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王建男贴一个标签，他现在更接受“北极人文观察家”。

 

在这之前，他学过版画，当过搬运工、农民、中学教师、摄影记者、哈尔滨　日报社社长、上市公司　CE0。有人说他太任性，也有人说他是英雄。但是王建男说，“他们都不懂我”。他觉得自　己唯一得天独厚的幸运是妻子的志同道合，唯一值得　自夸的品质是对“看准的事儿”锲而不舍。

 

2005年至今，王建男在妻子的陪同下，使用大众摄影器材，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田野调查的方式从事“环北极人文生态摄影观察”。12年来，他们已23次进入北极8国，踏查了北极理事会确认的北极人文区　(AHDR)174个原住民聚落，拍摄了约5万幅纪录摄影作品，撰写了150万字的观察手记，并记录了大量视频素材，成为世界上踏查北极原住民聚落最多的摄影家与观察家。

 

如今已将近古稀之年的王建男，仍然心存当年走进北极时的梦想：用20年时间建立起一个权威、真实的北极影像数据库。

 

北极原住民聚落的人文观察

 

1950年，王建男出生在哈尔滨。从地图上看，这个城市除了位于中国高纬度地区之外，它所在的黑龙江省还有20多个口岸位于中俄交界线。

 

在王建男读书的时候，与苏联相关的文化艺术类内容不仅被编入教科书，而且成为书店、剧场、礼堂、电影院、图书馆里的“国际概念”。在这样的氛围中，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形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直至成为英雄。

 

王建男至今时不时还会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那句：“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为了避免回首时的悔恨与羞愧，就必须要争取多几种活法。多一种活法，就等于多了一次人生。”王建男认为这是他在生活中不断突破自己的初衷。

 

2005年，温哥华的某个夏日午后，55岁的王建男在加拿大论坛上看到一个叫“蓝山飞神”的人分享他与五个朋友驾车从育空领地直抵北冰洋的《北极探险记》：“走过北极圈，横穿腊子口”“翻越雪山，探索北极之光”“访问北方小镇，体验狗拉雪撬”。

 

这个帖子激起王建男骨子里休眠已久的探险冲动。妻子吕晓琦曾经当过兵、做过记者，夫妻两人一拍即合。他们开始在网上搜索资讯、恶补北极常识、确定行动路线、订机票、订旅馆、收拾行李、准备冬装。这也成了他们今后每次去北极前的2个月常规准备工作。

 

人生的每一个“第一次”都意义非凡。第一次飞越北极圈、踏上北冰洋、见到冰核丘的激动；进入了北极土著因纽特人的部落，受到了酋长的接待，生食了冰凉的鲸肉；驾驶小排量汽车沿阿拉斯加公路考察了海拔3000多米的克劳恩保护地……这些，王建男历历在目。

 

意想不到的是，王建男的第一次北极之行就遇到了因纽特人的酋长罗杰·格鲁本。

 

在机场见到罗杰时，他头戴棒球帽、身穿夹克衫、脚蹬高筒厚底皮靴，人高马大。

 

这和王建男印象中的因纽特人“吃生肉、穿兽皮、住雪屋”截然不同。“北极地区有十几个土著民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因纽特人与萨米人。因纽特人，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爱斯基摩’的民族。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0到15万因纽特人，主要生活在加拿大北部、格陵兰和阿拉斯加。”王建男说。

 

北纬69度以上的图克，气温曾高达29℃!因纽特酋长头戴棒球帽、身穿格子衬衫!北冰洋边的现代化学校，大型连锁超市、餐厅、酒吧、台球室……第一次来到北极看到的这些画面颠覆了王建男对北极的刻板印象，多年摄影记者的经历告诉王建男：他要呈现给世人一个“真北极”。这份因好奇心而成的北极之行演变成一种他的责任和使命：将“真北极”传播出去、留存下来。

 

