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正装，衣扣只系了一粒。眼神炯炯，鼻翼高挺。右手搭在座椅的椅背，站在地毯上，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英国绅士的优雅风度。

他很年轻，来自于阿马郡的波特当，为了逃离浪迹的生活，站在一八六一年晚清的土地上。

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曾说：“研究中国近代史，当读懂三个人，一个满人、一个汉人、一个洋人，即慈禧、李鸿章和赫德。”

赫德是晚清来华的英国人，能与慈禧、李鸿章齐名，可见其在晚清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中国晚清时期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执掌大清帝国海关近40年，曾参与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外交事件，被公认为近代中国最有权势且最具影响力的洋人，洵为中国第一客卿。

《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是发掘出大量新史料的赫德新传。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作者母亲的家族有三代女性曾经侨居中国，由于一些特殊的机缘成为赫德的挚友。本书通过大量书信和日记等第一手材料，考证家族历史，讲述赫德与这些女性朋友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故事，从女性的视角描述赫德复杂的情感世界，展示了赫德极富个性的一面。透过生动的叙事和史实考证，一个由商人、外交人员、海关洋员和学者组成的在华外国人网络凸显出来，并且从侧面反映出近代中国，尤其是沿海通商口岸的政治变迁和社会面貌。

1864年7月23日，他庆幸自己对女性的遐想已经变得越发短暂，且不再那么痴迷了。但是很糟糕，8月6日，他又写到，“找个情人的诱惑太强了……除了迷恋女色，没有什么其他事情更让我伤脑筋。不过，我已经一年多没有碰过任何女人了”。

“一年多”说明他在1863年夏天与李泰国一起前往北京之前是与阿瑶在一起的，而身在北京的他已经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前景。他决定正式结束这段男女私情，打扫门户，为将来明媒正娶做好准备。大多数侨居中国的外国人都会付一笔不大的费用，让孩子回到其母亲的大家庭中。显然，赫德认为，如果将孩子们留在中国，势必会给自己和自己未来的妻子带来尴尬。他承担了对自己这些“被监护人”的经济责任，并允许他们使用自己的姓氏。但是，由于他们属于非婚生子女，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观念，他们不能算是他的家庭成员，不能享受他的陪伴和亲情。他希望这些孩子在英国长大，所以他必须找一个可以信赖的、熟悉广东习俗的中间人，而这个人又不能是海关里的职员。整件事秘密完成，滴水不漏，甚至在日记中也只字未提此事。我认为，他当时想到了桑普森。赫德一直与他、他的妻子艾玛，以及可爱的女儿保持密切联系。1864年6月21日，他在北京的日记里提到过“可爱的小姑娘”寄给他一张自己的照片，而他也于6月24日回复了她一封短信。

▲赫德的红颜知己 艾玛•卡拉尔，24岁，与母亲艾玛•斯普赖•桑普森在伦敦。

11月4日，赫德回到上海（之前成功抵御住邻家中国姑娘的诱惑），并且惊讶地发现外滩和外国人俱乐部用上了新煤气灯，灯光璀璨。12月9日，他启程前往香港。在途中，他写到坐蒸汽船只需69小时可抵达目的地。接着，他直奔广州。他提到曾数次访问广州，说明在1859—1861年那段未记日记的时间中，他与那里的外侨知识分子相当熟络。他们正努力了解中国文明。

1864年12月20日在广州期间，他接到了母亲的来信：“母亲提到一位布雷登小姐(MissBreadon)（原文如此），并且提到5000英镑的事（可能是他希望她能带来的财产数额）……对炉边厮守、共度快活时光的渴望不断增长，而对婚姻的期盼却在下降。”他对婚姻的期盼可能是在见到阿瑶后下降的，但很快又重新燃烧起来。1月10日，他已经在计划前往香港，准备在离开南方前将杂七杂八的事情做一个了结。下一篇日记记于1865年1月15日，显示他并未如愿以偿地与罗存德博士(Dr.WilhelmLobscheid)见面，“所以我只能在尚未了结最急于了结的事之前离开了”。桑普森与罗存德这位非同寻常的德国传教士非常熟悉，很可能建议赫德托他将孩子们带去英国。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赫德本打算借着1864年12月这次造访与阿瑶协商分手事宜，做最后告别，但他陷入了与当年詹·卡·威2号相同的境地，即他又让她怀上了孩子。他只好推迟了将孩子马上送走的计划。如前所述，赫德于1866年8月写给赫丝特·布雷登的信中说，“至少在过去两年里，我的生活是清清白白的，无可非议”。但这种说法很可能隐瞒了他与阿瑶的最后一次相见。

