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上午，《纪念中以建交三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与会嘉宾留下纪念

很难想象，外交关系停滞了40余年，但在建交谈判时仅用了几分钟。

1月下旬，这颇有戏剧性的一幕在亲历者的回忆中显得尤为温馨并意味深长。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签署了建交公报，由此续上迟到了近41年的缘分。1950年，以色列是中东地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两国建交事宜曾在日程上，而在1992年建交时，他是中东地区的最后一个国家。在由外交、媒体、学术诸多当事人参加的“纪念中以建交三十周年：回顾与展望”研讨会上，1991年12月前往以色列进行建交谈判的时任外交部副部长杨福昌，和时任西亚北非司副司长吴思科，盛赞“这是建交谈判最顺利的国家之一”。究其原因，还是双方在新形势下应时而变的“水到渠成”。在当天双方元首互致的建交30年贺信中，中方用了“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以方用了“取得丰硕成果”。

往事可追，“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从其发轫的忆叙中，彰显了中国外交的成长、智慧和风格。

30年前的1月24日，中以两国正式建交，参与建交的当事人会聚一堂，线上线下追忆往事

动如脱兔：

马德里和会带来“破冰”契机

1991年11月的某一天，杨福昌在北京得到在纽约联合国开会的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的指示：可以启动中以建交。他非常高兴，旋即组织人马讨论了递进式的两套方案。几个月前，作为分管中东事务的副部长，他得知马德里和会将在10月30日于西班牙召开。这可是中东事务中的大事，经过40多年的交战，经历了5次阿以战争，昔日的宿敌——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第一次坐在一起。

1991年10月30日，马德里和会召开，中东的昔日宿敌阿拉伯和以色列第一次坐在一起商谈

但这种态度的软化并非无迹可循。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到1978年，两国在美国签订了《戴维营协议》，1980年，埃及和以色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全世界都看着“奇迹”的发生——埃及并没有用武力就收回了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中方随即作出呼应，首先，中国媒体上再也看不到“犹太复国主义”的表述。其次，1980年，中国外交部对中国的中东外交政策做了如下表述：中东各国都应该享有独立和生存的权力，这就包括了以色列的安全诉求。同时，中以两国外长在1987年后，就开始在联合国大会上举行见面。紧接着，双方以民间机构的名义在对方设立了办事处。

刚过九十虚岁的杨福昌在北京的家中用视频参会，他回忆，当时，中方在以色列有中国国际旅行社驻特拉维夫办事处，以方在中国则有以色列科学及人文学院驻北京联络处。“但其实负责人都是各自外交部派出的高级外交官。以色列一方是原驻荷兰大使，后来第一任的驻中国大使苏赋特先生。中方是派了外交部的唐振琪先生，后出任了中国驻希腊大使。”

九十高龄的杨福昌在北京家中参加视频，回忆建交谈判

“中东事务变动很多，机遇常常稍纵即逝，我们做外交的要‘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新世纪后曾任中东特使的吴思科评价此时的主动外交。其实，以色列在1950年就承认了新中国，本来两国建交已经箭在弦上，但朝鲜战争引发了中国的抗美援朝，以色列方面停止了与中国的接触，此事便被搁置；1955年的万隆会议后，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迅速升温，先是埃及、叙利亚、也门三个国家，后又有四个国家在1950年代与中国建交。虽然以方又一次提出建交，“但在当时的天平上，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显然重于以色列”。杨福昌分析推迟建交40年的主要原因。

针对冷战后中东出现的和谈气氛，杨福昌当即向钱其琛汇报了建交的想法。在得到钱外长的指示后，中方“动如脱兔”，力邀以色列副外长在10月底访华，后又按照对方意思邀请总司长访华，最后结果是，以方因为内部原因，改邀杨福昌副部长访问以色列。1991年12月14日，中方回复：接受邀请，下旬访以。

水到渠成：

驻埃及记者的三次赴以访问

决定外交出访有更多的信息论证。一是源自双方办事处平时的沟通，吴思科回忆，当中方第一次邀请以色列科学与人文学院驻华联络处成员做客外交部时，“他们非常兴奋，说有了去中国外交部的第一次，就说明已经打开建交的正式渠道。”

