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档案】王中（1914-1994），新闻工作者、新闻学学者。原名单勣，笔名张德功。山东高密人。1935年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后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农民报》总编辑、《鲁中日报》总编辑，新华社山东总分社编辑部主任、《新民主报》编辑部主任。1949年5月到上海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室股长，华东新闻学院教务长，复旦大学教授、新闻系主任等。长期从事新闻理论教学与研究，对我国新闻工作改革进行了理论探讨，提出了积极主张。主要著作编为《王中文集》。

【正文】

1993年4月24日，复旦大学第五教学楼报告厅内，200多名新闻界、学术界人士济济一堂，参加王中教授的新闻理论研讨会。年届八十的王中坐着轮椅出现在主席台上。这次研讨会对于在不平坦的学术道路上坚持跋涉的王中而言，无疑是极大的慰藉，这一天，距离他1950年走入复旦大学校园，开启复旦新闻学的新篇章和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的全新探索，已过去漫长的40余年。

在抗日救亡中起步的新闻工作者

1914年，王中出生在山东高密，他原名单勣，日后写作杂文时，还取过张德功的笔名。1935年，王中考入山东大学外文系，次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爆发后，王中毅然投笔从戎，在青岛和高密组织抗日游击队。193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把名字改为“王中”，原因是“笔画少好认，干脆利落”。王中来到东北军中，在万毅、谷牧等同志领导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和兵运工作。他与谷牧一起办油印小报《火线下》，自此开启了新闻工作者生涯。1940年，王中转移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在《大众月刊》、《大众日报》、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农民报》、《鲁中日报》、《新民主报》等担任编委、编辑部主任、总编等职。

1949年，王中随解放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他作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新闻出版处军代表，参加了新闻出版系统的接管工作。紧接着，王中又受命与恽逸群一起创办华东新闻学院。新中国百废待举，华东新闻学院成立的宗旨在于，通过短期培训改造一批旧报人，培养一批革命的新闻干部，以满足全国各地解放后的宣传工作需要。王中此时对于新闻事业的设想，是要将革命战争年代的办报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认为新闻工作有三个组成部分——新闻理论、新闻事业史和新闻业务，他对学员们强调，前两项为“学”，后一项为“术”，一旦脱离了“学”，“术”也是不可能提高的。

继华东新闻学院的创办工作之后，1950年8月，王中调到复旦大学工作，担任副教务长和校党委统战部长，同时担任全校政治课教研室主任和新闻系代理主任。当时，任教于复旦大学的教授中不乏满腹经纶的学者，要做好统战工作，须在学识上获得认可。王中一身戎装进复旦，毫不怯场。他作演讲，只准备几行提纲，便能口若悬河讲上很久。有一次，他在台上作报告，台下有条子递上来，是一首诗，他当即提笔和诗一首，传了回去。如此才思敏捷，在教授中传为佳话。

王中出色的宣传能力有口皆碑，他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一开口妙语连珠，颇能调动现场气氛。他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一番演讲，青年人热血沸腾，不乏立志投笔从戎者；他作“恋爱观之我见”的报告，青年人茅塞顿开，对情感问题释然于怀；“三八”妇女节，他作计划生育的报告，在座者乐不可支，复旦登辉堂里的桌椅都前后移了位置（居欣如《一树独先天下春》）。

身处校园，别人眼里的王中带着“老革命”“老干部”的光环，但他自己则谦虚而实干，对专家学者谦恭有礼，很重视团结知识分子。1956年10月，《文汇报》在上海复刊，王中用“张德功”的笔名发表了杂文《治学与为人》。文章是采用了陈望道先生的话演绎而成的，他经常向陈望道请教，毕恭毕敬，充满诚意（丁淦林《王中对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的贡献》）。

王中担任复旦副教务长时，苏步青任教务长，两人同坐一个办公室。两人一个是老区来的老革命，一个是曾长期身处国统区的爱国知识分子。王中一方面对苏步青十分尊重，另一方面，谈及各种具体问题，也能直陈己见，毫不遮掩。苏步青后来回忆两人的相处，认为王中没有官腔，忠厚待人。两位气息相投的人交流日益深入。苏步青年过半百之时，还在王中的引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建立中国自己的新闻学体系

