你自己的影子吗？

……这些宝物，这些家具，这种豪华，这种秩序，这种方向，这些奇花，就是你！这些大河和这些静静的运河，也还是你！

（《巴黎的忧郁·邀游》）

理想的远方还是“你”，是一切理想的富饶集合。在诗体《邀游》中，乐土有“东方色彩”，有热带风貌，有低地之国（即荷兰）的运河、航船和落日；这样欧罗巴加亚细亚再加广阔热带的“设置”，在19世纪欧洲各类乌托邦主义中并不少见，也参杂有西方殖民全球的时代背景。到了散文诗，安乐乡还是“西方的东洋，欧洲的中国”，具体的地名渐次冒出来（包括苏门答腊）。但终究，“也还是你！”这样理想化了的“你”，“我”所渴望的“你”，也即“无限”的喻体：“你把[我的思想]悄悄地引向大海，大海就是‘无限’，而在你美丽的灵魂的清澄之中反映着太空的高深；——随后，当它们倦于浪涛颠簸、满载着东方的物产，回到故乡的海港时，那还是我的思想，是从‘无限’的彼岸回到你的身旁来的、变得更加丰富的思想。”“你”既是“独一的国度”，又是世界的“无限”。“我”和“你”，自我和远方，“思想”和“无限”，在这里难解难分，融为丰富的辩证法：“你”满载着“我的思想”，而邀请者已神游于“无限”。

但理想的丰饶、“你”的集大成、大海一般的无限性，这一切只有在文学语言的虚构中才勉强可能，又因为诗歌修辞的延异而一再摇曳不定。于是，写作不仅是邀游，更意味着一次次爽约，以及爽约之后旅行邀请的“重写”和“重新发出”。由此，我们终于可以回到《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这首姗姗来迟的散文诗。在我看来，散文诗《邀游》并不是诗体《邀游》的散文复沓的终点，也不是波德莱尔的诗歌语言的反讽推进的终点。旅行邀请的不可控制的衍生，最终发生在《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

给谁发出邀请？“我的灵魂”。两首《邀游》中的“我—你”关系，到了这最终的散文诗中，完全内化为“我”和“我的灵魂”的促膝与对质，变成内心的交谈——以及交谈的不可能。“我”发出邀请，其逻辑和《邀游》二首仍然一致，是要寻找和“灵魂”真正“相像”的远方。但在自我分裂中，“我”对自己的灵魂竟一无所知，只能反复试探。《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中的邀请有着更为明确的指向，但目的地却还是“无限”的综合镜像。里斯本代表欧洲的温暖南方，有光、矿物和海水，荷兰是北方的低地。它们都太偏于一面，于是接下来便有巴达维亚，坐实了波德莱尔在《邀游》二首中已经发展出来的荷属印尼的理想型。巴达维亚是当年荷属东印度的首府，在诗人的想象中，它是欧洲和亚洲的联姻，北方（荷兰作为殖民方）和热带（群岛作为被殖民一方）的结合：“我们在那里还会看到跟热带之美缔结良缘的欧罗巴精神。”旅行计划越来越繁复，欲望几经裂变，“灵魂”也是重重叠叠。

但另一厢，“灵魂”始终“沉默”，没有对任何邀游做出回应。这沉默更使“灵魂”的性质成为一个谜，一个深渊，乃至一个“无限”的神话。最终，“无限”的反讽对应物只能是——死亡：“我的灵魂难道死了？”所以，最后的邀游目的地是“北极”，那里有极夜，“黑暗浴”，“地狱烟火”，这不是“死亡”的又一枚可靠喻体吗？死亡成了终极邀请。在诗体《邀游》中，目的地是“我”和“你”“相爱并死亡”（Aimer et mourir）的地方，而在《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中，死亡表面上是最高的反讽。如果灵魂已死，那么旅行目的地必须是死亡之乡：“旅行的事由我来办，可怜的灵魂！”但终于，“灵魂”开口，与其说是打破了反复的沉默，不如说是决绝地打断了诗歌语言的不断衍生和邀请：

终于，我的灵魂开口了，他对我老老实实地叫道：“哪儿都行！哪儿都行！只要在这个世界以外！”

这才是德曼所谓波德莱尔式反讽的“最终爆破点”——既爆破了旅行邀请的修辞套路，又否定了死亡，在这里，散文诗的力量超越了任何阐释的可能。

和“灵魂”的内心对谈，作为一种现代欧洲诗歌题材，至少可以上溯到但丁，而波德莱尔把它变为了“人生医院”中的一系列旅行邀请。2020年，当我作为一名旅人，在法国南特受邀对全球疫情做出文字回应时，波德莱尔从《邀游》二首、《旅行》到《这世界以外的任何地方》的诗句，又在我离散的心中升起，萦绕不去。有些人已经停止了“调换床位”，更多的人放弃了出游的计划。今年，纪念波德莱尔之际，我们仍然生活在特殊时期，身处于一个既紧密互联又旅行受限的“世界”。诗歌可以创造欲望的无限远景和内心的理想远行，却又不可能超克“这个世界”——我们现在该如何面对这一矛盾？除了再一次爽约，我们还能怎样回应不远行的波德莱尔所发来的各种旅行邀请？我们不可能去往“这个世界以外”，但我们也不可能不探向“未知”，去追求更“亲切”的新生。对别样世界的想象，永不会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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