采访中，王建男反复强调，他是在用照片和文字记录并传播一个“真北极”。

 

“我提出‘真北极’的概念，并非因为存在一个什么‘假北极’，而是针对北极在媒体形象的失真缺位而言。目前，媒体上的北极影像存在两大缺失：一是人文影像缺现实，现存影像多为100年前探险家留下的影像；二是现实影像缺人文，提及北极，人们想到的是冰山、冰川等自然景观以及北极熊、海豹等北极动物。事实上，北极不仅有冰川、冰山、冰熊，还有人类；北极人类不仅生活在古代，还生活在当代；当代北极社会不是雪屋兽皮而是洋房羽绒……这一切在媒体上的缺位，等于将当代北极社会的真相屏蔽于受众的视野之外———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这是传媒界和摄影界的一大遗憾。”王建男解释。

 

此后的几年时间，“环北极摄影观察”行动计划在王建男心中逐渐成形———以纪录摄影的方式，对北极八国的原住民聚落进行人文与生态摄影观察。

 

今年10月，王建男北极摄影展“大融冰”在广州展出时，有位带着小孩观展的市民说：“本来只是想给小孩子照个相，让他感受艺术氛围，但是进来后才发现，北极圈不止有冰川和北极熊，还有生活在冰川世界里的人。”

 

透过王建男的照片和文字，人们会发现，这些冰川世界里的人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与我们这些生活在低纬度地区的人相差很小。

 

“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低电费甚至免电费，以及家家都有的汽车，营造了温暖的居住环境和出行环境，使他们不必担心严寒，穿戴也随之相对轻便了，如今他们与中国北方居民的穿戴已经差别不大了。尽管他们现在几乎无法通过传统的渔猎获取足够的食物，但因为高福利国家有低保补贴，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基本上做到了衣食无忧。”王建男说。

 

北极人类与北极文明

 

“不断升温的现代生活方式正在摧毁着北极的人文与自然。走出雪屋进洋房的北极原住民逐步意识到，他们用五千年建立起来的精神家园正在与万年冰川一起，融化崩塌……”王建男认为，真实记录下这些不可再现的文明纠结瞬间，或许是他“环北极”的最大价值。

 

为此，王建男所著纪实文学　《北纬66度》里专门设有一章《文明纠结录》，记录了那些从游牧文明一步进入后工业文明的北极原住民的纠结故事。

 

在《冷权之战》里，王建男这样感慨冰雪文明的消亡：

 

“海冰是因纽特的公路”———坚实的冰面，不仅是游牧状态的因纽特人的通途，也是连接各个部落间最快捷的通道。

 

“大自然是因纽特的超市”———驯鹿、海豹、鲸、北极熊……，食其肉，穿其皮，燃其油。这是因纽特千百年来的文化根基。但现在，这个根基正在遭受挑战：资源开发引起的变暖使海冰越来越少，大规模定居带来的噪音使猎物愈来愈远。在当今的因纽特社区，人们宁可呆在家里领救济，也不愿意跋山涉水去打猎。职业猎人似乎已成弱智者的代名词。

 

《我是谁？》一文进一步控诉了资源开发对北极文明的摧毁：

 

在矿业经济的拉动下，努纳武特领地人均GDP早已超过5万美元，但奴纳武特的人均收入却在加拿大排名倒数第一。因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收入不是来自就业，而是来自政府救济———轻而易举就可以申请到的高额救济金，是滋生依赖与懒惰的土壤。于是，既不像现代人那样去工作，也不像传统的因纽特人那样去渔猎，便成了因纽特社区的尴尬。

 

久坐不动、垃圾食品、精神压力，导致原本强悍无忧的北极渔猎民族染上了高血压、心脏病、高血脂、糖尿病。因纽特社区因此而成了加拿大的“国家病房”———努纳武特领地的人均医疗支出居世界首位。

 

