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开具的“从奴隶制到民权运动”课程上，一位保守派学生选听完毕后，对主讲教授王希说，全校所有学生都该来听，这样他们就能准确知道美国历史上更多的真相；1980年7月卡特政府通胀率高达14.5%，11月总统大选前夜里根做了美国形势的演讲，很多人第一次这样问：历史还会给美国人民和伟大理想一席之地吗？里根痛心疾首地回答否，“仿佛美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北大历史系教授王立新反问：当时美国怎么走出那个泥潭的？
这是一场多学科的集体“会诊”，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宪法学、社会学、媒体传播学等，会诊对象是当今的美国。追溯事情背后的历史轨迹，寻找现象背后的逻辑脉络，横坐标、纵坐标，交叉学科视角在此碰撞。7月16日，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书《重新认识美国》引发的与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博雅工作坊52期研讨会上，话题时而凝重时而犀利……主持人王希提出的视角得到与会学者认同：不妨把美国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政治实验、现代化的先行者，以此来探索人类政治文明的局限性和潜力，以及可能的方向。
参与7月16日博雅工作坊第52期的学者来自各界
为何此时要来重新认识美国？
自特朗普总统执政，在2018年对中国实施贸易战后，美国的退群、回归“美国第一”等表现，引发了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警惕，“重新认识美国”成了各国不约而同之举。如今白宫由建制派的拜登执政也过了一年半，但特朗普主义的本质依然如幽灵飘荡。今年11月美国国会将举办中期选举，这也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哨站，用王希的话来说，“这两场选举的结果关系到美国自内战以来民主的生死存亡”，也将对世界格局造成关键性影响，于是，这场跨学科的集体会诊就显得非常及时，沿着四年前的那场美国“特朗普现象和重新认识美国”的研讨逻辑，“医生们”的诊断水准也都提升了一步。
*美国变化：或起于1971年，或始于奥巴马时代
价值冲突的集中化、新民粹主义、政治认同的部落化、媒体党派化和都市新右翼的崛起，四年中，这些曾以特朗普名字命名的现象在美国有增无减。美国的这种变化究竟起于何时？与会学者各有见解。
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梁茂信
东北师大美国研究所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梁茂信认为，其根源在于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经济，甚至在冷战时期美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空心化”所带来了的一系列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深度参与更是引起连锁反应，裹挟以美国国内政治分化，新移民引发民族多元化以及身份认同等一系列问题，各方矛盾促成了特朗普现象的出现。“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既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
“起于奥巴马时期，被广泛感知于特朗普执政期。”长期紧密追踪外交关系、中美关系的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给出自己的观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国内开始反思，奥巴马政府试图改正国内原来实施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但到了特朗普执政，其国内政策恰恰又回归到新自由主义，比如恢复了去监管、减税的导向，但是外交政策走向了民族主义、本土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淡化国家边界，强调资本、信息、人员、技术无障碍流动，追求效率最大化。特朗普却在国内树立了一个强化民族边界的新自由主义范式。而中国恰恰是这个边界树立后被排斥的对象，所以因为美国的变化，中美关系的管理发生了非常大的质变。目前拜登政府执政一年半了，依然延续此前逻辑，因为他没有找到新的范式，只是把国家边界扩大到美国盟友和伙伴范围内。“因此，我们重新认识美国的使命并没有结束。”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教授
