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导演萧寒说：“日子，就是日复一日。正是故宫师傅们的平实、慢生活状态打动无数年轻人，而年轻人其实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

2016年《我在故宫修文物》成为年度最火爆的纪录片，导演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了故宫的文物修复师们，他们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却始终不为人知。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这群身怀绝技、妙手回春的文物修复师，默默地固守“冷宫”一隅，日复一日地打理着价值连城的“国宝”。他们是故宫里的钟表匠、青铜匠、摹画工、木器工、漆器工……

纪录片侧重于文物修复的日常，而这些修复师本身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近日，新经典文化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同名书籍，导演萧寒主编，作家绿妖深入故宫采访12位文物修复师，以口述的形式撰写了12位顶级文物修复师的对历史、对人生的回顾和感悟。

书本与电影的侧重不同，萧寒说《我在故宫修文物》同名书籍并不是简单的纪录片文字版。“相比影视内容，书有一个很大的延展。因为影视创作有它自身的规律，由于剪辑的关系，留下的镜头内容有其自身的取舍，但是有很多被剪掉的内容也很有价值。此外对于那些我们没有记录和呈现出来的东西，书也是一个很棒的补充，也帮助更多的人用自己的想象填补镜头背后的东西。”

2月25日晚，导演萧寒做客上海西西弗书店，向读者们讲述故宫修复的技艺与历史、古老的师承关系和情感、日复一日的庸常与伟大，以及纪录片的片刻与真实。

萧寒（左）在现场与读者们分享感悟。

“这是一个很慢的故事，但我们不得不讲得快一点”

2016年1月，《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首播，随即在Bilibili迅速走红，点击量超200万，全网播放量近亿。片子在B站走红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弹幕挡脸糊全屏，“8刷”“第四次！为了王津师傅再看！”“建议关闭弹幕食用”……大量从屏幕飘过的评论是观众喜爱此片的最好证明。

萧寒自己也没想到这部纪录片会如此火爆。创作该纪录片的缘由还是因为萧寒的创作搭档清华大学教授雷建军在参加中央电视台《故宫100》拍摄时，不经意间发现了文保科技部的这些技师们，雷建军觉得他们的生活非常值得记录。

“按照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分法，现代的农、商都和古代不太一样了，但‘工’这个体系却保存得很完整，手艺人还在传承着这一千多年来的工作方式。这同时也触动到了我，于是有了记录他们的想法。”

纪录片在B站爆火前，萧寒对这个网站以及年轻人的弹幕刷屏模式还不了解。在了解B站的受众群体后，萧寒对年轻一代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以前觉得90、00后很难和我们60、70后有共同之处，但事实证明人的情感是相通的，能打动你的也会打动他们，他们内心也有一个叫‘情怀’的东西，这是我最大的发现。而在这样一个平台上引爆这部片子，我觉得很高兴，因为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取舍会决定未来年轻一代的审美趋势。”

纪录片也成了故宫的“招聘活招牌”，今年应聘故宫文物修复师的人数突破了两万人，而故宫只招一百余人。萧寒笑道：“能把观众转变为粉丝，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表扬，这是对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巨大的肯定。”

萧寒说，《我在故宫修文物》最早电影版剪辑的时长是3个小时，但是没有太多人有耐心在电影院里坐3个小时看一部纪录片，因此最终呈现出的大电影时长为86分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对比。我们是讲述一个很慢的故事，但是我们不得不讲得快一点，因为这个时代和当下的市场给我们讲故事的时间、空间并不多。因此我们影视作品的节奏只能越来越快，而我片子的时长也只能尽力压缩。”

“那些追求速度、粗制滥造的片子其实是不尊重观众，我打心眼里认为有的观众比创作者看待问题更为透彻，不要低估观众，观众懂你的好，更懂你的不好。当然，我也会规避自己沉溺到别人的反应中去，我不想我的创作变成投机取巧、迎合他人，我还是想保有自己更独立的审视。”

电影《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映21天的时间里收获票房622万。萧寒说自己内心其实很开心了，“六百多万的票房意味着二十多万人走入电影院看一部普普通通的纪录电影。虽然相比大片以及一些商业推广成功的片子来讲，我们在电影市场是可忽略不计的。”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成功使萧寒获得了很多傍身之名，故宫修复师们身上也被贴上了“传承”“使命”“匠心”等标签。然而萧寒表示，修复师们并不认为自己与这些“高大上”的标签有关，萧寒在那些文物修复师身上看到最多的就是他们常说的六个字——”磨性子、不能烦”。

