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35年前爸爸没有一时贪玩和小伙伴们瞒着家里人偷偷跑到杭州去逛西湖，可能也没我什么春运故事了。可是既然他去了，还遇上了命中注定的女神，我不得不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被裹挟进了春运的大潮。
掐指算算，我第一次赶上春运，可能正是“春运”这个名词被郑重地放置在了国家现象这个语境之下的时候。尽管那个时候我还是个没有记忆力的婴孩，但在若干年后父母的回忆中，他们描述了怎样怀抱着我，由爸爸开路挤进插不进脚的候车室，一步三挪地被人群卷下站台，在拥挤的车厢里让占了我们座位的人起来让让，还要和已经没有空隙了的行李架作斗争，怎么也要空出一块来放我们的包裹。有一次，大概是我两三岁的时候，妈妈提前回了杭州，他带我后走，只买到了加班车的无座票，上了车后，满车厢的人几乎要金鸡独立才能立足。老爸把我放在脖子上，自己紧紧抓着椅背，一路走走停停地到了终点站，然后三天没直起脖子。天，这只是上海到杭州啊!稍微懂事以后，我就记得每年过年前，妈妈就急要去火车站排队买票，对着日历画圈圈，倒数到预售期第一天，怎么都要请假去火车站买票的，梅园路上的上海站联合售票大楼从里到外绕个两圈三圈妥妥的。这可只是要买到杭州的火车票啊，可是，妈妈说，要早买，不然就买不到了。
等我真正意识到春运、过年这回事的时候，已经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了，到杭州可以坐从梅陇站出发的双层旅游列车，梅陇到杭州，硬座票价25。于是，我跟着爸爸妈妈只要小心翼翼地不要在梅陇站永远临时的高架楼梯上摔跤就行了。这是春运唯一需要担心的事，买票嘛，有代售点啊。火车里面很秩序，到杭州只要三小时，似乎也控制了无座的数量，站的人不多，上下层的楼梯上坐坐，也能熬过去。相比之前爸爸妈妈告诉我曾经十小时上海到杭州的恐怖数字，实在好上太多啦。此后的十来年，我们就坐着这样的火车，欣赏着沿路的风景，清晰记得一路上在上海境内，铁路边的围墙上总是印着孔雀牌香精和精钢龙骨的广告，而浙江境内突然都变成了“印菜票”，带着满心地期待，到杭州过年。
2007年的时候，我工作了。这一年，动车组出现了。只是突然间，从上海到杭州只要一个小时十八分!杭州的姨妈们从我们上车，她们还没到家，我们已经到了上海!动车的出现，反而让我们不再急着过年回家了。“这么近，什么时候都能回去啊。”妈妈说。于是，春运，渐渐从我们家的生活里淡去了，有了动车，后来又有了高铁，周末、小长假、甚至工作日，只要想，网上买好票，一小时内就能到杭州，为什么还要挤过年呢?十小时、三小时、一小时，这是沪杭间不断缩短的时空。
于是，爸爸妈妈不再挤春运了。
文/董碧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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