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有这么一段话：“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何是可能的？为何能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双聘教授、全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长陈学明教授从理论上给予了逻辑严密的论证，让人耳目一新，视野开阔。

这是他在上海大学面向全校开设的思政核心通识课《理论中国》·名师讲坛上的演讲，该讲坛聘请了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教授担任学术顾问。论坛旨在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道路，用中国道路阐释中国奇迹，用中国话语表达中国理论，向广大师生多维度展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特色、风格、气派，同时提升学生和受众的理论素养和思维能力，加强理论自觉。论坛采用线下线上方式举办。2021冬季学期共有13讲，陈学明教授是第四讲，演讲标题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合理性》。

2021年12月20日的“理论中国”课程，吸引了上海大学各个学科的同学近百位，也吸引了很多线上听友

“人类文明新形态”内生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当前，这条道路已经在实践上被证明是合理的，我们就更有必要给予学理上的论证。

西方社会资本现代性带来了“祸福相依”的现代文明

人类社会都离不开现代化进程。西方社会先行一步。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负面代价在20世纪已临近承受极限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现代性的理性与资本结合后，会亵渎一切职业的神圣性

随着启蒙拉开序幕，西方社会自15世纪以来，就踏上了实现现代性的征程。这一现代性确切地说，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为其主要的推动力是理性与资本的结盟。这种资本主义现代性，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样，使社会摆脱了旧有的、固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展现了超乎人们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神奇力量，生产力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实现现代性的征程，自15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增长和扩张之中，现代人都在享用现代性所带来的巨大成果。

已逾古稀的陈学明教授声如洪钟，一口气讲了近2个小时，展现了深遂思考和理论功力

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给人类带来无限享受的同时，也使人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这种代价人们还能承受的，那么，到了20世纪末，人们对这种代价的承受快接近极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深刻地审视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的衰颓、人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异化，审视了资本与理性的结盟亵渎了一切神圣的东西，不仅抹去了一切职业的神圣光环，而且无情地将温情脉脉的家族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用资本现代性衡量，非西方国家必须连同磨难一起接受

拉美等非西方国家享受了现代性的优点，也在承受其异化的弊端

无疑，非西方的落后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关系，就是学生与老师、模仿与原型的关系。西方文明似乎就是现代文明，而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归宿似乎就是全球所有国家与地区的共同归宿。这样，非西方的国家与地区的历史似乎都只是现代性的史前史。如果用资本现代性的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处于“史前史”的这些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就可以被称为“野蛮地”。

当然，这些非西方的国家与地区卷入资本现代性的结果，不仅仅是享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正面效应，与此同时也得忍受资本现代性所造就的磨难，可谓福祸相依。所以，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面对汹涌而来的资本现代性，往往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兴奋，更有焦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可否是“鱼和熊掌兼得”？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国人寻求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关键点之一

比起其他非西方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较晚走上资本现代性的道路，对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的感受特别真切。

面对现代性的消极性，中国似乎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因为现代性带来了磨难，使我们失去了诸多美好的东西，所以憧憬起前现代性的生活来，产生了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的意念。这种主张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既然现代化的弊端已暴露无遗，我们为什么不马上悬崖勒马呢？

第二种选择：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现代性的正面效应与负面作用都不可避免。我们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只有等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这些负面问题，倘若现在就着手去解决，只能干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可阻挡，且具有社会主义特色。左图为深圳市深南大道（资料照片，新华社记者李长永摄）；右图为2018年5月23日拍摄的深圳市深南大道（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实际上，以上两种选择都是“死路”。前者要中国重新走回头路，后者则迟早会葬送中国。中国必须选择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的道路，即“鱼和熊掌兼得”的道路。如果说原先的现代性都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性，那么中国实际上要走出一条与资本现代性不同的道路。

但需要承认的是，中国道路不可避免地与西方的资本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道路是在现代西方文明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在一定意义上，没有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也就不可能有中国道路，离开西方现代性大谈中国道路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道路无可选择地一定要全盘接受西方的资本现代性，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民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一定要如西方人那样在享受现代性的成果的同时必然经受现代性所带来的折磨。

上大2021冬季“理论中国”第四场的主持人张青子衿（左）、与谈人高立伟（右）

因此，西方文明不等于现代文明，同样，西方的资本现代性不等于现代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条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道路，它所追求的正是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成果，又能把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要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质。

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批判难以自洽

这就要回过头去看西方各种理论对现代性弊端的认识了。找到弊端之源，才有可能去消除。对西方现代性批判最为激烈的是新自由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

*启蒙、现代性永远在路上，只有忠诚于此，人类才有出路和生机

西方的启蒙运动始于康德，他提出了“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的口号

尽管对现代性的态度截然有别，前者对现代性一味地歌颂，后者对现代性则强烈地批判，但是它们对现代性消极作用的根源的认识则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正是由现代性的一些基本要素，如理性、科学技术、知识等带来了现代化的负面作用，所以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由现代性的本质带来的。