他也需要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往往可以理解他那些无法向男人们吐露的情感。在那个年月，男人都该“坚忍不拔，情感内敛”。按他的希望，一个贤惠妻子应该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她应该能够理解和分享他对事业的投入，以及对中国的忠诚。与赫丝特的婚姻最初是幸福的。他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时，他写道：“没有人的妻子胜过我的爱妻。到目前为止，我们和睦相处。同时，婚姻也确会影响一个男人的工作。”虽然两人一开始还在努力寻求共同爱好，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不幸的端倪。1868年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6月21日，赫丝今天21岁了，刚刚看完《埃涅阿斯纪》(Aeneid)第一卷。”1870年11月16日，当时正在学习小提琴的赫德要求金登干找一些钢琴和小提琴的曲谱，以便夫妇两人可以共同演奏。毫无疑问，他很疼爱她，也钦佩她的勇气：1867年，她在生第一个孩子时，难产四天后才生下他们的儿子，但小生命随即夭折。这件事肯定让惊恐万状的丈夫想起宁波高夫夫人难产时的恐怖结果。1869年12月31日，他们的女儿艾薇(Evey)安全降临人世。接着，1873年7月，他的儿子布鲁斯(Bruce)也来到人间。不过，1874年7月19日的日记里有如下思考：“工作……是我的首要考虑，我不允许任何事情影响到我的工作；我会不惜放弃一切。”

对一个以工作为首要职责的男人来说，只有当妻子视他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时，他们的婚姻才可能长长久久。我们将会发现，这种相知相伴、夫唱妇随的理想并未成为现实。不过，他个人的忠诚天性，以及当时的社会规范决定了他视婚姻为一种“至死不渝”的承诺。

▲赫德爵士的花园派对（Ca02-100——从一本杂志上剪下）

赫丝特确实令我们同情。除了看不惯赫德爱慕吉夫人和艾玛，北京的闭塞小圈子使她厌倦不堪，同丈夫交往的人与她在社交习俗和语言方面存在障碍，也令她不胜其烦。另外，北京缺少良好的生活条件和必要设施（这里出行要坐大车，没有弹性十足的减震装置），让她受够了。可怜的她在生孩子时还经受了难产的折磨，她可能感受到，为人之母可谓付出巨大，得不偿失。这一切赫德大概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1871年9月1日，他对金登干说：

威妥玛夫人刚刚为我们的国王代表生下第三个儿子……而她嫁给他才三年三个月。在我看来，这样虐待一个女人很不公平……这意味着让一个弱女子经受太多痛苦，承担太多苦役和繁重家务，人应该——当然说起来很微妙——但我还是适可而止！

即使是在婚姻生活中，他显然也在尽力约束自己，不给妻子增加太多负担。

▲赫德七十岁照片，1905年送给凯特的。

赫德刚刚年过四十，如同这个年龄的很多男人一样，已经开始回顾人生，检视自己是否实现了人生目标。不仅如此，7月2日的信显示，他不久前刚刚经历了双亲亡故的打击。年纪轻轻就有能力赡养父母让他无比自豪。如今他已经成为赫德家族的一家之长。父母在世时，阿尔斯特是父母的家，对他意义重大。而随着他们相继离去，这里就不再具有特殊意义。1866年他探亲休假，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而1878—1879年休假时，他只在那里短暂停留。他不仅失去了父母至亲，也失去了对那个“家”的眷恋之情。现在，中国成了他真正的家。

与此同时，他的另一段历史也来敲门了。一封不期而至的信让他再次想起那个百般柔顺的中国伴侣阿瑶，以及与她生下的三个子女。“6月3日星期四。收到邮件……戴太太说她的受监护人都已经长大，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安置他们？”

3月19日星期日……上午10点，赫丝、艾薇、布鲁斯，还有弗里达和多萝西亚(Dorthea)……一刻钟之前上路了。布鲁斯因为出门而兴高采烈，艾薇哭着找我，哭得几乎人都缩小了。赫丝也动情洒泪……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亲人都已离去。我们何时再相见？在中国？在家乡？此生还是来世？只有上帝才知道。一切皆为命中注定。如果此生无缘与爱过的人相聚……那么就与他们在天堂见面吧……

*节选自《中国岁月：赫德爵士和他的红颜知己》，玛丽·蒂芬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