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26日开幕式的在线海外知名学者  来自中国社科报网站

【导读】昨天（26日）上午9点，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的“学术中国·2022”国际高峰论坛在“变局中的文明：中国与世界”主题下拉开序幕。在一天半时间内，80位国内顶尖学者、30位国际知名学者、20位青年学者将在开幕式和五个平行论坛中，从多学科、多维度、多层面来揭示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和时代价值、思考人类文明发展趋势，探讨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交流鉴、助推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世界文明的发展。

“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又称“百人论坛”，力邀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学者，全方位展现“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使之成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的重要平台，并将之打造成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论坛品牌。

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于2021年10月14-15日举办，讲堂不少嘉宾参与，讲堂也予以隆重报道。今起陆续报道2022年学术中国上嘉宾观点，以飨听友、读者。第一篇为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副院长黄平观点《说事讲理论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逻辑 》（见文末链接）

秦亚青（外交学院原院长、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来自线上截屏

现时段，知识生产对中国知识界，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确确实实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国际关系近年来已经进入了世界国际关系的学术领域，一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最根本的辩论话题是中华性问题，这其实生动说明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是一个知识涵化过程，而知识涵化是通向人类共同知识的一个重要路径。因此，我想在15分钟内谈三个问题。

知识涵化：在多元文明中知识再生产的重要路径

第一，什么是知识涵化？用最简单的方式定义，就是指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而导致的社会知识再生产过程，吸收输入外来之学，不放本民族原来之知，并将这两种似乎相异的知识体系，以相反相成的中庸辩证方式融合起来。我本人希望能把这个概念逐渐发展成一个理论。

大家都知道，世界由多元实践共同体组成，在多元实践知识互动的空间，实践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沟通、辩论等等，是知识生成和演进的重要方式。而实践知识本身也是通过内向和外向的实践践行而形成，而文化就是共同实践知识。通过这样的交互涵化，两种知识体系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生成新的知识；新知识体系出现以后，也要通过更加深入的涵化，通过思辨互辨、反思进化而生生不息；最终以多元一体的形式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组成部分。

所以，知识涵化是指向了一条在多元文明的世界语境中社会知识再生产的重要路径。

单项、双向、交互涵化：自文化与他文化融合成共同知识

第二，知识涵化的阶段及特征。涵化是一个过程，非一蹴而就，是一个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知识交流交锋和交融而产生新知识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前提是多元知识形态的共在和沟通，特征是开放包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单向涵化、双向涵化、交互涵化，但彼此不是那么截然的，相互之间有时会重叠。

单向涵化主要指一个文化体的知识进入并影响另外一个文化体的知识系统。换句话说，更多的是一种单向度知识影响，特征是知识学习，比如佛教早期进入中国并开始影响中国知识界和社会，最后发展成禅宗；中华文化传入中亚地区，其他民族或者近代西方文化和知识进入东亚，都是这样的一些过程。表现形式往往是传播接受。美国早期的国际关系知识主要是向欧洲学习的，并且在行为主义革命之前的美国国际关系知识，主要是学习传统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外交理论和历史，这是单向涵化。单向涵化经过学者的努力，会向双向涵化发展。

双向涵化是知识单向涵化开始在接受方产生反思性效应，他要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通过反思性重构进行知识再生产，及生产包含自文化元素和意义。比如在中国的佛学演化为中国的佛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自文化通过和他文化的交流开始寻求知识再生产，可能产生新的具有自文化蕴含的知识产品。因此双向涵化的特征是理论创新，这个创新具有原创意义，而且如不被知识话语权力压制而夭折的话，双向影响便开始发生效应。双向涵化将自文化的知识要素挖掘出来，并在与他文化知识的对话中形成知识再生产的产品导向，社会理论多元化。

交互涵化是自文化和他文化真正深入对方的文化内核，形成一种相互融合关系。自文化和他文化的知识依然具有差异，但属互补性差异，知识的一体两面表现的是相反相成。特征是知识汇融，在理想的交互涵化模式中，知识的多元性推动知识生产的繁荣，知识间辩论和对话促成了知识的升华，终极目的是构建人类共同知识。

交互涵化生产的人类共同知识是基于多元文明的实践知识，任何地方性知识都具有知识合法性，但任何性地方性知识又都不具有知识垄断性，所以知识涵化的三个阶段是相互关联的，单向双向和交互表现为一种逻辑性前提关系。单向涵化是双向涵化的前提，双向涵化则是交互涵化的前提。

当前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和世界国际关系领域是处于双向涵化初期，西方国际关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初见萌芽，知识涵化之后是否能够向前发展，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非西方国际关系知识是夭折还是能发展起来。

中国国际理论中的中华性会否导致文化实质主义？

第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中华性问题。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在非西方世界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已经超越了单项涵化，并初步进入了双向涵化阶段，标志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比如经常提到的“天下体系”“道义现实主义”“关系主义”“共生”理论等等，这些理论创新的共同点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本的知识资源，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引发了激烈的辩论——具体来说就是中华性成为西方学者的一个主要批评指向。

有些学者认为这表现了文化实质主义，会导向文化中心主义，甚至会形成国际关系知识的二元分裂。中国学者在进入双向涵化阶段，选择中华传统文化思想作为理论建构的知识资源，为多元化和多样性奠定了基础。虽然不同文化中相同和相异的思想都有，但发现差异是导向创新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即便是在一种文化体中也是如此，否则国际关系就只能有一个标准，一种生命。因此在次文化传统中挖掘有利于知识再生产和人类共同知识的成分，不但不是一种错误，而是一种贡献。

如果只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知识的合法资源，这种文化就会通过权力运作成为知识的垄断者，进而成为知识的终结者；让被边缘化和被沉默化的知识得以生发和生长，恰恰是颠覆文化实质主义，颠覆文化中心论，最终消解文化实质主义的重要路径。

那么使用传统文化作为社会理论建构的知识资源，必然会导致文化实质主义和文化中心论吗？我的观点是不会，它可以导向三种结果。第一是坚持文化实质主义或者走向文化中心主义；第二是被主导性知识同化消解，这是常出现的情景；第三是拓宽人类经验体悟和实践知识，从而丰富人类的表象知识，即学术知识体系。它会更好地将社会理论拓展到全球范畴，使之具有真正的人类意义。在使用传统文化作为构建和知识资源的时候，既要防止出现学术民族主义引发为文化实质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又要大力挖掘传统文化使之发生创造，使传统文化能够产生创新性的发展，成为人类共同知识的一部分。

所以交互涵化作为知识生产，恰恰是消解文化中心主义和保持社会知识原创性的关键性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强调自文化的实践活动和知识产品，但是这种东西应该是策略性的文化实质主义，而不是本质上落到实质主义。所以正因为如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国际关系知识再生产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李念据线上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原题为《交互涵化：多元文明与人类共同知识》）

文末链接：

黄平：说事讲理论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逻辑 | 学术中国·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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