纵观王中在复旦大学的学术和教育活动，大体可以围绕他两次出任新闻系主任的经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50年代为摆脱“苏联模式”的困扰，开展新闻理论探索和教学科研改革；第二阶段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担任新闻系主任时期，延续和发展五十年代开始的理论思考。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新闻事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当时，新闻界翻译了大批苏联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文章、书籍和刊物，《人民日报》开设的《新闻工作》副刊也是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重要园地。苏联在1922年就创办了共产主义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思路也是全面学习苏联经验。1954年6月，按照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办学模式，复旦新闻系将原有“培养人民记者”的教学目标改为“培养有巩固基础、有发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为培养“文字工作者”，大量精简新闻业务课，增加文史知识课，将原有“新闻学概论”“新闻编辑”“报纸群众工作”“新闻专题”等课程合并成一门“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课；从1955年9月入学的本科新生开始，学制也仿照苏联，由四年制变为五年制。

对于这些照搬苏联模式的培养方案和思路，王中并不赞成，但由于当时他的主要精力放在校务工作上，对新闻系的学科发展没有过多参与。1956年初，王中与青年教师丁淦林同去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听苏联专家讲授“新闻理论与实践”课程。听完课，王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苏联其实并无完整的新闻学，已有的所谓新闻学重视经验而不够系统化，对新闻业务也缺乏关注，因此，不能照搬苏联经验，而必须建立中国自己的新闻学体系。

1956年起，响应党中央“向科学进军”和“双百”方针的号召，王中回到新闻系担任系主任，开始了教学科研改革，以期开创新闻教育的新局面。他的教学改革高屋建瓴，着眼于新闻理论、新闻学原理和新闻规律，希望把新闻学发展成系统性、理论化的学科体系。比如，他深感稳定的教学体系和教学大纲的缺乏，学生也没有特别合适的专业教科书、参考书可用，导致学习过程中一知半解，且对枯燥僵硬的教学形式提不起兴趣，因此，大刀阔斧改革课程，分为四个大方向，分别为新闻史，新闻理论，编辑、采访、写作等新闻业务，新闻政策。

在人才培养上，王中很重视梯队建设，新闻系每月举办讨论会，师生一起交流心得体会，答疑解惑。从1953年起，新闻系每年留下几位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这一时期留校的葛迟胤、夏鼎铭、丁淦林、徐培汀、陈韵昭等，日后都成为中国新闻学的中坚力量。他更是大胆启用了从美国衣阿华大学攻读传播学专业归来的郑北渭，推动了西方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王中也十分重视青年教师党报理论素养的培养，他曾要求新闻系每位青年教师写一篇题为《党与党的宣传工作》的文章，启迪他们在此方向上的思考。

王中认为，新闻学应当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须不断从实践中发现问题，通过实践调研来思考和修正理论观点。1956 年7月底到8月中旬，他组织复旦新闻系教师考察团去无锡《工人生活报》、南京《新华日报》、济南《大众日报》、青岛《青岛日报》访问，考察新闻改革的成就与问题，在脚踏实地的调研中破除对苏联的教材体系、报社经验的迷信，研究自身新闻改革的经验和问题。

1956年，王中两次邀请上海知名老报人参加座谈会。这也是突破僵化的苏联模式，从中国办报传统中汲取经验的重要举措，与会的有严独鹤、李子宽、严谔声、胡道静、王煦华、舒新城、顾廷龙、马荫良、伍特公、孙恩霖、汪仲苇等先生。王中提议讨论不限定问题，自由发言，老报人纷纷介绍办报（通讯社）经历、经验，并对新闻学教研工作提出诸多建议。这两场座谈会在当时是很有胆略的创举，复旦新闻系与上海新闻界老前辈的联系，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建立的。（宁树藩《音容宛在 思念长存》）

除了经验的传承，王中也重视史料搜集，关心资料室的建设，特别重视搜集、购买报刊史料。他曾委派新闻史研究组、资料室的同仁，远赴广东、江西、湖南等地搜觅、购买报刊资料。从事新闻史研究的宁树藩则常去上海街头的旧书摊、旧书店、旧书商家处搜购。经过多方积累，复旦新闻系获得了丰富而珍贵的报刊资料。中央革命博物馆得知复旦新闻系藏有他们所缺的《劳动周刊》《工人周刊》时，特来函商量，希望将原件交由博物馆收藏，而博物馆交换复制品以供研究使用。

