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中的常德公寓

 

常德路是一条南北向的马路，穿过上海静安、普陀两区，全长逾二千八百米。它始筑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来租界当局为了纪念曾长期担任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定名赫德路；1943年，以湖南地名常德更名常德路。

 

解放后，沿途仍主要为住宅区；因常德路宽窄不一、线形曲折，于2009年对静安区境内约两千米路段进行拓宽，路面采用环保、降噪型沥青，人行道则铺设花岗岩大理石，既增强了通行能力，也提升了环境品位。

 

这条马路在申城虽不算“通衢大道”，却“资格”很老，而且至今依然保存着不少值得人们关注的史迹，从一条条老弄堂和一幢幢老房子中仍可以捕捉到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感受到昨天的特殊气息……

 

恒德里：聂耳正式开始艺术生涯

 

常德路633弄（恒德里）65号，处于弄堂最内侧，系两层新式里弄房屋。它的上部为灰泥墙面，下部为红砖墙面，整幢建筑与周边的民宅相比显得较大。这里是人民音乐家聂耳在沪旧居。

 

 

 

▲今日恒德里

 

1930年7月，初抵上海的聂耳经过同乡引荐，进入昆明云丰商行在沪所设的“云丰申庄”干活。翌年春，“云丰申庄”因故关门，失业的聂耳看见《申报》登出联华歌舞班（明月歌舞剧社前身）招生启事，马上赶去报名，被主考的黎锦晖录取为小提琴练习生，正式开始了艺术生涯。

 

据黎锦晖的回忆录《我和明月社》提及：

 

“在沪还公开招考一次，聂紫艺（聂耳）、李果等五人被录取”；“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之役，日寇炮火烧到上海。国难当前，联华股东主张紧缩机构，借此为因，决定停办歌舞班，发了三个月遣散费”；

 

“名义上联华歌舞班被解散了，实际上全部班底一个不缺，原封不动地重新组织起来。大家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把团体维持下去，改名为‘明月歌舞剧社’”；

 

“成立了‘社务委员会’，由我、黎景光、张簧、张弦、王人美、王人艺、黎莉莉、聂耳等九人担任委员”；

 

“为了节约开支，迁出联华宿舍，找到赫德路（常德路）恒德里内一幢房子。据说：这所屋子闹‘鬼’，空关了两年多没人住，积尘很厚，在房东派人初步打扫之后，聂耳又邀集几个社员进行了洗刷，房子焕然一新”。

 

 

 

▲黎锦晖

 

1932年春，明月歌舞剧社数十人搬入恒德里65号。底层是排练场，二楼是男演员宿舍，三楼是女演员宿舍，“待遇一律平等，吃大锅饭”，迄今仍能找到聂耳和一些同伴在集体宿舍门前的合影。

 

 

 

▲1932年夏，聂耳(左三)与王人美(左四)等在恒德里合影

 

从一位高龄居民那儿获悉，当年聂耳住在楼上最靠北的那个房间，常在底层练小提琴。我知道，聂耳就是在明月歌舞剧社期间与田汉结识，并于1933年初经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两人一起在申城陆续创作了《开矿歌》《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苦力歌》《打砖歌》《打桩歌》《告别南洋》《春回来了》《慰劳歌》《梅娘曲》《打长江》《采菱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田汉作词、聂耳谱曲）。其中的《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常德公寓：张爱玲充分显示才华

 

常德路195号，是一座沿街的八层楼房, 具有意大利建筑风格：平面略呈“凹”形，每层三户，户型有二室户和三室户；每户客厅较大，设置壁炉，卧室均有小贮藏室和卫生间，厨房沿西外廊布置，双阳台连通客厅和卧室。它原先称为爱丁顿公寓,后来更名常德公寓,这里有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的旧居,她在1939年住进51室、1942年搬入65室。

 

张爱玲系晚清重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她在黄浦江畔度过少女时代，后赴香港求学。仅隔数年，她又重返申城，与姑姑张茂渊一起闲居常德公寓，两人各有自己的卧室和盥洗室，中间有厨房相连，要见面开门即可；若不想打扰，也能从消防门进出，可算各有私人空间。

 