启蒙是现代性的前提准备和开端。康德认为启蒙运动的宗旨就是使自己从“不成熟状态”下摆脱出来，而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对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之所以说这种“不成熟状态”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是因为人本来实际上并不“缺乏理智”，而只是没有得到“别人的引导”从而亦就没有“勇气和决心”去运用自己的理智。对于什么是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他有一连串经典的表述：“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他们反复强调的是，启蒙、现代性永远在路上，人类只有忠诚于启蒙和现代性，才有自己的出路和生机。

*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弊端：具有“意识形态的霸权”和道义优势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的理论影响了很多人

在当今世界的思想学术界居有支配地位的新自由主义者竭力维护和肯定启蒙、现代性的这些基本精神。对待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大致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全盘肯定现代性的成果；二是认为现代性的精神内涵来源于“启蒙”；三是现代性的展现具有唯一性，现代性现代化模式具有普适性。启蒙、现代性在起源上的西方属性与进步性，使得新自由主义者在现代性问题上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霸权”，这使他们有理由这样去宣扬：西方社会终结了人类现代性的其他可能性，具备了无条件对外扩散的至高道义优先性。

因而，这些新自由主义者理所应当会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性唯一的选择就是走西方式的，也是普适的现代性道路，中国企图在这种西方的现代性之外寻找另一种独特的现代性，是“大逆不道”的。

*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弊端：留于“观念论”，忽视社会历史存在

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福柯（左）和德里达（右）对现代性作过激烈批判

后现代主义者们与新自由主义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正视现代性展现过程中所伴随的消极效应，不是一味地赞颂作为现代性的精神驱动力的理性的正面作用，也正视理性把现代性引向反面。他们基本上承继了马克斯·韦伯的批判思路，强调工具理性是理性极端化的表现，认为造成现代性的根源是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当知识与权力结盟，理性就必然走向工具理性，理性需要工具理性为其合理性提供合理化合法化证明。

这两种理论和思想真正找到了现代性的病根了吗？实际上并没有。严格地说，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一种“观念论”的批判，因为他们主要是揭示现代性的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没有进一步深入到揭示这些精神特征和精神原则的社会历史存在论基础。这样，在他们那里，现代性的危机就是启蒙精神的危机，理性主义的危机。因此，选择了现代性，也就选择了这些核心精神原则，也就得接受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

按照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所要追求的正是在充分享受现代性的正面效应的同时，把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从而并不具有合理性。但倘若感到无法承受这些不良后果，经受不起代价，那么就干脆放弃对走现代性的道路。

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锁定在资本批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依据

现代化道路果真如新自由主义者所言只有“西方式现代化道路”这一条吗？中国坚持要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又果真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言必然会受到现代性的不良后果吗？

非也，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为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找到现代性弊端根源：是资本置换了现代性

无论在《资本论》还是《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现代性与资本的结合都作了深刻的批判

按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展现过程中之所以导致了如此多的不良后果，问题不是出在现代性的理念本身，不是由现代性的精神原则，即理性带来的，笼统地把现代性的恶果归结于理性、知识、科学是不公平的，而应当追溯隐藏在所有这些背后的“物质”的动因。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也正视现代社会中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蜕化”，但并不认为这种“蜕化”是由理性本身所必然带来的，而是认为是理性背后更深层的社会的原因在导致理性的这种“蜕化”。

在金三角地区，美丽的罂粟花都被资本逼迫成巨额利润的毒品来源

马克思认为，隐藏在理性背后导致现代性日益走向反面的是“资本”。马克思强调是资本这一现代社会的存在论根基，才把现代性引向这种可恶的不归路。马克思用“资本”这一范畴将现代社会概念化了，用“资本”置换掉了“现代性”。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把马克思对现代性批判说成是“资本现代性”批判。资本是现代性的本质范畴，现代性实质上只是资本本性的意识形态化，是资本逻辑在人们观念领域中的呈现，要害在于理性与资本的结盟。马克思对现代性展开过程中负面作用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而非理性展开过程中负面作用的批判。马克思把资本而不是把理性视为现代性的基本原则，把现代性批判变成资本批判，不但使他找到了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真正的根源，而且也与强调现代性走向反面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划清了界限。

*有理论自信做后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完全有可能

提问环节，硕士生戴毓娴、本科生王伟吉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如何既实现现代性、又超越现代性”、“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和当下对资本运用之间的关系”等内容进行提问

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区别之处，就能够明白，既然在现代性实现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并不是现代性逻辑所必然带来的，那么中国人民完全可以找出并逐步消除造成现代性走向反面的根源，使所付出的代价降到最低限度。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中具有天然的“在场”权和话语权，为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依据。按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中国完全有可能创造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人民有理由对这样一条道路充满着理论自信。

据陈学明教授在上海大学“理论中国”·名师讲坛（总13期，2021冬季学期第四讲）上的演讲整理，整理人：张青子衿、王伟吉（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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