“文物修复工作最忌讳的一个字就是烦，但凡有一点心浮气躁，在修复过程里都有可能毁坏整个文物。因此这些文物修复师的师傅在他们进门第一天就告诉他们，要学会磨性子，什么时候性子不着急了，才可以把文物交到他们手上。”

“我在剪片子的过程中，有一个镜头是故宫开门后，陶瓷组的纪东歌骑车去她的办公室，开始打磨各种铜、纸。其实打磨工作非常枯燥，我当时内心的创作想法就是把这样的镜头堆积到观众有点烦的时候，然后把‘磨性子、不能烦’这句话拎出来。我们现在越来越烦，或者说让我们烦的事越来越多。而我从他们身上知道，静是在心里头的。”

萧寒谈到整个纪录片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木器组的史连仓师傅趴在水缸前面，当他说到‘我三岁就进故宫，马上要退休了，如果故宫返聘我，我一定义无反顾地回来’，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头就扭过去了，沉默了几秒钟，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泪。”

史连仓师傅今年59岁，三岁就在故宫里面挨屋串儿。因为父亲从前是一个很有名的木匠，故宫成立文物修理厂时需要能工巧匠，父亲就被以工人的编制招进来了。故宫修理厂后改为文保科，而史连仓师傅也顶了父亲的班进来继续给文物“治病”。

“大家明白吗？这不是什么充满使命感的选择。”萧寒强调，“这是命，是长在他的肉里的。因为顶替，从小时候木匠这活儿就和他的生命连一块儿了，到了今天他想的还是返聘回来。这就是一个普通人的人生经历，是命运、性格、职业交织在一起的结果和呈现，这是特别打动我的所在。”

手艺人和艺术家有区别。中国历代的工匠是传统的师徒制，徒弟头三年可能根本不学手艺，先给师傅干活儿，烧火、做饭……萧寒表示：“传统的东西虽有需要改进之处，但自有它的道理，懂得日复一日地浸润和融入就是其在当下的意义。日子就是日复一日，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我片子中有很多开门、关门的镜头也是想表达日复一日、认认真真的想法。”

除了坚持传统，今天的故宫文物修复也纳入更多新生代的力量，他们不是从小学徒开始，而大多是从中央美院、清华美院毕业的，所学的专业则是美术、雕塑、考古等等。萧寒表示看好新一代的发展，“用传统的话来讲这叫带艺投师，他们本来有自己的专业，然后再跟随这些老师傅学习传统的技艺。这里面有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年轻人会引入一些比如3D打印、Google眼镜这样的新科技。而他们经过磨练，身上既有着传统老师傅坐得住的耐力，思维又更加活跃，愿意做新的尝试。”

“纪录片是我和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

关注普通人，一直以来都是萧寒的坚持。在他的上一部片子《喜马拉雅天梯》中，他选取西藏年轻的登山向导作为记录对象，“其实在我们拍摄之前很多人都知道登珠峰，比如著名企业家王石登上珠峰了，但几乎没人知道商业登山背景下是哪些人在帮助这些商业登山者登上去。这些不过十八、九岁的西藏登山向导其实是商业登山者的梯子、垫脚石甚至手杖，他们为那些登山者修路、搭帐篷、背氧气瓶，而他们的教导跟这些年轻向导说，要好好照顾登山者，把他们像孩子一样护送到山顶上。”

“我很喜欢的一部法国纪录片《永远》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从伊朗来到巴黎生活的出租车司机，他有时会来到拉雪兹公墓里一个伊朗诗人的墓前坐一会儿。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很羞涩地说，‘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开了六年的出租车’，在沉默了一两秒之后，他说，‘但那不是我生活的全部。’当拍摄导演问他什么才是你的生活呢？他说，‘是歌唱。’后来他很羞涩地唱了几句这个诗人的诗。”

纪录片让你看到了这个世界上不同人不同的生命状态，以及他们度过生命的方式。萧寒表示：“我作为导演最大的目的，就是希望纪录片像一面小镜子一样，照到观众心里的一个小角落，让他们体会另一种人生。也许你一辈子都不可能选择他们的生命方式，但是你心里可能会为之一颤，可能会因为他们的生命状态，让自己的内心有一个新的感知，或许因此在某一刻对自己的选择或者人生判断有那么一点点新的改变。”

对于接下来的安排，萧寒表示，“《我在故宫修文物》里虽然都是普通人，但他们从事的工作独特性还比较强。这次我想去记录和追溯更普通的中国人这些年来各种各样不同的活法，当然传统文化会作为一个载体。一部纪录片创作最快的周期是两年，新的片子已经正在筹备中，可能一年之半之后会让大家看到。”

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