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大学访学一年，待得最多的地方是博德利图书馆。临行回国时，最让人恋恋不舍的也是此处。

海量藏书集中在地下

牛津大学到底有多少图书馆，牛津“土著”恐怕也没几个说得上来，据其官网说明，共有百余个，是英国最大的图书馆体系。

牛津大学有两套建制，一是传统的学院制，一是现代大学的系科制。每个传统学院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计四十余个。第二类图书馆总称“博德利图书馆群”（Bodleian Libraries group），亦有近40个专业图书馆，涵盖了现代学科划分的所有专业，它们的所有书架首尾相连长达120英里。第三类是牛津大学公共图书馆，它也包含了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如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史博物馆等，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亦属此类。

在所有这些图书馆中，最为著名也是我常去的便是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该馆位于大学城中心，是牛津大学最主要的公共图书馆，也是仅次于大英图书馆的第二大英国图书馆。博德利图书馆实际由三幢建筑构成：居中的是老博德利图书馆，为一四合院建筑，四周塔尖高耸，图书馆卡上所印图像即是此。它的一侧是圆形的拉德克里夫馆，为牛津的标志性建筑，很多明信片都有它的倩影。两馆之间有狭长的地下隧道链接。另一侧是方形的新博德利即韦斯顿馆，重修几年后于今年三月重新开馆，大厅有珍稀主题书展，公众和游客可免费参观。

博德利图书馆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悠久的历史、美轮美奂的建筑和古色古香的桌椅，以及来自世界的大量精美的珍稀典籍；其设计理念、细节考虑、规则和服务等也值得称道和学习。博德利拥有巨大的地下书库，它的海量藏书集中于此。如此设计，是为了让地表的层楼尽可能腾出作为阅览室。每层都有一个书籍聚散处，读者在柜台或网上预约好开放书架没有的书籍，一般第二天就会被送到此处，按预约者姓氏ABC……排列，读者自取，十分方便，可保留两周，还可续约。想一想你预约的某本典籍就像葡萄酒一样深藏于地窖多年，如今被运上明亮的阅览室供你慢慢品尝，那种陶醉的感觉多么奇妙。

用约束来保障读者的自由

值得一提的是，博德利图书馆馆藏书籍以古典学、哲学、神学、文学（自然是英语文学）、史学等为主，这显示了它们是大学的灵魂所在。这些人文学的典籍陈列于相对独立而又相通的不同的阅览室里。不像国内高校图书馆阅览室塞满一排排书架，他们的阅览室除了四壁书柜（窗户除外）陈列常用书籍外，中间全部空出，以便提供更多的座位。大部分书桌中间都有与头齐平的隔板，左右亦有明确界限，前后左右足够宽裕，如此，读者就不容易相互干扰影响。不同的座位配有高中低三档椅子，供读者量身选座，不像我们的图书馆那样整齐划一。我想大部分长期从事伏案工作的人，对桌椅高低的要求都深有“痛”的体悟。阅览室常年温度适宜，不会过热或过冷；亦不像国内高校的一些图书馆，夏天空调开得很低，读者冷得起疙瘩；冬天空调开得很高，读者热得昏昏欲睡，冬夏室里室外皆是两重天，常因此而罹病者不在少数。博德利每个阅览室都有足够多的海绵制作的大小不一的斜面书托，供读者自选使用。想一想那种几斤重的大部头典籍，就知道这书托的妙用。所有的这些细节考虑和设计，无不体现了以人为本、方便读者的理念。在这样的图书馆，你会感到便利、舒适、自在和自由。

博德利图书馆有严格的规则。阅览室每个座位都有标号，其上贴有如何使用图书馆的信息和规则。每个座位皆有电源插座，供自带电脑者使用。但是，每个阅览室或至少每层楼都会有用醒目的黄色字体规定出一个禁用电脑（Laptop free）区域,以免用电脑者打字发出的声音，影响了其他不用电脑的阅读者。无论是抄书还是自己写作，在阅览室只能用铅笔，以免发生意外玷污了藏书。

还有一点很有趣：新人在博德利图书馆办卡时需要宣誓。内子在国内图书馆工作，寒暑假来牛津数月，交了20磅申请办一张有效期半年的图书卡。办卡时管理员拿出一个本子，里面有各种语言的宣誓词，翻到中文版让内子大声朗读一遍。宣誓词是非常漂亮的手写繁体，略带文言。我和内子还记得其中有个小错误，就是“不得涂鸦”写成了“不得涂鸟”，不禁失笑，不过这无伤大雅。

图书馆里不得吃东西，不过有个茶室，供应点心和咖啡等，自带午餐者也可在那吃。牛津的学霸们似乎更乐意随意地坐在图书馆外的石板或石阶上，旁若无人地享受自带的三明治。这构成了牛津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图书馆里可喝水，亦有直饮水供给，自带水瓶必须有盖子密封，以免发生意外弄湿了书籍。正是这些规则得到普遍的遵守，才保障了每位读者的权利。

绝不迎合低级阅读趣味

博德利图书馆的藏书丰富，但鲜有滥竽充数的闲杂书等；期刊杂志依然，专业期刊分布于相关的阅览室，没有独立的期刊阅览室，也没有那么多的乱七八糟的杂志。在此方面，他们绝不将就学生的低级趣味，要把有限的空间用来收藏人类最有价值的书籍。这一点委实值得我们国内各图书馆认真思考。因为其藏书珍贵，这里的书也一概不外借，据说国王亦无特权。大概因为此，每天都会看到很多老教授在此阅读、抄写和做研究。实际上，每日在此的读者大半都是教授模样的学者，这跟国内高校教授几乎不入图书馆的情形迥异。

当然，有的则是习惯在此工作，倒并一定是冲着不能外借的某典某籍而来。牛津的第三学期，我参与了Terence Irwin教授（昵称Terry）和我的联系导师RogerCrisp共同主持的一个学术研讨班。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博德利碰到Terry，第一次甚是讶异，后来也觉平常。他是古代哲学和伦理学史大家，尤以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闻名。我曾注意到，他最近几年陆续出版了三卷本大部头著作《伦理学的发展——一项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三卷总计近3000页，一直从苏格拉底写到罗尔斯，相信很大部分就是在博德利完成的。

记得钱钟书杨绛贤伉俪上世纪三十年代负笈牛津时，常在博德利读书，钱先生结合音义把它称为“饱蠹楼”，这名称让人仿佛看到钱先生在此“横扫西典”的身影。

博德利早已成为牛津一名胜，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游客来此膜拜，从他们想登堂入室一窥究竟的眼神中，我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对知识的敬重。

成功的图书馆是那种你一天不去便会引以为憾，一旦去过便终身难忘的地方，博德利做到了。

文/陈乔见（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