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张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吴义勤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批评家

李国平

陕西作协副主席、批评家

仵埂

西安音乐学院教授

周燕芬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张江：应该说，与当前的一些高产作家相比，陈忠实的作品并不多，但是，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在读者中的影响却是不可替代的。在一些作家用频繁地推出新作来刷“存在感”的时代，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是如何成功的？2009年，陈忠实的《白鹿原》创作手记出版，他为这部长篇创作手记所起的名字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也许，这正是陈忠实的成功密码。

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话语

吴义勤：优秀的作家总会以其独特的个性区别于同时代的其他写作者，他总会找到属于他自己“这一个”的有很强区分度的话语方式。然而，对自己话语方式的寻找却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绝不是轻而易举就可实现的。话语方式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风格或技巧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修辞问题，而是联结着作家的世界观、文学眼光、人文修养、哲学情怀等等的一个超语言问题。

要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作家一定要有坚实的根基，他的语言要有根，要真正立得住、站得久。这就要求每个作家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地”，这个领地会融入作家全部的爱、情感、思想，它是作家创作的血液和取之不竭的话语资源。就如关中的白鹿原之于陈忠实一样，陈忠实一辈子扎根在他的“白鹿原”上，对这里的土地、人民、自然、历史、政治、风俗如数家珍有着深厚的情感。而为了创作《白鹿原》，他更是多年泡在长安县的档案馆内，天天借抄县志直至烂熟于心。正因为这样，《白鹿原》　这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堪称经典的杰作才能以其底气十足、独一无二的话语方式一炮打响。与陈忠实一样，柳青的皇甫村、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也都无不是他们的话语之“根”。

要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作家就要让他的语言会思想。语言是思想的载体，会思想的语言，才是真正的文学语言。语言一定要以思想做支撑，要能够与世界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陈忠实的　《白鹿原》　之所以有着与众不同的话语方式和与众不同的表达，就因为其有着与众不同的思想，作家对社会历史的思考震聋发聩，对儒家文化、伦理、人性、情欲的表现深刻而尖锐，这一切就使得小说看待世界的眼光显得十分霸气而有穿透力。

要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作家就需要对语言有着精益求精的态度，要有对语言本身的审美信仰和文学信仰，要有对语言的文学性进行审美挖掘的能力，要对语词、修辞、语法、句法等等进行精细推敲提炼，要将个性的审美气质、精神气质与话语习惯、方言、口语等完美地结合，从而形成自身的话语个性，既做到个体话语与时代话语、日常话语、流行话语的区别，又能在众声喧哗中区别于其他作家，成为话语风格上独一无二的“这一个”。陈忠实洪钟大吕般的语言气质以及粗犷、厚实，融思想的高度、人性的深度、情感的温度于一身，接地气、通人心的话语方式，又何尝不是得力于陈忠实在　《白鹿原》　写成后把其捂在家里反复打磨多年才拿出来的结果呢？

要找到自己的话语方式，作家还要有让语言超越语言的能力。苏童说，好的文学语言应该能让人忘了语言的存在。诚哉斯言!　正所谓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好的话语方式，一定是最适合作家个性的一种表达方式，一定是最自然而然的一种表达方式，一定是与生俱来的源自本能的一种表达方式。语言的文学性不表现在辞藻是否华丽，也不表现为修辞铺张的程度，刻意而为的夸张的语言雕琢常会给人适得其反之感。陈忠实始终以一个西北汉子、关中农民的方式大声说话，他的语调、他的吐字、他的音色也许不乏粗糙难懂之处，但听来中气十足、酣畅淋漓，其感染力自非一般作家可比。

寻找背后的“剥离”

张江：“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说到底就是作家对独创性的追求。这里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学习借鉴与独创性追求二者之间的关系。追求独创性不是要放弃学习借鉴。陈忠实对中外其他作家也有学习借鉴，但他的学习借鉴是以剥离和超越为跟进的。换言之，学习和借鉴是为了开拓视野，在更丰富的可能性上去寻找独创性；剥离和超越则是为了挣脱他人的经验，向自我回归。

李国平：陈忠实对于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寻找得益于海明威的启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海明威对于独创性的认识，更多的在叙述层面展开，“我终于写出真实的句子，然后就此写下去……”。陈忠实的豁然开朗和强烈共鸣，是因为海明威点燃了他的思维。非常有意思的是，海明威的修辞质朴、电报式的文体风格、对传统的史诗式小说结构的反动，陈忠实并没有遵从，而是反其道行之。中国作家和西方文学的关系并不简单，陈忠实之于海明威便有一种浓重的“剥离”意味，非常典型地阐述了一个具有艺术自觉意识的作家和文学传统的关系，并不注重甚至警惕具体的叙述方式对自己的影响，而更加重视和继承的是一种创新精神。