就是在这里，她开始尝试职业写作。好多人或许不知道，她在沪成名系从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起步。《紫罗兰》创刊于1922年夏，是综合性半月刊，后因故停办；1943年5月复刊，改出月刊，三十六开本，每期近二百页，宗旨为“文学与科学合流，小说与散文并重，趣味与意义兼顾，语体与文言齐放”，至1945年3月终刊。张爱玲初识周瘦鹃，正值他为《紫罗兰》复刊忙碌之际。

 

 

 

▲周瘦鹃

 

据周瘦鹃在《写在〈紫罗兰〉前头》中说：

 

“黄园主人岳渊老人介绍一位女作家张爱玲女士来，要和我谈谈小说的事……说着，就把一个纸包打开来，将两本稿簿捧了给我。我一看标题叫做《沉香屑》，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就这么一看，我已觉得它很别致，很有味了。当下我就请她把这稿簿留在我这里，容细细拜读，随又和她谈起《紫罗兰》复活的事。”

 

周瘦鹃读完张爱玲的作品，感到挺像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风格，并有《红楼梦》的影子，决定全部采用。当它们在《紫罗兰》复刊号和第二期亮相时，张爱玲首次引起了上海文坛的瞩目。

 

接下来，这位年仅二十二岁的女作家在常德公寓创作的《倾城之恋》《金锁记》《封锁》《心经》《花凋》等作品陆续在上海推出，沦陷的申城出现“张爱玲热”。对此，张爱玲在1943年8月发表的散文《到底是上海人》中称：

 

“我为上海人写了一部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张爱玲作品《流言》《传奇》封面

 

张爱玲奇迹般地崛起，与上海沦陷形成文学真空状态密切相关，这诚如当年傅雷所说：

 

“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在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印象，便有这情形。”

 

张爱玲在常德公寓的生活极惬意，每天有人送来报纸和牛奶，洗澡有热水，家务和煮饭有佣人操办；她不喜欢应酬，常站在阳台上看哈同花园（遗址为今上海展览中心）的派对，看街头的风景。周瘦鹃曾提及：

 

“我如约带了样本独自去那公寓。乘了电梯直上六层楼，由张女士招待到一间洁而精的小客厅，见了她的姑母。这一个茶会中，并无别客，只有她们姑侄俩和我一人，茶是牛酪红茶、点是甜咸俱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和点碟也都是十分精美的。”

 

后来成为张爱玲姑夫的李开第则曾谈到：“我常去那里看她们。一次，我在公寓门口遇到爱玲，爱玲说，姑姑叫我给伊去买臭豆腐。那个时候，张爱玲已经蛮红了。” 张爱玲本人也感叹过：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姑父李开第

 

可以说，张爱玲在常德公寓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华。她从1943年夏起，没用太长时间就迅速走红，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几乎都已发表。至1947年，她又随姑姑搬入卡尔登公寓（后来改名长江公寓，今黄河路65号），直至1952年夏赴海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她在美国洛杉矶写的最后一部作品《小团圆》中，仍情不自禁地糅入了不少昔日寓居常德公寓时的旧事。

 

嘉禾里：郁达夫度过一段清苦而安逸的时光

 

常德路81弄（嘉禾里）1476号和1442号，是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在沪旧居。这里的一幢幢两层房屋是犹太人哈同出资造的，前弄为东洋式住宅，无天井；后弄为石库门房屋，有天井，多建“三层阁”和“老虎窗”。

 

 

 

▲嘉禾里郁达夫故居旧影

 

1922年7月中旬，郁达夫结束在日本的多年留学生涯，从神户搭船回国。在沪落脚期间，他回首以往经历，深感生活的艰辛，便更关注底层劳动大众的疾苦，并把这融入自己的作品。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朋友家中邂逅“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王映霞，便希望“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王映霞的芳心逐渐被郁达夫的热情和才华所打动，但她明确提出想要同自己结合，他必须先与目前的妻子孙荃离婚。经过一段时间的你来我往，他们的情感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遂于6月订婚；翌年2月，两人在杭州举行婚礼，柳亚子誉之为“富春江上神仙侣”。接着，夫妇俩在沪租下嘉禾里1476号。

 

