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落在“进城”的脚步之后
对于即将从幼儿园毕业的女儿,夫妻俩已经着手在平山县城寻找合适的学校;星星的母亲也在盘算着女儿“进城”之路。
得知外孙女和孙女相继离世后,同样因为中毒而住院治疗的任书廷很长一段时间内整天以泪洗面,好几日没有进食,嘴里反复念叨着:“他们太狠了,我有罪,还不如我自己碰死算了。”
同样陷入深深自责的还有孩子们的父母,实际上这个家庭当时的生活重心正在向城市转移,只是两个小成员最后还是落在了这个进程的之后。
2008年7月,凝凝出生后,在县城工作的父母就加紧了“进城”的步伐。一位与他们交情甚笃的朋友萍珊(化名)告诉记者,为了能在县城置业,夫妻俩卯足了劲:“尤其是凝凝妈妈,无论严寒酷暑,每天都忙到很晚回家,为的就是能多带几节课。夫妻俩几乎从来不休息。”2010年,夫妇俩终于贷款在县城买了房子,在那之后,夫妻俩就不再每天骑电动车往返于两河村和县城之间了,新的生活方式是:两人住在县城,每周回家看望老人和孩子1至3次。不过房子的装修一直拖着,直到2012年年底才总算真正“搬入新居”。
对于即将从幼儿园毕业的女儿的未来,俩人也开始积极谋划,已经着手在平山县城寻找合适的学校。“3月份的时候他们还跟我说,准备暑假时把孩子接来县城,一家三口总算可以团聚了。只可惜……”萍珊叹了一口,话说了一半生生咽了下去。
与此相似,星星的母亲也在盘算着“进城”之路。这位单身妈妈在石家庄市有着一份“听起来十分光鲜”的工作——律师。不过“有案子就有点收入,没案子就没钱”,因此名气不大的她收入并不高。工作不忙的时候,她一周能回家一次,有时候也会带着星星到市里看看。也就是在那里,星星吃了两次“肯德基”。孩子记忆深刻,每次看到“KFC”的标志,都会对妈妈说,“我吃过那个。”按照原本的打算,过了暑假,星星就能到石家庄市里的小学上课了。
“俩孩子都特别懂事,这次‘六一’前特意买了舞鞋、衣服,排练了舞蹈,嚷嚷着一定要表演给父母看。”从小看着她们长大的萍珊努力压抑自己的悲伤,却显得很徒劳:“就在我家客厅,元旦的时候两个小姑娘跟我家儿子玩疯了,怎么现在就躺在太平间了呢?”泪水比话音先落了下来。
记者在星星父亲的网上空间看到,密密麻麻的记录都围绕着星星,5月20日的一段文字这样写道:“今天是你妈妈的生日,若是你在多好啊!爸爸怎么老梦不见你,你是不是在躲着我呢?记住,要是受了委屈,一定要告诉我啊。”
也有人劝他们,趁着年轻,再要一个孩子。不过,无论是任书廷,还是两对夫妻,都回应一句话:“谁也替代不了谁!”
“大家都想着赚钱”
在当地,经营黑幼儿园的状况早在10年前就开始盛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这样说,开黑幼儿园已经被当成了一门“生意”。
出事后的中心幼儿园平日校门紧闭,早上家长陆陆续续送来孩子,移动的铁栅栏也一直辛勤地“工作”着,将可能的“闲杂人等”拒之门外。记者掏出相机摁了几下快门,便引来保安的关注……
而实际上,幼儿园内部是否也如外表一般严谨专业?恐怕答案并不能使人满意。家住邻村胡家疃的龚木安(化名)坦言,5岁的女儿煜煜在中心幼儿园得到的照顾并不尽如人意。“说实话,那时候在平安(幼儿园),老师每天还会教她写数字和拼音字母,有时还会练习唱歌跳舞,现在每天回来除了一身泥,还真没啥其他的收获了。”
龚木安去年到村里赶集的时候得知史海霞开了平安幼儿园,听说她对孩子不错,便把煜煜送了进来。“其实那时候还算不错的,午饭伙食不错,孩子吃零食的习惯也改正了不少。”有时候,做点小生意的龚木安有事耽搁了,史海霞甚至会给孩子做晚饭。
由于“投毒”事件,原本就读于平安幼儿园的孩子们也被归入中心幼儿园,这使得后者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老师”往往顾不过来。“就去了一个月,孩子隔三差五丢东西不说,现在早上不买上几袋零食,就别想拽她上课。”龚木安无奈地摇了摇头。她说,若不是怕孩子换了新环境没了玩伴,早就另外再找幼儿园了。
“史海霞以前还在学校里帮过忙,毕竟懂一点教育。而中心的园长和老师,听说都没有专业背景。”她说。
事实的确如此,中心幼儿园本身手续也不完备。马新平在去年5月上旬面对央视《今日说法》栏目的镜头时就坦言:自己的幼儿园没有办园许可证,手下所雇的7名“老师”也都没有教师资格证和保育证。整个幼儿园的师资力量里,她的中专技校学历已算是最高的。
“现在村里就是这个条件,没有别的办法。”她坦言。算起账来,中心园的孩子每人每月收取100元,除去每月约2000元房租、7名老师每月的工资(1200元/人)以及伙食和取暖开销,每年的结余在六七万元左右,也没有来自官方和民间的投入。
在当地,经营黑幼儿园的状况早在10年前就开始盛行。“没人在乎孩子学到了什么,大家都想着赚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这样说,开黑幼儿园已经被当成了一门“生意”。
一名曾经的黑幼儿园园主甚至表示,他们这些没有办学许可证的幼儿园,也曾多次被政府邀请过去开各种会议。
自2008年开始,村委会将相对正规的中心幼儿园以竞标的方式寻人承包,每两年竞标一次。于是,两河村的黑幼儿园呈现了一种怪象——被撤销的黑幼儿园的园主,轮番成为中心幼儿园的承包人。
曾于2010年获得承包权的刘铧(化名)告诉记者:“如今找老师,咱们这里的工资完全不具备竞争力,从幼师毕业的大学生不可能愿意来,只能找几个村里的妇女来带带孩子。”
两年后再次竞标,刘铧失败了。那次情形,她依然记忆犹新,和以往一样,大家交2000元押金,1万元起价,每次涨幅100元。“那一次的竞拍比以前激烈了很多。不但有村里的竞争对手马新平,还有其他乡镇做得比较成熟的幼儿园。”
在那次竞价中,有竞价者提出100元涨幅太慢,“有的人喊价一下提高了200元,最多的人一下增加了500元,涨得太狠。”最后,成交价高达14500元。原本希望继续承包的刘铧看到这种情况,只能黯然放弃。“我估算了一下,这么高的价格,利润几乎没有了。”(文汇报记者 徐维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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