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水暖鸭先知。50年前的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随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打开了中美断绝了22年的交流，随后各领域工作逐步开始恢复，作为知识传播传承的高等教育有幸走在前列。

历史新翻开的一页是从哪些细节开始，继而涓涓细流汇成大江大河？昨天（2月24日）上午，一场中美亲历者的回忆分享在线上展开。主办方上海纽约大学恰逢建校10周年，作为中美教育合作的实践者，她联手华东师范大学将这场活动取名为“知识搭起的桥梁——50年中美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回顾”，作为《上海公报》50周年系列三场活动的第一场。

▲上海纽约大学常务副校长雷蒙介绍举办系列活动的背景和初衷：中美关系重启关乎方方面面，对高等教育领域影响尤为深远

我建议美中各派10个交流生，邓小平回复几千个如何？

1979的某一天，美中学术委员会主任玛丽·布朗·布洛克教授，突然接到从安德鲁空间基地打来的电话，国家安全顾问要找她。忐忑的她前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她给美中教育交流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建议。

昨天上午，在线上对话中，面对主持人、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的提问，后曾担任艾格尼斯·斯科特学院院长的布洛克回忆起这一幕依然感慨万分。1978年夏天，美国政府指派新成立的美中学术委员会组团前往中国作学术交流。“当时只有一个月时间，虽然很短，但已经非常宝贵。我就提出可否先互派10个交流生？”她记得负责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交流的上级弗兰克得到了回答：如果几千个中国学生去美国学习可以吗？“这件事必须立即向卡特总统汇报，尽管美国已是深夜，卡特总统说：你派来吧。”

▲布洛克教授回忆起她的交换生建议被扩展到了几十万的相互留学现状

最后邓小平副总理决定先派500名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

布洛克的工作开始忙碌起来。500名中国学生是一个大数字，怎么选拔，如何安排到中方提出的“各个领域”学习。“这就是中美高等教育交流的开始了，这条路延伸得很长。”两周后，邓小平副总理访华，一些困难又在沟通中被解决。布洛克再次去北京，她去国家教委拜访，看到他们已经在搜集学生资料。“我很吃惊，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数字最有说服力。此后五年内，100所中国大学的1万多交流生进入了41所美国高校。此后的40年内，约有40万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各种高校，也有上万美国留学生进入中国高校。

中美高等教育的大门就这样叩开了。浙江大学前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正是中国首批公派留学生。他回忆，1978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报考制度，他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没几个月，学校让一批学生去考英语，他虽然是59分，但也过了45分的及格线。就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赴美留学生，1981年前往布朗大学，在该校教授和同学们的友好相处下，1984年顺利完成博士学业。

▲杨卫院士分享在浙大校长期间展开的校长赴美学习项目

他分享了一段有趣的经历。当时有一个美国人来中国，自称可以联系到美国大公司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杨卫被学校派去当翻译。所有事情都落实后，在前往大使馆办签证时都被拒签了。签证官告诉他们，这个联系人声誉很不好，常把学生扔到美国就不管了。后来，这20多名优秀学生还是通过国家教委的国家基金资助赴美留学了。可见，当时美国对待中国留学生是非常认真严肃的。

耶鲁大学的校长领导力培训项目，由学习变成相互学习

杨卫在2005年担任浙江大学校长，一年后，环太平洋大学校长论坛年会在浙大主办，他成了东道主，就邀请了联盟里很多校长来到杭州交流。从此，他也把推动中国高校的国际合作作为自己的使命，其中美国是合作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中国的9所985高校和美国的AAU联盟一直有密切联系。他担任团长带了两批高校校长前往美国学习。第一次去了莱斯大学，第二次去了耶鲁大学。在那里，学到不少办学理念和管理经验，“其中不少校长都升任国家领导，担负更重要的岗位，比如万钢。”杨卫认为，中国高校在近二三十年取得很大进步，和持续向美国高校取经分不开。

▲莱文教授认为，21世纪耶鲁的本科生应该增加海外交流的经历

杨卫嘴里的“取经学习”，在耶鲁大学前校长理查德·查尔斯·莱文看来，后来就变成了“相互交流和学习”。莱文回忆，2004年至2013年期间，除了2008年外，他每年都在耶鲁大学做领导力培养项目，一部分是针对中国的高校校长和党委书记，后来就扩展到政府领导力领域。他清晰地记得，一开始，每年有20余个高校校长来学习美国的高校管理经验，接着，耶鲁也请这些中国校长介绍自己的管理经验，比如如何打造人文学院，如何筹款等，而中国的校长之间也相互交流开了。“所以，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项目。”

与此同时，莱文坦言，他深感美国高校的本科生视野过于狭窄。继续深造的本科生中，只有3%选择出国，其余都留在美国本土；而本科生中有海外交流经验的只有10%。“我自己在本科时就曾到海外留学，体验大不相同。”因此，他很早就思考21世纪美国本科生教育如何更加的全面发展。“尽管现在线上交流越来越便捷，但是只有到实地，才可能有效增强文化交流能力。共情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她能打破固有思维。”

