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网讯（记者 顾军）梁漱溟是20世纪中国独具风骨的思想家、社会实践者，在他近百年的人生中，与众多学者、师长、名流、友人通过信件进行交往。梁先生逝世后，他的长子梁培宽将信件收集归纳并加以整理。2017年底，世纪文景公司策划、上海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梁漱溟往来书信集》辑录了梁漱溟先生七十余年来的往来书信七百余封，是迄今最为全面的一次梁漱溟书信整理。

书中，许多珍贵信件是首度公开，如与蔡元培、吴承仕、赵朴初等人的通信，并附有26张珍贵的手稿原件照片。这些书信不仅是梁漱溟个人不同时期思想、情感、生活等的记录，也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七十余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对读者了解梁漱溟，了解中国历史，是珍贵的历史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书信的编注者、已92岁高龄的梁培宽与许多书信作者相识，并亲历了书信中提到的许多事件。他不仅对书信做了分类和整理，并配以注释说明，为读者揭开历史背面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这使得这本书信集极具权威性。

七百余封鱼雁音书，20世纪中国历史的缩影

书中涉及人物众多，既有政坛名流，又有布衣白丁，既有饱学鸿儒，又有莘莘学子。其中不乏广为读者所知的名字，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熊十力、马一浮、黄炎培、张澜……收录在书中的信件，见证了20世纪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

1949年1月，在致毛泽东、周恩来的一封信中，梁漱溟写道：“润之先生恩来先生同鉴：时局发展至此，公等责任至重，望事事妥慎处理，勿掉以轻心，是则远方朋友如漱溟者之所叩祷。”并且陈明此后数年内，对国事将抱着“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的原则，决心闭户著书。

1971年，在致冯友兰先生的信中，梁先生回想起五十余年前同在北大哲学系的岁月，感慨昔年旧友多已故去，唯彼此二人还同在北京；更为其时“形势大大舒展开朗”而开心，叹：“（形势）竟在吾人亲历目睹中完成其转变，我们相去咫尺的两人岂可不一谈耶。”当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通过提案，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信中所说“形势大大舒展开朗”，即是指此事。

令人颇感意外的一位通信者，是化名张玉川（张嘉仪）的胡兰成。胡兰成写致梁先生的书信现存九封，论中西文明，论社会历史，洋洋洒洒近两万言；1950年他经香港逃往日本，在香港和日本期间都曾给梁先生写信，而梁先生始终不知此人真实身份，对其生平行事更是一无所知。胡兰成信后，梁先生还曾写有按语：“张君头脑思路远于科学，而近于巴甫洛夫学派所谓艺术型。联想超妙，可备参考。于人有启发而难资信据。此我之评价，阅读其文字者自考量之。”

以一己清朗刚健力，涤世间纷纭万端事

梁先生通过书信与师友交流人生的思考，为国家、社会、教育建言献策，点拨奖掖后学弟子，关心子孙教育问题，从这一封封泛黄书信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看到这位“中国的脊梁”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他的认真倔强，率真可爱，自信自傲，铁骨铮铮……

梁漱溟先生一生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坦诚直率，与胡适、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等学者交游往还，信中直指其失，如致胡适信中说“尊文间或语近刻薄，颇失雅度”，而胡适先生的回信亦甚有趣，先是说自己最讨厌板起面孔说规矩话，总喜欢在庄重的题目上说上一句滑稽话，确实有时会致轻薄乃至刻薄；又笔锋一转，说其实此事也在于自己与梁先生性情不同，“适颇近于玩世，而先生则屡自言凡事‘认真’”，又劝梁先生，凡事太认真也并非“汪汪雅度”。梁先生不以为忤，虚心接受。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梁先生不愿附和批孔。当遭到批判时，梁先生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在1975年致友人周植曾的信中，梁先生自陈心迹：“……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

梁先生的一生，正如他给两儿的家信中所说：“精神有所归，生活有重心，一根脊梁树立起来，两脚踏在地上”。

还原一个血肉丰满、可亲可爱的梁漱溟

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梁漱溟。他与学生交流养生、修身经验，记录静坐方法的笔记，照应生活困难的学生，关心侄辈的婚姻大事，暮年时也会不时唉叹“脑力体力俱衰”，读者印象中那个瘦削、严肃、硬气的“中国的脊梁”，在生活中也是一个可亲可爱的长辈。梁先生寄宽恕两儿信，口吻亲切，如朋友一般，表示对二人兴趣志向绝不干涉，“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拦阻你们的”。得知孙儿情绪懊丧，耐心宽慰，“此大可不必，得失利害之念愈少愈好”。编注者梁培宽先生在前言中写下：“先父写示给我兄弟二人的书信，其珍贵之处何在？那就是他关心和教育儿女的指导思想与方法，有其独到之处。如果读者已为人父母，更请细读这些家书，自然会有许多体会，从而受益。”

对于读者来说，阅读此书的一大乐趣在于可一窥这位风云人物的“朋友圈”。梁先生素来与蔡元培、胡适、熊十力、马一浮等先生交好，读到他们的书信是意料内之事；书中更有许多意料之外的书信往来，如，本书收录梁先生与周俟松女士通信共五封。周俟松女士为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夫人，原来1940年梁先生赴香港创办《光明报》时，曾一度借住于许宅。而他们的渊源则在更早的1916年结下，那一年，梁先生的族兄梁焕奎得与周印昆老先生相识，周老即周俟松女士之父。

书中还有许多真挚动人的书信来自于“小人物”。如邹平乡建院院部大门传达室的一位老工人之子范印龙，来信述说其父经历：“爸爸生前有一肚话想和梁先生说，无非是他想表明研究院从撤走后他如何忠心耿耿看守着研究院的一草一木，被人拿去一件东西都会使他心痛，他从未无故擅离职守，洋鬼子来了，他还住在传达室。八路军游击队住了研究院，他还是看大门，每天还领二斤馒头。直到他住的传达室也被拆没了，他才离开了那块地方！他梦想的研究院还能回来的幻想，直到梁先生到北京后他才意悟到研究院不会再在邹平东关出现了。”“大人物”赋予此书以厚度，“小人物”赋予此书以广度，他们同样是上个世纪中国历史的缔造者和时代变迁的见证人。

为使读者能够最大程度完整领略书信原貌，此书中留存有原件或底稿的部分书信格式复原了其本来的样态，如为表对收信人的尊敬，其称呼前有空格，或另行；为表自谦，写信人自称时字号小于书信正文等。这对读者来说也许是一种别样的阅读体验。

据悉，为纪念梁漱溟先生逝世30周年，世纪文景公司将于2018年出版《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这两部重磅著作的纪念版，届时也将展开一系列纪念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