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05年珠峰复测队的一员，徐永清一直将“珠峰”装在心底。

 

 

 

复测队员在“地球之巅”竖起了红色觇标。

 

 

 

测量队在珠峰复测营地举行升旗仪式。

 

 

 

测量队员向珠峰峰顶挺进。

 

 

 

喜马拉雅山脉形成过程图。

 

均国家测绘局测绘发展研究中心供图

 

本报记者　赵征南

 

关于人的传记，并不鲜见；而为山峰写史立传，凤毛麟角。

 

日前，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永清所著《珠峰简史》正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尝试讲述一座山峰———珠穆朗玛峰的历史。

 

与之前面世的描绘珠峰作品不同的是，徐永清试图从多个维度———无论是珠峰的地理地貌、地质演化、史迹遗存、宗教寺庙，还是珠峰的生物植被、气候气象、史诗传说、族群人种，抑或是涉及珠峰的科学考察、登山探险，去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人类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征服”珠峰？

 

2005年，徐永清成为珠峰高程复测队的一员走进珠峰地区。之后，他与珠峰日久生情，将自己绝大部分创作精力用于珠峰的写作。在他看来，人类所热爱的、所敬畏的、所想挑战的珠峰仍有太多的未知，写作是另一次攀登珠峰的过程。只不过，这一次探索，他提出了更多问题，在搜寻答案的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提高。

 

“Becauseit’sthere(因为它就在那里)!”

 

1924年，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挑战珠峰的著名登山家马洛里，被问及为何要冒着生命危险孜孜不倦地攀登珠峰时，他留下了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语气坚定有力。

 

90多年后，当徐永清被问及为何创作　《珠峰简史》　时，他的回答是同样简单而有力的7个字：“因为它就在中国。”

 

忘不了珠峰的人和事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是我国地理信息行业的中枢机构。一楼大厅正中，摆放一座硕大的“浑天仪”模型。“浑天仪”背后的视频里，正播放“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的事迹：有这样一支队伍，61年来，用双脚丈量祖国大地、用仪器测绘壮美山河；32次深入西藏无人区，28次进驻内蒙古荒原，41次踏入新疆腹地；徒步行程57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400多圈，平均每个队员绕地球两圈半。

 

徐永清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张江齐、王新光、孙占义……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再次勾起了他对珠峰的回忆。

 

那是2005年，时任中国测绘宣传中心副主任、《中国测绘报》　社副社长的徐永清，以珠峰复测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在珠峰和承担测绘任务的国测一大队朝夕相处2个月。

 

“记忆是有选择性的。人的一生，没齿难忘的事情，凤毛麟角，让我多年来魂牵梦绕的经历中，珠峰复测，无疑是其中之一，那是我一辈子最艰苦，也是最自豪的时刻。”徐永清说。

 

上世纪70年代，徐永清在初中课文　《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　中，第一次看到了“珠穆朗玛峰”这几个字。神秘的西藏、地球第三极极点、首次从珠峰北坡成功登顶的中国登山健儿，让他对珠峰心向往之。

 

他第一次看到珠峰，是2005年4月　13日。从山下出发，100多公里的“搓板路”，坐车要五个多钟头。到珠峰大本营，向南望去，主峰犹如金字塔尖，直插云顶。“从那天起，那顶冬冷夏热的单薄草绿色帐篷就成了我终生铭记的物件。”徐永清笑着说。

 

光是建营就把他们折腾得够呛。当时珠峰大本营的风力达到9级，十多个人一起用力还是拽不稳帆布帐篷，其中一顶帐篷被吹跑，他们开车追了5公里才追上。

 

躺在这种帐篷里，睡在白白皑皑的珠峰脚下，滋味可想而知。白天，帐篷内气温飙升至40℃，可下午阳光刚一消失，寒冷立刻渗透进手脚，夜间气温低于-20℃。昼夜之间，从蒸笼到冰窖。

 

徐永清回忆，由于海拔高，氧气含量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帐篷内的生活是缓慢而痛苦的。说几句话都会喘个不停，写稿时大脑反应迟缓，挂在嘴边的词半天想不起来。这种状态下，还要和高原疯狂的电脑耗电速度抢时间。完成工作钻进睡袋，脱下衣服，气喘吁吁地躺到那张永远放不平的行军床上，接近半个小时，躺下之后却发现想睡却睡不着，整个人处于迷迷怔怔的状态。

 

他打开相册，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男士在珠峰复测后期都成了“黑脸美髯公”。为何？　因为脸上的油脂越厚，皮肤就会获得更好的保护，所以舍不得洗、也舍不得刮。