▲童世骏校长主持活动，向四位嘉宾询问中美高等教育合作取得的成绩等问题

因此，在耶鲁的领导力合作项目更让他强化了这样的思想和实践。一方面更多吸引国际学生，另一方面，要多派学生到海外去。2001年作为经济学家和教育工作者，莱文去中国访问，此后这样的访问一直持续着，他感受到中美合作对于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尽管政府间合作会有高潮和低谷，但我相信，高校之间的合作会更为稳固和长久。”作为对这个信念的支持，在发言尾声，他还传递了一个美国国务院的最新信息——美国对中国普通学者的赴美签证和合作将恢复如初。

美国教授说，我最喜欢的大诗人是毛泽东，他的《忆秦娥·娄山关》感人

莱文提到的共情能力，其实是任何国家任何年龄段的人都非常需要的。除了正式的高校合作或项目外，中国外交官在美国高校的演讲，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中美文化交流和教育，需要的就是了解对方文化后的共情能力。这一点，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体会至深，故事也一连串，让00后的学生们听得入迷。李肇星在1993年至1995年在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1998年至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他离任这一天，华盛顿市还将离任的日子1月29日命名为“李肇星日”。在美期间，他应邀去过很多美国高校演讲。

▲李肇星大使回忆起在美国高校里演讲的经历

早年去杜克大学时，他看到学生举牌游行，牌子上有四个字：No beer，No party（不允许喝啤酒，就不能开会），他以为是抗议自己去演讲，校方解释，学生要求校庆日能允许喝酒，但校方不批准。最后，校方在办公走廊里也举出四个字的牌子；No party No beer（不开会就不能喝啤酒）。“我第一次感受到美国高校纪律的严明。”

不久他被邀去哈佛大学演讲，一位会讲中文的老师提问：你的英文讲得很好，我很佩服。我想问你最喜欢中国的哪三位诗人或作家。李肇星灵机一动说：我是一个永远毕业不了的学生，您是教授，您可否先回答这个问题？那位学者用中文说，第一个诗人就是毛泽东，我最喜欢他填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在召开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打了一个胜仗，因此毛泽东写下了“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第二是作家鲁迅，我喜欢他的毫无媚骨。李肇星听后，当即说：谢谢你，我向你学习，我喜欢的中国文人和你是一样的。这样的共情，也使得他交了很多美国朋友，从克林顿总统、大公司老总，直至普罗百姓。

▲李肇星所著的《说不尽的外交》里讲述了诸多的外交战线故事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李肇星让时任总统克林顿写下道歉信并签上名。这一年，李肇星应邀到某大学去演讲。学校规定，学生的家长可以一同旁听。提问环节，一位学生的奶奶站起来气愤地质问：大使先生，我知道你代表中国，我们的飞机轰炸你们使馆，是不对的。但中国的学生游行砸了在北京的美国使馆的玻璃，也是不对的。我和她说，“孩子被打死和玻璃被砸碎，可以相提并论吗？”讲座结束后，这位美国妇女向李肇星表示感谢。

李肇星最后引用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也是伟大的。“民心相通是高等教育交流浇灌出的大树。”李肇星去过192个国家，每到一个国家，只要有条件，他就喜欢种树，人虽然离开，但大树会枝繁叶茂，友谊也留下。他至今依然怀念在肯尼亚种下的大树；在韩国，他种下的树会开两种颜色的花瓣，一种颜色代表中国，一种颜色代表韩国。

▲活动结束后，李肇星兴致盎然地在上海纽约大学打起乒乓，并透露他曾是单打冠军

1972年2月21日至2月28日，尼克松访华那一周。

布洛克教授，正在攻读博士，在写关于中国历史的论文，她从电视画面上看到了尼克松和周恩来跨过太平洋的握手，看到报纸上对《上海公报》的大书特书，“中美的新篇章打开了”。

莱文教授，也在高校里写博士论文，他半信半疑，“对美国走出越战会有好处”。

杨卫院士，正在陕西延川县插队第三个年头，“这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思路，我发誓要努力学习。才读完初一的我，就自学完了所有中学课程。同去的二十多位北京知青也一样。”

李肇星，正在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担任随员。

▲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

因为50年前的《上海公报》，把这四个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聚集在“知识搭起的桥梁”线上研讨会中同屏共框。他们沿着《上海公报》铺就的中美交流之路倾力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让更多的学子受益。杨卫分享的一则信息久久地回荡在与会嘉宾和在线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多名观众记忆里——

在达到上海前，基辛格团队和尼克松在当时的杭州饭店下榻，因为《上海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辞一直未得到两国的高层领导认可，绞尽脑汁的美方成员就来到西湖的苏堤上散步换空气，“左边是西湖，右边也是西湖。”基辛格拍着脑袋说，“有了！”他想起在美国曾有一个基层中国问题的研究人员给过他一个关于台湾问题表述的建议，于是就有了充满智慧的《上海公报》中的表述：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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