在总结吸收本土办报经验的同时，王中也积极关注世界各国的报业动态。当时计划编写《中国新闻事业史》《外国新闻事业史》《新闻学原理大纲》三种书和《新闻史资料》《新闻学译丛》两种刊物。《新闻学译丛》不但译苏联的新闻学内容，而且翻译介绍西方新闻事业发展动向和学术动态；《新闻史资料》不但刊登解放区办报经验，而且邀请许多上海老报人写文章，回顾解放前的办报经验。

《新闻学原理大纲》集中体现这一阶段王中对新闻学的理论思考。尽管这本书来不及完全成稿，只有前几章内容以讲座形式发表过，但涉及新闻学的形成、发展和范围，新闻事业的产生、沿革规律，报纸的性质职能，新闻有学论、社会需要论、读者需要论、党报两重性论与按经济区域办报论等内容，被认为对党的新闻传统、西方新闻学理论和中国传统新闻观点兼收并蓄，初步突破了“新闻无学”的困境，开始确立学科合法性的探索，因而对我国新闻学的系统化、理论化和科学化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这本只完成一半的“书”和其他理论文章中，王中对新闻事业自身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比如：报纸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办报要有读者观点，要满足读者需要；报纸具有“两重性”——工具性和商品性，报纸首先要为群众所喜爱，然后才能发挥指导作用；要按经济区域办报，因为人们除了政治生活之外，经济文化等生活都是以中心城市联结周边，比如苏南城镇就要看上海的报纸，中心城市出版的报纸要与一定区域人民经济生活贴近，等等。这些观点和主张都为当时的新闻改革开路，在这个意义上，王中是一位新闻改革理论家，是理论探讨上的一位勇敢的战士（丁淦林语）。

可惜的是，种种出版计划和兴致勃勃的理论探索，因历史原因，未及充分展开便中止了。

1960年，王中调入新闻史教研室工作。就其兴趣而言，相当于离开了学术研究一线，尽管从热闹转入冷清，王中也并未消沉，他将具体研究工作转向了新闻史学。在新闻教育史上，无论中外，都出现过“新闻无学”的观点，王中素来反对这种观点，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要把研究办报和研究看报结合起来。据说宁树藩回忆，在新闻史教研室时期，王中查阅报纸，锁定以“苏报案”后上海革命报纸宣传策略变化作为主要研究目标。王中研究了晚清民国时期的“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撰写了《〈民立报〉等报的“迂回宣传”》《从〈民立报〉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等四篇论文，对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如何应对形势实行“迂回宣传”策略，及其对“新闻自由”的认知和态度，都给予了细致的评析，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宁树藩建议王中不如就此转向，专门研究中国新闻史，必大有成就。然而王中坦言，这不是他的志向，他眷恋的还是身处实际工作和新闻理论探讨的第一线，而不是当一名埋首故纸堆的学者。也正因如此，王中始终认为，对报刊的研究只注意评述所宣传的思想、观点及其作用与意义是远远不够的，新闻史学科应着重揭示的是宣传经验和宣传规律。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新闻学规律

1979年，王中复出，再次主持复旦大学新闻系工作，并主持创建复旦大学分校。他被聘为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

改革开放后，中国重启与世界的沟通，中国新闻事业也在此时迈开了走向世界的步伐，王中以加倍的热情再次投身新闻理论的前沿，开展形式多样的研讨活动，新闻系的理论氛围又热烈起来，这意味着他对于作为学科的新闻学的体系和科学地位的研究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展开。

此时的复旦新闻系教师队伍未散，研究资料俱在，学术血脉犹存，王中希望能在新闻学领域“发出复旦的声音”。出于“新闻系要有名气，必须有自己的刊物”的考虑，1981年，在王中力主之下，《新闻大学》这个日后成为汇集中国新闻界先进理论的风向标性刊物创刊，当期就发表了他题为《论新闻》的文章。此后他又相继撰写了《论传播工具》《论宣传》《论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谈谈新闻学的科学研究》等一系列极具思辨性和学理性的重要论文，将过去多年来对新闻学的思考付诸笔端，正本清源，令人耳目一新。