“是否存在美国观和美国本体之间有一种时差？这种美国观是从1932年到1972年的40年，是一种‘短二十世纪’。”从美国宪法发展史的考察出发，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指出，1932年是罗斯福新政之始，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是这个40年的一个集大成者，此后，美国就开始发生了变化。这个期间，美国本土自由派的宪法学者用各种方式捍卫美国，四卷本的《光荣与梦想》就是这种承载下的作品。
*重新认识美国的方法：多从美国国内问题作突破
既然重新认识美国“仍在路上”，究竟用怎样的“范式”去重新认识美国呢？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
“最远大的旅程是通向内心的旅程。”在强调了应该持续对这个国家保持重新认识的紧迫或者警惕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给出三个路径，但突出从美国内部重新认识的重要性。首先是从美国内部重新认识美国。他肯定，相比其他国家，美国内部自我反对的特性是非常突出的，因此要及时厘清其内部机制和变化，认识新变化，思考新变化、新发展的根源和影响。
其次是绕开美国，从美国之外重新认识美国。他引用新书策划者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的一个观点——美国仍在西进当中，现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强化，或者所谓的亚太、印太战略，都可以理解为美国继续西进的表现。他还举耶鲁大学法学院阿齐兹·拉纳新书《美国自由主义的两面性》中主要观点——美国一直秉承定居者主义的气质或者理念。这个观点是说，美国在国家建构和发展历程上，在对外战略和具体对外政策上，都是以他者的征服或者塑造来体现、验证、维护自认为在制度层面、价值观层面所谓的优越感的。这些第三方视角往往能点醒身在其中的研究者。
最后是从认识自己出发重新认识美国。美国的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看到怎么样的美国和世界？“与时俱进的回答和思考有助于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中美互动中保持既定的正确航向。”
北大历史系教授王立新（上）、副教授牛可（下）
梁茂信认为目前这样的“集体会诊”在国内研究美国的领域里也是罕见的，他也从阅读新书中学习到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有效方法。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从美国人在1930年代已经系统开始研究中国学的史实出发认为，从比较长的历史考虑中国的美国知识、中国的美国认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其意义更为深远。北大历史系教授王立新则提出避免对美国的认识处于“盲人摸象”，就一定要克服族群中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
之所以有两次重新认识美国的研讨会，还是源自发起者钱乘旦的初衷，他在谈到成立四年的该研究院所需的人才时曾强调，大国才会特别需要区域与国别研究，重新认识美国就是一种国别研究。而研究者要具体三类知识——专业性、区域性和当地语言。当某一个人不能同时具备三种能力时，交叉学科的碰撞就是最好的组合。
美国多元文化主义塑造的重要节点
多从美国内部重新认识美国。暨南大学历史系讲师张大鹏梳理了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变迁、流变。
暨南大学历史系讲师张大鹏
在殖民地时期，“美国是白人国家”的思想始终贯彻于政治设计之中；在建国初期依然延续。宗教也是划定白人范围的依据。1861-1865年的内战原本是为解决奴隶制问题、黑人问题而引发的，内战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对美国自由和民主的重新界定，但这一原本的目的和结果被白人刻意抹杀和遗忘。之后的1877年，以白人至上主义的民族意识重塑了民族国家。到了19世纪末，随着美国人种逐渐复杂化，1882年出台《排华法案》，1917年出台《亚洲人禁区法》。西北欧、北欧人处于种族结构的深层，而东欧和南欧在历史某段时间内不被视作与西北欧人同类的白人。以肤色、种族以及宗教作为民族界定的要素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在不断加强。
我们熟悉的美国多元主义的发展追溯到罗斯福新政，作为自由主义者，他拓宽了美国政治的包容性和普适性，并且在对立面逐渐汇聚起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二战中以及二战后，知识界对种族主义展开了持久的批判，黑人、新左派以及女权汇聚联合起来，开始使用多种形式的抗争，实现并拓展宪法赋予美国人的法律保障，边缘群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在根本上提供了重构美国民族的特性的基础。
《1965年移民法》的颁布，推翻了1924年国籍配额制度，宣布美国开始走上接受多元族裔社会的道路。此后，移民开始迅猛增长。而美国民族主义逐渐分裂为以宗教为核心的宗教民族主义，它在美国始终是一股强大而不可忽视的力量而暗流涌动。“这也提醒我们需要对美国草根民众的思想动态更加重视，而不能把目光仅仅聚焦于知识分子或者主流媒体。”