 

然而，这只是海拔5200米处的艰辛。再往上，徐永清无缘亲历，但他所听闻的一个个测量登山队的英雄故事，却让他感到震惊和悲壮：张江齐在海拔6500米时出现了足以致命的严重病症，但他依然咬牙坚持，完成了所有仪器培训工作后才开始下撤；王新光的父亲突然去世，他最终选择了留下来继续工作；孙占义乘坐的汽车车灯坏了，为了把维修好的仪器准时送到大本营，黑夜里、大山上，他打着手电筒为车子照路六个小时；为了操作仪器，队员任秀波、柏华岗冒着失去双手的危险，在-40℃的空气中脱掉了手套，史无前例地把重力测量推进到了海拔7790米的高度。

 

2005年5月22日上午11时08分，珠峰测量登山队员冲击珠峰顶峰成功。11时50分，当觇标在峰顶竖起，早已守候在六个交会测量点的测量队员们同时打开经纬仪和GPS，展开了联机观测。

 

“条件最恶劣的时候，很多普通测绘队员跟我反复说过一句话，‘这可能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参与测量世界最高峰，这时候不拼命，那什么时候拼命？’”徐永清说，“中国进行珠峰高程复测，就如同妈妈给孩子量身高一样。8844.43米，新的‘中国高度’诞生。这组数字的背后，彰显的是中国的主权、尊严、责任、荣耀和实力。”

 

就在测量任务圆满完成、队员们启程回京途中，徐永清在航班上心动过速，心跳达到每分钟200多次，经停成都时紧急就医。他回忆说，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书写活着的自然

 

没有鸟儿飞得过珠峰？　这个结论是错的。实际上，每年却有5万多只蓑羽鹤在那里进行着地球上最艰难的迁徙，其中有四分之一无法继续向南，它们有的被冻死，有的在飞翔中体力不支，还有的落入金雕的利爪……徐永清把蓑羽鹤的壮美故事写进　《珠峰简史》。

 

为地理景观写史立传，是地理科普作品中的一个独特类别，这其中，《青白尼罗河》　(又叫　《尼罗河传》)　恐怕是知名度最高的作品之一。埃米尔·路德维希的作品一面世即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畅销全球。

 

而徐永清却没有把畅销书定为目标，他更愿意做一位“房龙”，荷裔美国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同样是记者出身，同样以把人类关心的故事贯穿在地理知识介绍中的写作思路。

 

在珠峰地区，徐永清应媒体之邀，在网络论坛和网友互动。网友提出很多有趣的问题：珠峰真的还在长吗？　在珠峰怎么洗脸？　用不用洗面奶？　在珠峰上见到哪些动物，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听说珠峰上污染很严重？　在珠峰上安装雷达怎么样，能把大陆看得清清楚楚吗？　我也想上去测量，不知道如何训练？

 

当互动结束时，问答双方均有意犹未尽之感。徐永清认为，珠峰的知识，值得他为社会大众进一步探索。

 

该想法得到了部分业内专家的支持。中科院院士、国家测绘局原总工程师、珠峰复测技术顾问陈俊勇就认为，珠峰复测首次实现了测绘科技和大众传播的有机结合，复测本身已经成为面向大众传授科学知识、探索地球奥秘的播种机，公众价值也已演变成面向大众的科普活动。

 

下山仅仅5个月后，徐永清与其他二位复测亲历者合著的　《珠穆朗玛峰到底有多高》　便对外出版，图书分为相识珠峰、了解珠峰、攀登珠峰、再测珠峰四大框架。

 

“那本书，是我在珠峰科普上最初的尝试，不过，侧重点都在我较为熟悉的测绘上，全面性和系统性不够，而且总让人觉得珠峰太‘冷’。”徐永清说。

 

2015年初，在国外的一个商场里，他发现了美国　《国家地理》　的一期特刊《珠峰的呼唤》，这本纪念美国登顶珠峰50周年的书中，汇聚了一批登山家和学者的杰作，从历史、科学等多个角度诉说珠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让徐永清十分感慨。

 

于是，复测十周年，他开始撰写《珠峰简史》，这是他为珠峰撰写的第四部书。

 

“作为一部科普作品，必须兼具科学性和趣味性，即知识和故事。作为曾经的记者，对故事的驾驭远超知识。当知识量不足，即便短期内受到读者的欢迎，可10年、20年之后，还会有人愿意翻开这本书吗？”徐永清说，“‘全’是我对　《珠峰简史》　的写作要求。然而，全书中涉及的80%以上的知识都是我所不熟悉的，包括地质学、人类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写作的过程，也是攀登知识峰峦，不断充实自己的过程。”