已逾九十的新华社驻中东总社社长兼总编高秋福回忆建交前三次赴以采访

另一些信息来源是媒体的探访求证。时任中国新华社驻中东总分社社长兼总编辑高秋福就在正式建交前三次赴以采访。已九十多高龄的高秋福老先生出现在视频中，回忆往事感慨万分，他提前写就全文，读稿中往事如同电影镜头清晰展现在与会者面前。1989年5月，高秋福在埃及开罗突然接到国内的一个通知：纽约的一个美国犹太组织邀请他和我驻联合国分社社长钱文荣于5月访问以色列，费用由对方承担，此事已报请中央批准，希望早做准备。

高秋福愣了很久，此时距他到任埃及不到三个月，他深刻感受到，在中东多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情形异常复杂，而以色列曾通过各种方式、渠道试图和中方各类人员有所接触，但中方历来对此敏感问题保持谨慎。在经过一番求证后，高秋福前往开罗的以色列领馆，领事馆人员笑脸相迎，当即在护照上盖了章，说接上级指示高秋福享有贵宾待遇。

5月10日，高秋福和钱文荣成为第一批到访以色列的中国记者，展开了系列访问。“当时，我们判断这是美国犹太人接受以色列外交部的指令所安排，因此，就遵循国内指导原则，多问、多听、少说，重点了解对中以建交的态度。”以色列外交部第三号人物总司长主持了欢迎仪式。进行了一般性参观后，两人会晤和采访了以色列的议会、工贸、文教、新闻等方面人士。所到之处，得到的都是希望两国尽快建交的反馈。

1994年，因为签署《奥斯陆协议》，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同获诺贝尔和平奖

“第一位会晤我们的以色列领导是当时联合政府二号人物、副总理兼财长西蒙·佩雷斯。”佩雷斯引用非常崇敬中国革命的以色列建国之父戴维·本古里安的话，中国必然会复兴，必然会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新中国刚成立，就表示衷心祝贺并建议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佩雷斯话锋一转，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两国都是朋友，不是敌人。二战时中国拯救过犹太同胞，我们很感恩，也一直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高秋福记得佩雷斯特别强调，“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任何不建立正常关系的理由。”在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气氛轻松愉快，谈话直截了当，态度热情友好。

回到开罗，高秋福将这些信息传递回国内。1990年下半年，作为工党主席的佩雷斯退出了执政政府，西方一些国家借故对中国进行制裁。高秋福第二次赴以采访。佩雷斯再次表明：两国建交是以色列两党的共识，不是因个人而改变，此时需要中以双方继续努力。高秋福至今不忘的两句话是：“中国是大国，办事深思熟虑、有耐心，喜欢一步一步来；以色列是小国，没有耐心，干什么事情都想一蹴而就。双方因此要相互体谅，相互加紧靠拢。”

第一任以色列驻华大使泽夫·苏赋特1990年代撰写出版了《中国以色列建交亲历记》，由高秋福翻译

在采访外交部负责中以关系正常化工作的总司长时，他指着在座的苏赋特，笑着说：他马上要去北京联络处担任顾问了，实际就是候任的以色列驻华大使，别让他的任期拖得太久哦。

1991年下半年，外界纷纷传说中以即将建交时，以色列政府内部发生激烈争吵并曝光。分歧会否影响中以建交，高秋福第三次前往采访，他见了外交部长、总统，为国内传递了准确的信息——以色列内部利益之争不影响中以建交，既定安排不会变。

2009年以色列总统佩雷斯在总统府会见中东特使吴思科，双方谈及当年建交时那次见面，倍感亲切

吴思科由此做了四个字的评价：水到渠成。

“都有原则”：

一张照片让不公开访问公开了

序言写就，正文开始。

12月下旬，杨福昌、吴思科等外交部一行从欧洲转道抵达了特拉维夫机场，以色列总司长机场迎接，陪同到了耶路撒冷，入住大卫王酒店。午餐中中方提出希望是不公开访问，生怕引发枝节而受到干扰。晚餐上，以方有备而来地提出了很多内容，比如方方面面的合作，比如如何禁止武器流入中东地区等，杨福昌回忆，“我们的答复是，这次只谈一个问题，两国关系如何正常化，具体就是建交公报。”