从最早的“柳青化”到“去柳青化”，学习柳青进而超越柳青，陈忠实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剥离”过程。陈忠实非常重视对当代文学经验的借鉴，写作　《白鹿原》　前，他曾认真分析过　《活动变人形》　和　《古船》　的叙述方式、艺术结构，毫无保留地认为它们“把长篇小说创作推到一个标志性的高度”，但是，在陈忠实这里，学习的内涵大于学习本身，当代文学经验在他的思考中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意义，他要用独特的最适宜表达自己独特的语言完成自己的叙述。

陈忠实在文学叙述层面描述过自己创作过程中的“剥离”现象，但并不认为“剥离”仅限于艺术层面。“艺术和思想是互为的交融的，一个新的艺术形态不会独立地从天而降，它是与那种新的思想在穿越现实或历史的过程中同步发现、同步酝酿、同步创作而成的”。发生在陈忠实思想层面的“剥离”要艰难、严峻得多，这是陈忠实写作史上遭遇的“最严重的痛苦”，“无异于在心理上进行一种剥刮腐肉的手术”，“进行一次次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剥离过程”。阿·托尔斯泰曾用“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形容思想改造的艰巨性，借用过来说明陈忠实在新时代所遭遇的精神“剥离”、精神洗礼一点也不为过。怎样认识中国的乡村历史和现实，进而怎样认识从近代到当代发生的历史变迁与社会变革，是陈忠实切身遭遇到的必须回答的“一个重大现实生活命题”。剥离旧的非科学的命题附着于自己身上的“本本主义”“注入新的更富活力的新理念”，正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时代思潮使陈忠实抛弃了原来的“理性盲目”，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完成了觉悟和“剥离”的进程，获得了思想和文学的新生。

陈忠实是一个具有自觉的反省意识和反省能力的作家，他告诉人们：“我以积极的挑战自我的心态，实现一次又一次精神和心理的剥离”。陈忠实的“剥离”过程发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他反复强调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生活背景帮助他进行了“剥离”。落实于他的创作，从　《初夏》　人物的“集体叛离”，到　《蓝袍先生》　的更深广的文化思考，到　《白鹿原》　实现“剥离”的成果，有一个鲜明的轨迹。80年代的典型特征并非仅仅是反思和批判，批判本身就包含着求实和开放的思想，问题意识则是时代呼声的回应。

陈忠实的“剥离”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自我批判和自我质疑；更积极的一层，则是建构，在对旧的观念的批判性基础上建立新的理念。“剥离”是陈忠实基于个人体验的表述，但其实隐含的内容则是一个普遍话题，其中可以总结出中国作家所获得的中国经验。

陈忠实寻找到了什么?

张江：当然，“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并不是简单的对语言风格的寻找，更深层次上，这也是作家对世界独特发现的寻找。文学创作是一种对自我的表达，表达的核心内容就是作家对世界的独特发现。就此而言，陈忠实的“寻找”，固然包含了表达、架构、格局等创作技术层面的考量，更包含了他对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的思考和寻觅。

仵埂：在未进入　《白鹿原》　创作之前，陈忠实一直在苦苦寻觅，寻觅一个恰当的框架，将自己所历见的生活串并起来。《白鹿原》　所写是民国往事，但引发作家强烈兴致的恰恰是现实关怀，现实的精神困顿。陈忠实获得的历史感，正是源于自身所阅历体验的历史感。在构思　《白鹿原》　时，陈忠实正想在这样的历史剧变中寻找一个较为恒久的文化底座，想看看在这样的文化基石之上，现代与传统是如何冲突演变的。

在这样的感受里，一个作家，怎样将这种历史沧桑，化在白鹿原上住民的生活故事里。在这种历史变迁动荡中，陈忠实要找到一个气脉强健的魂灵，将人物安顿在历史的沧桑里。这个魂灵，具有某种较为恒久的意义价值，它植根于民族的基因深处。因之，作家寻找的是属于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属于自己眼睛看到并感知的历史，或者就一个作家来说，他须得为这段历史安魂赋形，为具有与中国历史一样久远的“白鹿原”安魂赋形。

陈忠实说，他有一天忽然明白，白鹿原上的历史，就如同整个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得让人不敢深想。这道原上的先民们，也在伴随着历史沧桑的变化，伴随着时代兴衰的动荡，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时代兴衰更替的动荡变化，在原上的子民们看来，似乎是一个远在天边的传说，他们还得过自己的日子，他们的耕作方式没有变化，他们的组织方式没有变化，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没有变化，浸润着他们日常生活的法典———宗族祠堂里的　《乡约》　也没有变化。作者追寻着这道原上曾有的恒久不变的社会生活事象，这是“白鹿原”这个意象产生的大背景。在作家开始创作　《白鹿原》　时，“整个世界已经删简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眼前，也横在我的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这道原承载的是千年儒家文化的历史沉积，即使从宋代大儒吕大临创造中国第一部教化民众的“乡约”开始，也具有千年历史了。正因为如此，才有白鹿原上的动荡变化和不变的白嘉轩，还有那股弥散在白鹿原角角落落的　《乡约》　的魂魄气息。