在《软禁的母语》中，他这样描述只有1500人的加拿大北极小镇剑桥湾：“除了雪地摩托、四轮摩托、皮卡车以及飞机起降的声音，还有无处不在的英语以及来自高速互联网和多频道电视平台的千奇百怪的声音。”

 

以前，因纽特人大多是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的家庭，儿孙们围坐在长者周围，听他们传授因纽特的历史与生存技能和神话故事。现在，这个温馨的场景已经成了这些老人的回忆。在因纽特社区，虽然长者仍旧受到尊重，但七八十岁的因纽特老人只能讲蹩脚的英语，无法将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传达出去。他们担忧，不久的将来，因纽特人的自己语言将不复存在———尽管对他们而言，那是令人欣慰的声音。

 

《因纽特大搬迁》《隐退的萨满》《冰雪十字架》《最后鹿群的守望者》《火柴盒效应》《诗意的暴动》《围猎麝香牛》《一户人家的渔村》　……一个个看似中性的标题，透露出了王建男这位观察家的困惑与纠结：游牧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谁与环境的关系更和谐？　北极文明与非北极文明，谁主谁客？

 

两个人的北极探索

 

23次的北极之行，妻子吕晓琦全程陪同。她是“首席资讯官”：行前庞大枯燥的网络调查工作主要由她来完成；她是“后勤部长”：每次出行的行李箱都由她打理；她是“厨师”：旅行期间，除有免费早餐的旅馆外，一日三餐都由她来做。

 

谈到妻子时，王建男言语里隐藏不住对她的依赖和深爱。因为她是一个在汽车滑入沟中后，会和他忙活一小时，尽管全身大汗、满脸污渍还是会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为他打开CD机里的评书《三国演义》，陪伴他继续前进的人。

 

那是2009年10月，当他们去加拿大育空领地寻找迁徙的驯鹿群时，决定驾车穿越北极圈。这也是他们的第7次北极之旅。

 

驾车出发地点在育空领地首府白马，沿克朗代克公路　(KlondikeHighway)向北480公里，进入丹普斯特公路(DempsterHighway)，继续北上直至北极圈，此程驾车往返近2000公里。

 

丹普斯特公路是加拿大唯一穿越北极圈的公路。这条公路的两车道砂石路面可全年通车路段为671公里，冬季通过连接冰面可再延伸370多公里，直至加拿大西部北极重镇伊奴维克和北冰洋小村图克。这也是当年“蓝山飞神”们走的路。不同的是，他们4人驾驶的是大型越野车，而王建男租的是2.4升的经济型轿车。

 

要进入600公里无人区的那天早晨，天下起了雪。

 

“早上9点出发，天还黑黑的，须开远光灯。直至10点才勉强熄掉。刚刚10月末，丹普斯特公路的极夜现象就开始了。阴云低垂，苍凉与压抑成了这条公路的基调。”王建男形容。

 

公路两侧，除了起伏的山脉、破碎的冰碛和疏密无序的泰加森林，很难看到其它的景观。在只有这样参照物的情况下，人很容易迷失。偶尔才经过的一丛丛暗红色的灌木，才把人拉回现实世界。

 

下午，雪大了起来。6个多小时的车程行驶了369公里，晚上他们入住鹰原旅馆(EagleplanHotel)。鹰原旅馆是丹普斯特公路上唯一的旅馆和汽车服务区，也是方圆600公里唯一的人居点。王建男和妻子成了这家旅馆当晚仅有的住客。

 

第二天，雪花依旧飘飞。加满一箱油，王建男和吕晓琦开始向40公里外的北极圈进发。陡立的雪路，急速下坡，驶过鹰河(EagleRiver)铁桥，终于抵达加拿大育空领地政府设立的北极圈标识牌。

 

“推开几乎被雪霜封冻的车门，双脚踩在北极圈上，踏踏实实的感觉。此时此刻，偌大苍穹之下只有我们两个身影。没有喝彩，没有观众，相机上滴滴作响的自拍声就是我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两个傻家伙像孩子一样振臂欢呼，我们自己为自己喝彩!”王建男说。