在历史上，“新闻”一词几乎是个语义模糊的混合体，新听到的任何事情、各路情报、奇闻轶事等等，均可包含，而等新闻机构出现以后，“新闻”的范围又大大扩充。王中认为，要说明新闻事业赖以生存的因素是什么，则必须先给新闻下个定义。他给出的定义是：“新闻是情报，新闻是新近变动事实的传布。”以“新近变动的事实”为出发点，可谓“信息论”，这与陆定一在1943年提出的“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概念不同。到1987年，宁树藩发表了《新闻定义的探析》一文，将新闻重新定义为“新闻是经报道或传播的新近事实的信息”，这一定义将“报道说”引入“信息论”的轨道，而王中此前对概念的厘清，是宁树藩这一论述的重要基石。

王中在八十年代的另一个研究兴趣是宣传学，提出“新闻工作者要懂得宣传学”“新闻要可靠，可信；宣传要有说服力，能够赢得人心”，因为“既要提供新闻，又要进行宣传，这是报纸的两功能”。他撰写《宣传艺术的魅力》一文，介绍莎士比亚剧本《裘力斯·凯撒》中安东尼和勃鲁托斯之间的辩论，以此分析研究宣传艺术。

王中对“如何宣传”一向非常重视。他曾在战争年代讲过新闻学，当时听众的反应是，头一次讲得好，第二次平淡，第三次就空洞无物了。王中从中得到的启发是，没有必要将一些常识问题过多重复，关键在于找到“为什么必须如此”的道理，以及解决问题。不仅要解释现实，而且要改造现实，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信念，也闪烁着中国知识分子文章报国传统的光辉。

这一时期王中对新闻理论的重视和在教学研究中的各项举措，是1950年代理论研究的延续和深入。前后两个时期，总的目的都是研究如何正确认识新闻规律以及运用新闻规律，但具体理论研究又根据实践的不同而有了推进。五十年代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为了新中国蹒跚学步的新闻学提供急需的理论支持，八十年代则更偏重对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包括对新闻与意识形态关系、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新闻事业的阶段性等问题的研究，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环境中探讨新闻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王中以研究报纸为主；八十年代则已经关注到了更多元的传播媒介的属性、功能和特征，已经充分将新闻学和传播学的思考结合起来。这种变化也体现了王中新闻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风格，即不断吸收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这种风格也表现在他对西方学术的关注和借鉴上。相比五十年代通过编译活动兼收并蓄西方的传播经验，改革开放后，他更注重了解西方新闻媒体的发展态势，并将麦克卢汉、拉斯韦尔、施拉姆等人的新闻传播观点融入研究，充实和完善自身的新闻思想体系。

理论前沿的探索之外，王中对于新闻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也依然十分重视。宁树藩提出，希望获得英国大英博物馆所珍藏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等一批中文报刊的缩微胶卷。王中得知之后，很快向学校申请外汇，并亲自找人委托复旦在伦敦进修的教师代办购买手续，为复旦新闻系购入了这套缩微胶卷，填补了我国报刊史料的重大空白。

尽管学术研究兴趣正浓，但不幸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王中健康状况欠佳，对于各类学术活动逐渐力不从心。他不得不放下研究工作，日渐缠绵病榻，直至1994年10月去世。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王中早期的部分作品散佚，最终仅留存下30余篇文章，但这些仅存的文章及其包含的观点，至今仍极具生命力，仍可据此了解他思考问题的触角和理论探索的赤诚，仍能感受到他一生坚持真理、不断反思、脚踏实地的学术风格和人格魅力。正如宁树藩所总结的，王中对于新闻宣传的种种观点，其实都可归结为办好党报。王中常说，党报党报，心中既要有党，同时也应有报，“党报的思想原则，一定要和报纸运行规律（新闻规律）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建立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具有独立学科地位和符合客观规律的新中国新闻学，是历史赋予王中这一代新闻学人的使命，他以大半生的不懈努力，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在此意义上，他不啻为探索建立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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