这正是一个作家的伟大之处，他通过一条原、两大家族、十余人物，写出了整个中国20世纪上半叶波澜壮阔的历史，白嘉轩就是白鹿原的魂，这个以“乡约”为代表的儒家传统秩序，在历史的沧桑中，稳定地深沉地植根于白鹿原中，从“耕读传家”的乡村文明，转向以现代工业科技为代表的都市文明。陈忠实在对儒家文明挽歌般的致敬中，使这一古老文明呈现出令人炫目的美丽霞光，不仅照亮了白嘉轩，也打在晚年陈忠实的身姿上，作家本身所秉持和坚守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风貌，都让我们为一个伟大文明所具有的魅力油然而生敬意。

《白鹿原》的独特所在

张江：《白鹿原》　的成功，还缘于它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现实观照情怀。这也是陈忠实“寻找”的内容之一。作品表面上述说的是历史，但陈忠实对历史的处理，却是放置在对现实的思考和追问中进行的。由此暴露的不是艺术手法的高低，而是作家的情怀和胸襟。只有出于民族未来的“寻找”，一个作家才有可能发现属于自己的伟大的“句子”。

周燕芬：陈忠实的　《白鹿原》　是独一无二的，其巨大的独特性就潜藏在深厚的历史生活的描写之中。作家对世纪性文化矛盾的复杂呈现和深刻思考，与营构动态、开放和富有未来性的小说文本之间，形成了几近完满的艺术遇合与互动完成，《白鹿原》因此具有了丰富的阐释性而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阅读考验。

陈忠实写　《白鹿原》，表现的是1949年以前已经作为历史的关中乡村生活，但恰恰是对建国后发生的合作化运动以及柳青创作　《创业史》　的再思考，让他开始重新面对中国近现代半个世纪的历史生活内容，对即将进入自己小说的中国农民历史命运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陈忠实想要重新书写历史，重新表达自己的历史观，也想重新寻找可以依靠的文化价值系统，重新来过意味着不能固守任何既成的思维定势，也意味着要将历史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矛盾性都纳入到小说中来，这就使得　《白鹿原》整体上处于一种思想艺术的放开状态，成为各种文化价值和思想观念冲突对决的战场。

对《白鹿原》　一直以来最大的争议来自于小说中的儒家文化内涵，这几乎成了研究　《白鹿原》　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陈忠实在他的长篇创作手记中并没有留下多少关于儒家文化的思考文字，或许我可以理解为，一部《白鹿原》，陈忠实已经用小说的笔法把自己的儒家文化观写尽了，余下的是结论，这结论却是迄今为止我们依然没有结论。陈忠实对儒家文化的重新发现并将其奉为　《白鹿原》　的主要思想资源，从大的时代氛围来看，源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寻根思潮引发的对传统文化的回视，而从作家自身分析，陈忠实生长的陕西关中平原，正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作家浸润其中，自身的文化性格也形成于此，以儒学为小说的思想之本，在陈忠实这里是一种必然的文化选择。

《白鹿原》　中的儒家文化，是作为小说的血肉构成了陈忠实笔下的历史生活，但我们分明读出了作家以此对话当代中国社会的强烈冲动，作家急切地想通过儒家文化由古至今的历史变迁，思考当下文化危机的由来，探寻民族救赎、人性复归的途径。这使得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白嘉轩和朱先生，成为文化标本式的文学形象，因而多被称之为“文化典型”，小说中的其他系列人物也程度不等地带着文化象征的意味。一部　《白鹿原》，从始至终回响着一个沉重的叩问，儒家文化能否真的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定海神针？　在恪守儒家文化传统的朱先生和白嘉轩身上，蕴含着陈忠实既有认同也不乏质疑的深刻思考，作家用文学的笔墨尽了修复的全力，然而并没有获取完全的文化自信，一部《白鹿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留给读者的是新旧文化惨烈撞击后的一片狼藉。《白鹿原》　创作的发生得益于时代变革的机缘，也必然难以逃避文化价值分裂的历史宿命。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种文化无解的背后，隐藏着中国当代文学迄今为止的思想高度，在通往未完成和未抵达的文学道路上，中国作家倘若不跨过这一“文化死穴”，就无法建立起真正有理想价值和美学意义的文学家园。

陈忠实正是在迫切地“打开自己”的过程中，在一个多世纪风云际会的开阔视野中，去探寻那些根本性和超越性的启示。他最终用　《白鹿原》　回答了那个萦绕于心的重大命题，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反思，也实现了期待已久的艺术突破和自我超越。

张江：文学创作最难的是发现自己。很多作家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他可以是福克纳，可以是海明威，可以是莫言，就是不是他自己。这是一个作家最大的悲哀。陈忠实留给我们的启示是，作家对自我的“寻找”，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一切以功利为目的的短平快“捷径”，都是对自我的擦肩而过。陈忠实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甘于一辈子和清贫相伴，笃定决心要写出一部“垫棺作枕”的不朽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