 

徐永清的办公室里并未如记者想象般贴满有关珠峰的地图、挂满珠峰复测的纪念品。他默默地关注着珠峰的一举一动，所有资料都被他锁定在电脑的文件夹里。这让他有一种感觉，与珠峰告别得越久，却觉得与珠峰越来越近。

 

他喜欢“个体户”式的写作方式。每天上班，处理好手中的工作，关起门，盯着电脑和资料，一心一意地写《珠峰简史》。

 

徐永清告诉记者，写　《珠峰简史》，是酸甜苦辣并存。“而最大的喜悦，莫过于‘出乎意料’之中，那些柳暗花明的时刻，犹如筋疲力尽的登山者，殚精竭虑，终于发现登顶之路，最后矗立险峰，风光无限。”

 

究竟是谁“首测”了珠峰

 

2008年，徐永清来到测绘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担任副主任一职。对于这份智库工作，徐永清直言，对他写作《珠峰简史》　时捕捉“敏感”细节大有裨益。

 

在《珠峰简史》　中，有一幅叫　《皇舆全览图》　的地图曾反复出现，它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国家版图，其中西藏部分是现在所能看到实物的最早的西藏地图。在1721年木刻板　《皇舆全览图》的　《牙鲁藏布江图》　上，清晰地标绘出“朱母朗马阿林”，为珠穆朗玛峰最早的汉字译名。

 

徐永清对记者说，人类认识珠峰的历史，一个重要的切入角度，是对其地貌、山高等地理数据的测绘，简单地说，就是一部测绘史。而这部测绘史，始于中国。

 

“过去，关于珠峰的‘处女测’由谁主导，有不少人提出过‘中国’的答案，但都是一笔带过，不够细致。反而，更多的笔墨用于介绍著名的印度大三角测量。由此造成很多年来被普遍认为首测是19世纪英属印度测量局完成的，主导者是英国人和印度人。这可不对，也不行。”在徐永清看来，这是该仔细说清楚的地方，说得怎么细都不为过。

 

他敏感而创新地单列出“初绘”一章，复原出300多年前人类首次珠峰测量的人和事。徐永清并没有反复诉说观点，而是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充分地列举事实。从国家版图、奏章、谕令、圣旨，让这些最权威的事实说话。

 

当时在华的传教士将欧洲的测绘技术传入中国。出于国内政治、军事对于测绘的需求，康熙亲自主持、策划了第一次遍及全国的大地测量，所使用的测量仪器大部分是利用西方技术制造的国产仪器，参与者也以传教士为主。

 

1709年和1717年，康熙派朝廷官员前往西藏实地测图。“可能是出于地域偏僻、道路艰难以及人身安全方面的考量”，当时两次西藏地图的实地测量，都没有西洋传教士参加。两次测量，康熙前后指派过三个负责人：赫寿、楚儿沁藏布、胜住。

 

到此为止了吗？　没有。徐永清对上述三人的身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继续挖掘史料。原来，三人的身份极其重要，分别为：驻藏大臣、负责管理西藏事务的吏部左侍郎，康熙派往拉萨的特使以及清代管理少数民族事务最高权力机构理藩院的主事。从身份上看，进一步证明康熙投入很大精力处理西藏事务，对西藏地图绘制极为重视。

 

埃佛勒斯峰，是西方国家对于珠穆朗玛峰的习惯称呼。国人或许对这一名称极为陌生，不解为何在西方世界里，亚洲的伟大山峰要以一个英国人的名字来命名。

 

1852年，英属印度测量局首次测出珠峰高度，定为世界最高峰。1855年，他们决定以该局前任局长埃佛勒斯的名字命名山峰。实际上，最早给珠峰命名的是中国的藏族人，传统称它为“第三女神”“大地之母”等。早在元朝，藏族对珠峰就有详细记载，名为“次仁玛”；清朝时，依照藏族人民的称呼，正式命名为“朱母朗马阿林”。不过，高傲的英国人曾表示：“他们以珠穆朗玛的名称来命名埃佛勒斯峰。我希望探险队即使找到它的真正名称，清清楚楚地写在山上，我们也不要理它。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同意，没有任何一个名称比埃佛勒斯峰更美妙更合适。”

 

“不可否认的是，这个名字带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中国人必然无法接受这个名称，肯定要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中国的世界最高峰。”徐永清说。因此，徐永清搜寻与珠峰名字相关的几乎所有能找到的神话故事、史料和地图，以“芳名”单独列章，诉说珠峰的“正名之路”。

 

期待写好“新山海经”