美国宪法制度暴露不可自拔的缺陷
1980年代就在美生活的美国吉布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毅指出了美国选举制度的缺陷，并认为是美国宪法本身设计的缺陷，使得美国变得越来越不民主或者民主的质量在下降。
美国吉布森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毅
他将民主的定义为少数服从多数。从总统大选的制度设计看，因为有选举人团制度，即便在普通人选票中输了，只要选举人团的票多依然可当总统。他梳理，美国迄今为止举行了59次总统大选，有五次是少数票总统，有两次发生在本世纪，即2000年和2016年。但从1992年克林顿第一次当选以来，共和党只是在2004年小布什第二次选举中同时赢了普选票和选举人团票。他预言2024年共和党人再赢得大选依然会如此。“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少数票总统成为一种常态就很难交代了。”
参众两院出现“怪状选区”。美国宪法规定每个州要选举两个参议院，从1998年至今的24年当中，共和党从选票角度来讲，从来没有一个是多数党，但从参议院席位来讲，24年当中有14年是多数党，即拿的选票少占的席位多。在众议院也有类似的情况。这种“怪状选区”，最高法院曾认为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原则给予了干预，但近一二十年以来，共和党人任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对此置之不理。
联邦法官的任命离民主原则越来越远。从道理上来讲联邦法官的认定由民选选举出来参议院进行确认，因此直接关联民主性。张毅梳理，卡特4年内没有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老布什4年任命了2个，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8年执政各任命2个，里根8年任命了3个，特朗普4年就任命了3个。
2020年9月18日大法官金斯伯格的去世，使得美国最高法院5名保守派和4名自由派（含金斯伯格）的构成进一步“右倾”
而特朗普作为少数票总统，他提名的三个大法官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确认（而参议院共和党的多数实际上是由全国民选票中的少数票产生的），完全改变了最高法院的构成，使得最高法院牢牢被共和党保守派控制，很多判例趋向于保守态势。由于最高法院法官是终身任职，假设十几年当中总有共和党当总统，六个大法官所保持的保守派的多数就是无限期或者很长时间延续下去了。如果有一天民主党同时掌握了参众两院和总统，是否就像小罗斯福一样要扩充法院呢？“少数派民主机制出了问题，还能说是民主？”
美国的全面极化会否演变为文化战争？
美国社会走向极化，几乎是所有人对近几年美国社会的一个直观感受。三位曾在美国生活和正在美国工作学习的学者在极化基础上，对美国是否正在进行一场文化战争给予了自己的观察。
*极化趋势受着彼此“妖魔化”的驱动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
四年前从政治学角度写下美国社会进入极化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坦言“越研究越模糊了”，她分享了三句话——政治精英的两极化远远大于大众的两极化；情感的两极化远远大于意识形态的两极化；感受到的两极化远远大于真实的两极化。
就第三句话，刘瑜举例，有一个词叫perception gap，指对对方误解、妖魔化的程度，甚至可能随着阅读媒体量的增加、学历的提高而增加。比如民主党中的活跃分子会认为绝大多数共和党人都反移民，但实际上民意调查80%共和党人认为合法移民对国家是有好处的。共和党也一样，其中的激进分子觉得绝大多数民主党人不爱国，是所谓的恨国党，但民意调查显示80%的民主党人都“为自己是个美国人而骄傲”，只不过认为美国有一些制度的缺陷。
*右翼力量和组织如何深潜大城市和高校
2015年生活在纽约和费城间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候选人赵蒙旸分享了她在线上线下对一些社会运动的观察。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候选人赵蒙旸
她认为，观看整个美国右翼动员的光谱会发现，通常认为的蓝色州（民主党势力所在州），包括自由派高校所在的纽约、西雅图、波特兰等大城市里其实是有很多极右翼势力的。这些右翼网络也承认，目前美国整个右翼网络还是富人的网络，以律师、医生、军人、司法人为主。日前听证会上披露的2021年1月6日曾冲击国会山的两个右翼组织骄傲男孩（Proud boys）和誓言守护者（Oath keepers）在美国主要大城市都有分布，组织结构上特别去中心化，比如说全国总部不能直接控制地方分部的行动，后者可以总部的名义发起活动，“这其实也是右翼分散风险的方式。”
很多日常右翼的暴力并没有被公众和媒体所讲述，比如在高中开设性别正义的课，在被右翼党人投诉举报后而终止；在高校开反犹太课程，以在课上不教右翼理论而被举报。“在每一个大城市这种极化、政治之间的论争一直存在，也带来比较紧张的局势。”