吴思科回忆跟随杨福昌部长同赴以色列参与建交的细节

第二天，中以双方进行了正式谈判，以方一边多了一位法律顾问。杨福昌在会谈一开始就宣读了中方准备的建交公报稿，核心内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司长听后说这对我们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一直就是这个立场。以方法律顾问女士对一个技术性措辞提了一点建议，也说没有问题。“和以色列谈建交就这么简单！”杨福昌感慨。

对此，陪同的吴思科评价，“因为中以两国都是很有原则的国家。以色列尽管40余年没有和中国建交，但从来没有和台湾有任何官方接触。”

对于中国的原则，吴思科分享了一个细节，中国一直支持阿拉伯国家尤其是巴勒斯坦正义事业，关系一直非常友好，但中国也一直反对针对以色列人的极端言行，如“把以色列人抛到大海里去”等。当年曾发生一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在慕尼黑机场劫持以色列运动员事件，而当时该组织领导人正在中国访问，事情发生后，周恩来总理当即取消了计划中同他的会见，表达了中国反对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动的原则立场。“我们在中以建交前就是这样做的，与我们在各种场合宣布的包括以色列在内中东各方的主权和安全权益都应得到保障的立场和主张相一致。”

尽管事前商定是不公开访问，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在前一天的晚餐结束后，一群记者就围在餐厅外面，杨福昌一行只能退回餐厅，请以方外交人员前去劝退。“其实，他们对我们的日程了解得一清二楚，也做了不少报道，只是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杨福昌介绍。在和总司长谈成建交公报后，他们前去拜访副总理兼外长利维，利维副总理欣然答应，表示愿意选择一个合适的时机访问中国。

杨福昌向对方介绍了中方在中东问题和以巴问题上的看法。一希望地区各国能坐下来谈判为好，二支持巴勒斯坦难民回归问题，“我发挥了几句，谈到以色列二战后到处流浪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如今，用中国人的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巴勒斯坦人遇到的困难要给予理解和宽容，同时表示在巴以双方未达成协议之前，中方支持巴勒斯坦实现合法的民族权益解决难民问题的立场不会变。”这些细节的披露，或许能帮助今人理解，为何中国在中东有“劝和促谈”的很大权重。

1991年12月24日中国代表团会见以色列总理后被记者偷拍，刊登于25日以色列报纸头版，中为杨福昌，右为吴思科（吴思科提供）

此后又见了沙米尔总理，从总理府出来后，有记者隐藏在外墙的绿植中，偷偷拍下了照片，第二天，刊发在报纸上。“这样，非公开访问就无秘可保了。”吴思科在视频上，向与会人员展示了这张1991年12月25日的以色列报纸，其中，杨福昌、吴思科都在照片上。“这张报纸就交给了我保管，我至今收藏。”第二天，杨福昌一行前往拜访在野党工党主席佩雷斯。吴思科回忆，工党正在一个中学里召开年度大会，佩雷斯说，我们和执政党几乎所有问题都有分歧，只有一个问题是一致的，那就是尽快和中国建交。

拜访佩雷斯时，不少记者早已等候，“我们是大大方方走了过去，任由他们长枪短炮拍摄。”杨福昌回应照片一事。

掀开新页：

钱其琛外长访非归来直奔钓鱼台

1992年1月24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和以色列外交部长戴维·利维签署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正式协议。后排右一至右三，分别为吴思科、吴建民、杨福昌（潘光提供）

完成了建交谈判，1992年1月22日，以色列副总理兼外长利维来华访问。以色列飞机缓缓落地滑行时，“专机左右窗口挂起了中国和以色列国旗，气氛非常热烈。”作为主管西亚北非司的副司长，吴思科对这一幕记忆深刻。按照中国传统，新年中国外长到访的第一站必然是非洲。因此，正值国务委员兼外长钱其琛出访非洲。利维副总理先游览了中国的名胜古迹。24日，钱其琛回国。“他从机场直接就奔向钓鱼台12号楼，和利维副总理见面，尽管长途跋涉，但我们都感受到他意气风发，非常有活力，那次会见、会谈、宴请气氛也都非常好。”这一天，两国外长签署了建交公报，从此，中以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建交前的往事，再次温暖和感动着所有与会者，高秋福老人最后的一句话久久回荡：我因此有幸结识了很多以色列朋友，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这些朋友大多还健在，谨祝他们安康幸福，有的已经仙逝，祈愿他们安息。