 

除了“敏感”细节，智库工作给徐永清带来的还有“视野”，宽广的写作视野。“地理历史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他说。

 

在《珠峰简史》　的“测绘”和“攀登”部分，除了科学知识和历史脉络，徐永清塑造了多位与西藏和珠峰爱恨交织的人的故事，包括荣赫鹏、马洛里以及多位外国登山罹难者。据他透露，写作这部分的过程中，自己多次落泪。

 

“或许有人会质问我，说‘这是中国的珠峰，你只写中国人不就行了吗？干嘛写这么多外国的东西？’但我觉得珠峰不仅是中国人的珠峰，更是全人类的珠峰，写它就应该有全球视野。”他说，“很多我笔下的英国人有着殖民者的痕迹，他们研究和攀登珠峰，意味着当时英国的扩张野心，这一点是明确的。可是，对珠峰的测量和攀登，是全人类挑战大自然极限的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身上的科研精神和探险精神。”

 

徐永清一直喜欢把自己的观点藏在彼此交错的事实之中，让读者在阅读中渐渐领悟。为什么初绘的是中国，然而首次测量出珠峰高度并确认为世界最高峰的是英国人？　为什么首次尝试珠峰探险的也是英国人？　为什么中国人长期使用英国人的命名，而让标有“朱母朗马阿林”的地图深藏宫中，长期遗忘？

 

他想告诉读者，珠峰的历史反映着国力的发展水平和科技的发展水平，落后就要挨打。

 

在测绘局同事刘子刚的心中，《珠峰简史》　最大的魅力在于书中蕴含的人文关怀，这是除了播散知识之外，科普的另一项重大意义。

 

这种关怀在“正名之路”的写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1949年之前，中国出版的地图上，珠峰都采用“埃佛勒斯”的名称。1951年，时任开明书店自然编辑室主任王鞠侯看到媒体上的“世界第一高峰———额菲尔士　(又译埃佛勒斯)　峰”后，撰写出　《大小高低》　一文，提出为珠峰正名的意见。这引起了　《人民日报》　编辑胡仲特的注意，特请王鞠侯对考证的资料再加核实。当时，王鞠侯已是肺癌晚期，费尽心血的他终于在故宫博物院查阅到　《皇舆全览图》，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世界第一高峰的原名。随后，《人民日报》　全文转载　《大小高低》　并配发编者按，国家也发出“正名‘珠穆朗玛峰’”的通报。

 

“珠峰正名的过程，值得我们学习的有太多。那时候查阅资料也没有电脑，都是一本书一本书地翻。王鞠侯以抱病之躯，用尽生命的最后一丝力量做科学研究，这是什么样的精神？　这种科学家的家国情怀，不正是当代的我们要学习继承的吗？”一向平和的徐永清略激动地说。“除此之外，面对学术争议，我们的前辈是尊重学术规范，加大科研力度，用更多的事实和数据支撑自己的结论，而不是抬高声调，甚至展开措辞激烈的骂战。学术规范，这是不是也是部分当代科研人员缺失的呢？”

 

在徐永清的笔下，人类征服珠峰的历史始终有两条线：一条是挑战自然的赞颂；一条挑战自然的思考。前者，几乎所有触及珠峰的著作都会提及，而后者，则鲜有人问津。

 

“第一个思考，就是垃圾污染问题。我在珠峰大本营时就见过垃圾，也听过对垃圾的抱怨，特别是大本营高度之上的氧气罐、登山装备以及人类排泄物，几乎随处可见却没有能力处理。”徐永清说，“第二个就是人性的污染。有资深登山家跟我说，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登珠峰渐渐成为富人的游戏，团队精神和互助精神已经沦落，取而代之的是冷漠。如果前面的登山者掉入冰窖，后来的登山者只会继续登自己的山，不会去救人。”

 

“提出这些，我就是想告诉读者，人类应该热爱自然、敬畏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大自然的报复必会到来。”徐永清告诉记者。

 

如今，徐永清把部分精力分配到南海地图以及钓鱼岛地图的研究中来。他觉得，这些“高大上”的题目更需要“全细严”的方式来解答。“对于珍贵的地图和地理信息，我们会予以原汁原味地客观展示，并从历史、地理、法律、国际政治的角度，加以简要的介绍、分析。通过这些确凿可信的资料与证据，佐证谁是最早发现、开发并取得海洋、岛屿主权的人，从而发挥测绘地理信息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提供历史、地理方面的文献支持。”

 

对于未来投入边海地理研究的徐永清来说，写好“新山海经”———珠峰、南海、东海，便是他工作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