研讨会部分嘉宾截屏，最后一位是两次研讨会的发起者北大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
赵蒙旸还注意到，极端右翼和主流的保守派之间一直有较强的传承和互相转化关系。比如很多极端右翼中坚力量的成员，早期可能是私立高校中保守派学生社团如高校共和党人社团成员，他们锻炼一段时间后自己去搞社团。而这些右翼组织在全美有几千个之多，还下沉到中学。上个月罗诉韦德案被推翻以后，曾有人开始重新评估整个美国法学院保守派基因的塑造过程。比如，在精英的法学院里创办联邦党人学会组织，把高校保守派法律精英的网络聚拢起来，一直输送到高院。
那么，在高校里这些右翼组织是如何发挥凝聚力的呢？一般来讲，保守派学生可在美国高校申请到很多保守派的奖学金，小圈子内部更有团结感，在休闲娱乐方面有很多共同的话题，不像左翼以观点来团结自己。右翼组织在学校有很强的渗透力，比较善于学习组织和策略社会运动，包括学习以往左翼的行动方式。比如过去几年一直用行为艺术、纪录片、短视频等丰富网络媒体手段，也会用较新的游戏直播软件招募新青少年，因为软件可以付费，所以也变成了新兴右翼募款的手段。
*文化战争因“共识的消失”正在到来
《重新认识美国》，主编王希 赵梅 责编 于辉 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系北大区域国别研究丛书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赵蒙旸指出，这两年美国右翼运动有非常激烈的文化转向。是否支持工人和劳工权益已不再是辨别左右阵营和党派倾向的主要标志，最大的裂痕还是来自文化战争的领域。她分析，共和党逐步意识到从文化、家庭、宗教、高中教科书领域入手是比较有效的动员手段，甚至能打动比较激进的工人阶级。去年一项调查显示，美国高达20%的工人阶级持有文化保守主义观念，他们会反同性婚姻、反跨性别、反堕胎、反移民。
从大环境来看，有文化进步主义趋势的人口在增多，包括很多年轻人代际变化很大，但因为保守派彻底垄断了高院且看不到终点，两党都开始懂得控制高院就控制了文化战争，因而双方均开始罔顾民意。很多人对高院司法体制失去了基本的信任，在日前的反堕胎抗议现场就有人打出横幅“把高院流产算了”。
美国宾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希，2008至2020年是北大历史系特聘教授
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一波文化战争趋势，王希认为，文化战争需要人才和力量储备，但人才培养往往旷日持久。从1960年代到2000年整整40年，多元文化主义兴起时有两代学者通过1960年代的洗礼进入美国高校，但目前这批人面临退休正在陆续退出。有的州已公开禁止在高中的美国史研究领域讲授种族批判理论方面的内容，且将此称为“传播种族仇恨”。王希注意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采用了很多有效的战术。而当前的保守主义也在努力学习民权运动曾经采用的各种各样的战术，并做得非常成功。
他忧虑，在不久的未来，在美国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线上，将会出现另一场激烈的交锋，包括高等教育、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与学生培养等都会被大幅度地卷入。因为在整个美国都弥漫着“共识的消失”，意识形态的极端化和对立将通过州和联邦的决策来表现，而现在政策的制定因为党派化政治的深度侵蚀已经使分裂性政治成为一种常态。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
作为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正在努力对人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美国作为现代化探索的先行者，曾是近代中国的学习对象。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赵梅指出，在小施莱辛格写的《美国历史的周期》一书中曾提出过美国的“钟摆效应”，即从美国历史上来看，经历过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民权运动时期，即便自由主义面临困境时也通过纠错机制，历经里根政府、克林顿政府达到了十年经济繁荣，这次“钟摆效应”是否会奏效，不仅是重新认识美国的转折点，也是人类文明探索中“美美与共”的诠释，而中国作为复杂的中美关系中的一方，在重新认识美国的“路上”也将找到更全面的借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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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念（文汇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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