 

“穷游”北极

 

搭建一个权威、真实的北极影像数据库，需要怎样的拍摄设备？

 

王建男的相机配置是“大白兔”(佳能5DII+28-300mm变焦头)。“选择这套配置，固然有经费因素，但最重要的是负载能力问题———冰天雪地里的长途跋涉，器材必须轻便。”王建男说。

 

这套配置也有许多局限。比如，抗寒能力一般；解像力较差；广角端四边色彩分离；白平衡和曝光系统经常失控。好在王建男已经掌握了规律，能够恰当地应对，因此，这些问题并未影响作品的总体质量———在《生命北极》北京展的展厅里，几幅4米×6米的落地喷绘所带给观众的画面锐度，显然是令人满意的。

 

“顺便说一句，没有什么相机能够长时间耐住-40℃的低温。抗低温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温。我没有电热包，只是穿了两层羽绒服，并随时把相机塞进外层羽绒服内。其实没多大用，因为外层羽绒服里的温度和外面差不多。最实用的手段应该是，准备3块电池放到贴身的衣兜里，用体温保持电池的工作温度，并及时轮换电池。”王建男说。

 

作为世界上踏查北极聚落最多的摄影家与观察家，人们碰到王建男总会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租飞机了吗？　雇向导了吗？有翻译吗？有助手吗？有基地吗？有后援吗？

 

在回答了无数遍“No”之后，王建男终于明白了，原来在许多人的眼里，去北极只是“土豪”的专利。于是，王建男决定，再给自己增加一个任务———探索一条属于平民百姓的北极摄影观察之路。

 

12年来，这条路日渐清晰。比如：使用大众摄影器材，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享受电热杯家常煮饭，用互联网沟通，靠“烂英语”开路。

 

2013年11月，丹麦大使馆举办王建男的“生命北极(格陵兰)”影展并向其颁发《促进格陵兰文化发展荣誉证书》。主办方说，开幕式的演讲，你可以选择汉语，也可以选择英语。但是王建男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语。“面对中外来宾，我的开场白是：今天我选择用BrokenEnglish(蹩脚英语)演讲，目的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些年来，我就是用这样的‘烂英语’走遍北极的。”

 

发言完，台下一片掌声———原来，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世上无难事”啊!

 

为了让王建男的“中国胃”在北极旅途中始终保持舒适，妻子吕晓琦极有创意地摸索出了一套用电热杯做中餐的方法。他们的行李中能看到电热杯、餐具、菜板、菜刀、挂面、豆粉、大米、玉米面。每次出门前能装上满满一箱!　这个“炊事箱”，不仅占去了每次北极行李额度的一半，也给他们带来一些乐趣。

 

2010年，在阿拉斯加的巴罗机场。王建男夫妇托运的行李中有一个箱子莫名其妙地消失了。问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无可奉告。一个半小时后，在人去楼空的行李房里，那箱子又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转盘上，只是箱子里多了一张纸条：“已开箱检查。”

 

“山姆大叔们关起门来，经历了一个多小时的研判，还是搞不清楚那菜刀、那菜板、那装在塑料盒里的棕色凝固物体　(肉酱)　是干什么用的，只能不了了之!”王建男言语中透着对中国饮食文化的骄傲与热爱。

 

在北极的茫茫雪原上，间或可见一种人形堆石，那原本是因纽特人指向狩猎之路与回家之路的标记，此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寄托了思念、崇拜与祈福的图腾。站在人形堆石前，王建男常常会有心灵感应。这种感应来自那人形所释放的温馨，更来自那指路的原始功能———无论出猎的路，还是回家的路，都是人间正道。

 

“现在，人形堆石带给我方向感是：向北，向北，再向北!因为，北极，就是我心中的图腾!”王建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