那时，郁达夫的经济状况不佳，所以借住的嘉禾里1476号，属于条件较差的前弄，每月租金八元；使用面积也不大，只有楼上一间正房光线比较充足，从亭子间南窗望出去是静安公墓（今静安公园），一座座坟上的大理石“安琪儿”都看得挺清楚。尽管家里的木器均是从店里租来的，连电灯都未安装，但这里仍是个温馨的地方，夫妇俩没把住址告诉友人们，因而无亲友来打扰；在房间里坐得闷的时候，他们就一起谈过去、谈未来，再谈尚未出世的小生命。王映霞的祖父和母亲借住在嘉禾里1442号，属于条件较好的后弄，每月租金十二元；因互相住得近，她一日三餐都在娘家吃。

 

 

 

▲静安寺公墓旧照

 

王映霞的母亲后来搬走，郁达夫便改租嘉禾里1442号，一直住到离开上海。王映霞初为人妻，一点家务都不会做，煮饭不知道该放多少米、放多少水，烧菜不知道该放多少油、多少盐，常出洋相；往往在王映霞正手忙脚乱之际，郁达夫可能恰好写出一段好文章或一些妙诗句，他会跑到灶间里来把妻子拉上楼，让她先看一遍、读一遍，这样一顿饭常要做两三个小时。于是，郁达夫提出：要学会烧好吃的菜，就得先出学费；他带着王映霞到大大小小的饭馆里去品尝了几天，把一个月的稿费全用光，她仍没学会烹调。王映霞并不气馁,她通过反复实践终于慢慢地学会烧菜，而且学会了缝纫、洗衣等。

 

傍晚时分，郁达夫和王映霞常走出嘉禾里，到树下散步。在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和愚园路，有时会遇见从曹家渡过来的独轮车揽生意，他们便分坐在车的两侧，手牵着手，一路上和后面的推车人聊着天，真是别有情趣；回到家里，两人往往仍很兴奋。王映霞的《我与郁达夫》提及：

 

“饱尝了欢乐的两颗心，觉得已经再也说不出什么别的愿望了。在散步散得有一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着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的。”

 

可以说，他们在这里是清苦而安逸的。

 

 

 

▲郁达夫与王映霞

 

然而，郁达夫在寓居嘉禾里的近五年中，并未只顾小家，在坚持创作的同时,曾参与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加入宋庆龄等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席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联盟成立大会；另外，他还在1932年2月4日，与鲁迅、茅盾等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谴责侵沪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

 

当年，嘉禾里居住着教师、店员、司机、售票员、小贩、黄包车夫等，显得较杂乱。1933年４月，郁达夫和王映霞移居杭州。而嘉禾里在风雨中度过七十余个春秋后，终于走到生命的尽头，于2002年被列入拆迁计划，不久就被夷为平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静安寺车栈”：申城电车交通发轫之处

 

常德路80号，曾为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所设“静安寺车栈”。这里可算申城电车交通发轫之处。

 

1905年10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与英商布鲁斯•庇波尔公司签订合约，给予电车经营权三十五年；翌年3月，经营权转让给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其法定资本为七十万英镑，开办实际资本为三十二万英镑。1906年4月，英商上海电车公司动工铺设电车轨道；接着，又在赫德路（今常德路）购地十二亩兴建“静安寺车栈”，内置钢柱支撑的波形铁皮顶房一座（面积近六千五百平方米），还有票务结账间、车务间、打铁间等。

 

1908年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通车，从静安寺出发，经过愚园路、赫德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向东行驶，到外滩向南，抵上海总会（今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店），全程逾六公里，车厢分头等、二等。

 

1914年11月15日，上海第一条无轨电车线路通车，行驶于郑家木桥（今延安东路、福建中路口）和老闸桥（今福建路桥）之间，全程逾一公里，设两个站，车厢也分头等、二等。到1936年底，英商上海电车公司的资本增至六十余万英镑，已拥有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各百余辆，共开通线路二十条。

 

 

 

▲静安寺附近驶过的电车

 

昔日，张爱玲所住的常德公寓离“静安寺车栈”不远，她有时会伫立阳台看电车，她写于1943年的散文《公寓生活记趣》说：

 

“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吧？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售票员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

 

阅读着这段生动的描述，真让人犹如身临其境。

 

 

 

▲英商上海电车公司有轨电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随即被侵沪日军控制；抗战胜利后，仍由英商经营，但线路缩减为十三条。上海解放后，英商无心经营，致使亏损严重。1952年11月，该企业被征用，成立上海市电车公司；1957年6月，汽车、电车企业全部归并于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整理 秘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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