学界推动：

第一批访以学者，促进正式建交

作为首批建交前进入以色列访问的学者潘光，回忆了学术为外交服务的往事

30年前受邀前往北京参加建交庆祝宴会的还有上海的学者。潘光，不仅仅是中国最早的犹太以色列研究机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推进了中国的犹太和以色列研究，也是中以建交前最早进入以色列的中国学者之一。

1991年11月，潘光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团成员踏上了以色列国土，不仅和政府官员有沟通，更多是和以色列学界取得了联系，当时给希伯来大学学中文的学生讲课，开创了第一。如今，在希伯来大学学中文的学生已经有五六百人，大大超过了当时第一的日语。那一次也和特拉维夫大学建立了学术沟通机制，此后上海犹太中心学者如王健、余建华、虞卫东、王震、汪舒明等都去过以色列访学，也加速带动了全国的犹太以色列研究。据曾在以色列做过博士后研究、现任郑州大学副校长张倩红教授统计，在国内出版的以色列研究著作中，2018年有27部，2019年有24部。去年，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王震主编了《“一带一路”国别研究报告：以色列卷》，郑州大学从2015年开始每年出版《以色列蓝皮书》，2022年将出版第7本。

回国不久，在建交前一个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接受美国世界大屠杀研究机构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的建议，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举办了大屠杀展览，轰动了全国，以色列驻华联络处副处长亲自带队，全体成员都来参观。“无论是出访还是办展览，我们都以学者的方式，配合了外交部和新华社的工作。”

上海虹口犹太难民纪念中心（新华社资料图片）

而潘光在上海社科院筹建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在建交前的1988年已经成立，“我们可谓生逢其时，正处在中以关系走向建交之际，在外交部指导下，我们的三项功能——学术研究、文化交流、政策研究都直接为中犹关系、中以关系服务。”潘光介绍，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上海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万犹太难民，但在那个年代，知者寥寥。而在虹口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成立，上海犹太中心的学术支持是功不可没。以色列前总理内塔里亚胡在有关录像里，对上海这座曾经拯救过犹太人生命的诺亚方舟情不自禁用中文说了一句“谢谢”。

天作之合：

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中贸易攀新高

以色列总领事爱德华·夏皮拉（右）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分别致辞

往事是今日的背影，明日的动力。

研讨会当日，以色列驻上海总领事爱德华·夏皮拉在致辞中告知，中以两国的贸易额从1992年的5000万美元增长到2021年底的228亿美元，创下了新高。而彼此间的创新机制是源头，如今，中国在以色列有“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海法港，一万多中国人身影在忙碌，有工程师、建筑师、建筑工人等等。其他城市也有不少合作。他指出，2014年5月，中国和以色列一起发起了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这个政府间的机制包括了14个部委和各种机构，双方都会从各个层面去推进创新，而他在当日下午就会参加这个中以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的第五次视频会议。同样受惠的是在中国的各类中以创新园区，在上海普陀区的中以创新园区，在去年11月两国元首电话交谈中即被点名。

另一个信息也令人鼓舞，爱德华透露，去年，以色列与三个阿拉伯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合作伙伴，可以展开三边合作，尤其在绿色科技、环境保护、人文旅游等。”

对此，有多部犹太以色列研究著作的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犹太中心执行主任王健在致辞中指出，中以要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他引述以色列前总理内塔里亚胡之言：未来真正能创新的国家中，中以在创新和科技领域都有公认的杰出能力。“中国的市场、资本加上以色列的科技、技术，就是天作之合、发展空间巨大。”

线上线下参会的腾讯会议室截屏（李念拍）

三十而立，未来，在中美进入长期战略博弈之际，作为美国重要盟国的以色列如何在地区和世界形势变化下取得平衡，和中方一同努力，加强战略自主，减少外部因素干扰，是王健、李伟健等以色列问题与会学者的期待，也是此次研讨会的联合主办方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世雄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上海犹太中心主办研讨的宗旨所在。

本古里安是以色列现代之父，他在1970年代初曾对自己的传记作者说，“以色列的命运取决于两件事——实力和正义”。在中以建交30周年之际，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将携手以色列，用文明文化和现代治理智慧，共同走稳走深两国“创新全面伙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