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顾颉刚逝世之际，我写了《当他远行的时候》为他送行，刊登在1981年1月7日的《文汇报》。

看望顾颉刚先生，已经是三十六年前的事了。那一次去看他，不是访问，访问前我是要做许多准备工作的，那次只是受朋友之托临时的看望，所以毫无准备。说实在的，顾先生也是我在计划中要访问的学者，想和他谈疑古的问题，他曾经说过：“欲清扫战国而下之蔀障，以恢复古代史实之真面目”，当时也听到老一辈的人说过，他们当年读书的时候都知道，顾先生对商周以前的历史表示怀疑，有很流行的名言：“大禹是一条虫。”还是在“文革”期间，我对中国的考古已有浓厚的兴趣，跑了一些考古发掘现场，夏之前的文化就引起了议论。我就想了解一下，对众多考古成果的出现，不知道顾先生的史学观念有什么变化。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虽然买到顾先生的《史林杂识》，但他的其他著作没有读过，所以并不敢贸然采访他。

1980年11月24日，我去看望的当天晚上，顾先生就进医院，从此没有出来，直到他病逝。顾先生是因为感冒发烧住进医院，经过治疗，病情有所好转，在病房里还能做些研究，后来突发脑溢血而病逝。顾先生病逝，我很伤感，就写了《当他远行的时候———记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刊之报端。因为是新闻通讯，不可能像副刊文章写出许多细节。三十六年的时光流逝，这些细节并没有忘记，流动在我的脑海里或在日记中，现在还是抑不住地要溢出来，流在纸上。

那年冬天，北京的雪下得很大，我在白石桥卫星研究院采访，每天的采访都作了安排，11月24日趁着没有采访任务，我去了顾先生南沙沟寓所。当年俞平伯、钱锺书等著名学者都住在这里。我已经去过俞先生家多次，对这里的房子并不陌生。顾先生家的客厅也不小，我走进客厅，顾先生的夫人张静秋忙里忙外在收拾。顾先生在书房里，书房的门是关着的。我在客厅等待，看到商承祚写的一副金文对联，不懂金文，我不知道对联的内容。看书房的门，只见门上贴着会客时间不超过五分钟的条子。我知道这是提醒来访者要自觉遵守时间，也是夫人用来保护顾先生的武器，我担心自己会被这武器打中。书房门开了，我走了进去，我又看到墙上贴着和书房门上内容相同的字条“五分钟”，这应该是对顾先生的提醒了。

顾先生把我带去的那幅《松鹤图》展开在书桌上，很有兴趣地看着，喃喃地说着我和他们都是老朋友了。解放之初，顾先生在上海办大中国图书局，出版教育挂图和史地小丛书。顾先生爱才，把初到上海的刘旦宅聘用到书局画教育挂图，承名世担任史地小丛书的编辑。顾先生所说的老朋友，应该是这一段历史。顾先生说罢又把承名世的信看了一遍，信上写着笔者爱好书画，顾先生就要笔者磨墨，准备给笔者写一幅字。我刚要磨墨，顾夫人走了进来，对顾先生说你身体不好，还写什么字，转而对我下了逐客令：超过了会客时间，你该走了。

看看顾先生的表情，他示意要我留下；再说像我这样当记者的人，怎么会轻易就被赶走呢。我继续站在书桌边，这样可以和顾先生聊天，也可以看到铺展在书桌上的稿纸写的内容。在顾先生的书房里听到的和看到的，基本上都写进这篇新闻通讯了。

当时我就想，这也许是对顾先生采访的开始，需要和他有感情上的沟通与亲近，就对他说：你很早就是我们《文汇报》的作者了，我在1946年《文汇报》副刊《史地周刊》上读到过　《宝树园杂记》。他说：那是应王伯祥之约写的。徐铸成很开明，学术副刊都是请报社之外的学者主编。我这时也壮起胆子向他提出疑古的问题，“大禹是条虫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那是鲁迅给我戴的帽子，从此许多人就一叶障目，封我为疑古派，其实那只是研究中的一片叶子，不是主干，你以后看了我的文章就清楚了。”刚说到这里，他的夫人又第三次走了进来，说：好啦，以后再谈吧。

回到客厅，我并没有立即离开，和顾夫人攀谈着。她是徐州人，和我的口音一样，也许她感到是一种乡音吧，对我并没有拒绝。这时我认识了顾先生的女儿顾潮、顾洪，还有顾湲，她在内蒙古插队还没回城。顾潮介绍我认识她们的大姐，是顾先生和前夫人生的女儿，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这天的日记中我还写了一句“采访最麻烦的就是遇到秘书和夫人”。

顾先生逝世之后，我就着手搜集他的资料，去北京时我也会到他家去看看，顾夫人也向我谈了一些顾先生前夫人病逝之后，他们在重庆结婚的事。顾潮、顾洪对我很热情。这时顾洪还是顾先生的研究生，她带我去干面胡同的老宅子看顾先生的藏书。顾洪向我介绍，这座四合院是晚清军机大臣李鸿藻的住宅，他们一家住宽大正房，两侧住的是高士其和贺昌群，张政烺住在后面。后来，我在北京大学和张政烺先生谈过考古问题。顾先生藏书就像一个图书馆，线装书较多，顾洪说没有什么特别珍贵的宋刊孤本，都是常用的。顾洪就住在这里，我曾多次来这里，看了顾先生的一些手稿和一部分日记。除了顾潮、顾洪的帮助，顾先生的助手王湜华也帮助复印了许多资料。那时还在大学读书的我的女儿，有时跟着跑来跑去，她居然写了一篇《寻找顾颉刚》的文章，刊发在《文汇读书周报》。

读了顾先生《古史辨》二集的《自序》，我才了解他的疑古史学的来历。他说：

最使我惆怅的，是有许多人只记得我的“禹为动物，出于九鼎”的话，称赞我的人就用这句话来称赞我，讥笑我的人也就用这句话来讥笑我；似乎我辩论古史只提出了这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已经给我这样地解决了的。其实，这个假设，我早已自己放弃。就是不放弃，也是我辩论的支叶而不是本干；这一说的成立与否和我的辩论的本干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顾颉刚“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术假设，深得他的老师胡适的赞许：“颉刚现在拿了一把更大的斧头，胆子更大了，一劈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舜)都送上封神台了!”并称《古史辨》“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几年之后，胡适对顾颉刚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

经过这样的学术思想梳理，胡适的学术思想在变，顾颉刚的学术思想也在变，我逐渐地明确了要为顾颉刚写一本学术评传，主要讲他的学术思想是如何衍变的。我花了不少时间读他的著作，搜集他的资料，访问他的学生谭其骧、杨尚奎和徐中舒。直到1990年，我买到马来西亚学者郑良树编著的《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并在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1990年10月中，由蜀入京，忽心血来潮，妄想作顾颉刚先生文学传，随去三里河南沙沟拜访女公子顾潮，又去干面胡同旧居访问女次公子顾洪。23日又去社科院观看颉刚先生藏书，数代书香集于一室，以作颉刚先生传之开端，空口无凭，立此存照也。10月23日晚于东便门灯下。”东便门即文汇报驻京办事处所在地。后来读了李学勤著《走出疑古时代》，仍然是以顾颉刚为疑古派的代表人物，更感到写顾先生学术思想衍变这本书的必要了。

白首灯下，伏案已经积累的一些资料，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写出这本书呢？说不出原因，心中有些愧疚，也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