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上有一座电影院，离我家不远，穿过一条马路就到。那时候，它是全镇最辉煌的建筑。我爸说，六九年欢迎下乡知青，七六年庆祝“四人帮”倒台，都在那里。

路明

设施当然是简陋的，水泥地面，木质座椅，翻起来噼里啪啦响，坐久了硌屁股。壁灯大多是坏的。有主席台，领导讲完话，或者文艺演出完毕，桌椅话筒拖入后台，幕布一拉，就可以放电影。工作人员来回跑，地板咚咚响，像个空心的瓜。有一个小卖部，卖三角包的葵花子、拷扁橄榄、瓶装汽水、切段的紫皮甘蔗。一场电影结束，满地的瓜子壳和甘蔗皮。

据说我爸抱着襁褓中的我看了五遍《少林寺》，我完全没有印象。我爸回家后兴奋地指手划脚，说等我满五岁就送去少林寺学武，被我妈臭骂一顿。

我在电影院演出过，那是我妈的荣耀时刻。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妈花了三百块钱，相当于她四个月的工资，从上海“向阳儿童用品商店”买回一架卡西欧电子琴。镇上找不到老师教，好在当时电视台有一档教小朋友弹琴的节目，我妈就陪着我一起学。几个月后，我居然能弹出几首完整的曲子。我妈的想法是：先让我自学个两三年，然后每个周末去上海找老师辅导，再砸锅卖铁换钢琴，全家举债供我考音乐学院。后来我第一次去上海找老师，回来后大病一场，这茬就再没提。

我妈至今珍藏着发黄的节目单——菉溪镇1988年元旦文艺汇演，我的节目是电子琴独奏《洋娃娃和小熊跳舞》，排在第六位，夹在少儿诗朗诵《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和二胡独奏《金蛇狂舞》中间。我脸涂两朵，眉心一粒，昏头昏脑，慌慌张张地上了台，咚咚咚直奔电子琴，后台传来一声怒斥——鞠躬!　我差点跌一跤，再退回去鞠躬，耳边响起哄笑声。忘了是怎样弹完的，只记得台下密密麻麻的人头——前排坐着镇上的领导和学校的老师，笑容比较可掬，后排则隐没于黑暗中。掌声是照例有的，松松垮垮但不失礼貌。整台节目，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跳霹雳舞的男青年，红夹克，喇叭裤，长长的鬓角紧贴脸颊——据说是用胶水黏住的——模仿的是当时大红大紫的费翔。

上小学了，学校每学期都要组织两三场集体观摩电影。全年级的男女生排成两路纵队，手拉手一起走。到了电影院，排排坐好，先看一部科教片，防火知识远离毒品科学养蚕等等，接下来开始放香港武打片。多年后我发现，香港经典武侠电影自己几乎一部不落地看过，从《笑傲江湖》到《黄飞鸿》系列，从《少年方世玉》到《火烧红莲寺》，从《新龙门客栈》到《新少林五祖》，当然，烂片也看了不少。第二天上学，男同学书包里藏了自制的三叉戟和双截棍，在走廊里演练虎鹤双形。女同学叽叽喳喳，讨论关之琳还是李嘉欣好看。

到了初中，不再排队了，上半天课，下午看电影，最后一节课在班里发电影票。男同学互相换票，偷偷摸摸或者明目张胆，为了坐到喜欢的女同学身边。有时明码标价：一般好看的女同学旁边座位，价值十根橘子棒冰或五个游戏机铜板，班花则翻倍；有时则需要大打出手，动用武打片里的那些招数。有时换一次票即可，有时要两次三次，曲线救国——端看想要的票在谁手里，他喜欢的女孩是谁。女生面露娇羞或者不动声色。好不容易换到票，兴冲冲跑去一看，身边坐了个痴胖的姑娘——人家也换座了。其实，就算坐在心仪的女生身边，也不能做什么。十四五岁的男生，常常紧张地说不出话，那就不说话好了；不好意思转头看她的脸，那就不看好了。灯光黯淡下来，像做梦一样，此刻，再粗野的男生，心里也是温柔的。鬓角如丝，吐气如兰，同她一道沉入黑暗中。

1997年的《泰坦尼克号》，成就了小镇电影院最后的辉煌。夏天的那几周，几乎是场场爆满。萝丝脱衣服的那段被完整地剪掉，底下有看过原版VCD的，一时嘘声四起。杰克沉入冰海，四座一片抽泣。电影放完，我走到日光下，一阵恍惚，心里有什么东西正在沉没。

夏天过去，我离开了小镇。

后来，听说学校有了自己的电教室，不再组织学生集体看电影了。电影院荒废了很多年，成了小孩子夜里“探险”的乐园。

又过了几年，我回小镇，去同学家里做客。他家新买的房子，是小镇第一个高端楼盘。他得意地对我说，阿晓得，我们在电影院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