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为期一天的第三届上海货币论坛成功举办

50年前的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在戴维营宣布：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失效。从1944年至1971年，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意义的国际货币制度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自人类历史上出现第一笔朴素的交易开始，货币的形式就在变化，实物货币、金属货币、本币制的纸币、信用货币，每一种新的货币形式的出现，就可能伴随着货币流通制度的变化，例如数字货币正在考验当今人类的认知能力。

上周日（24日），“2021上海货币论坛：货币制度和机构：演变和理论”上高手云集，20余位发言者都在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和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两个主办方搭建的平台。尽管已是连续的第三届，但货币本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散的教训、数字货币前景、美元地位和美联储责任、何谓现代化央行？这些答案及某些不确定性，依然让海内外学者充满解密的欲望，也让人陡升寻找规律、规避风险的责任感。

论坛现场，海外三位学者、国内两位学者在线上视频发言，近50位与会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沟通

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里的反思：50年后经济更好还是更坏？

“这是个奇迹。还在1944年7月，二战并没有结束时，美国牵头，西方44个国经济学家们达成了一致，建立了真正的全球意义上的第一个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因为数次美元危机和经济危机，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这就是1971年宣布解体的历史性一刻的照片。”

视频屏幕上加州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Barry Eichengreen主旨演讲，开首就展示一张历史照片，抓住了每个人的视线。

尼克松总统（中）1971年8月15日宣布关闭美元兑换黄金窗口的历史一刻

现在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相比，经济环境是好还是坏？这位公认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研究的全球权威学者称，作为经济学家，自己只能给出一个积极的表述：表面看解体前后有连续性和相似性，实际情况非常不同。他指出，这50年来有更高的资本流动性，更少的管制；政治上有更高的民主程度；世界经济的格局不再是美元独霸，而是更加的多极。

Barry Eichengreen指着一堆数据坦言，20世纪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增长速度都要快于以往，这是要归功于1944年确立的金汇兑本位制度，“它至少是带来了30年的经济繁荣。”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带来了几个意外。Barry Eichengreen分析，首先，更灵活的汇率波动，带来进出口价格的波动，可并没有压抑国际贸易的发展。“或许是进口和出口商找到了自我保护的方法”；其次，外汇储备并没有出现下降，各大央行依然在购入外汇以抵消资本流动带来的负面后果；再次，波动汇率的影响并没有预想中那样大，并没有出现两端现象，大多数经济体选择了留在中间。因此，特里芬（Triffin）困境就并没有消失，在21世纪变成了另一种形式：外汇储备在全球范围内主要以美国国债形式存在，当其他经济体增速超过美国时，美国就无法继续无限期维持这种安全并且有流动性的国债了，也就是美国无法提供规模的需求。

Eichengreen教授的《全球化资本》一书1998年、2008年、2018年三次再版，中国报纸刊发报道

“这就说明，目前的全球货币制度就像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存在内在的缺陷。”

由此，Barry Eichengreen展望，各国可能要多依靠央行和政府。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没有能力在一个周末内增发被成为纸黄金的特别提款权（SDR）。“在大平台的货币上，美欧元和人民币至少会成为美元的竞争者。”提到这一点，Eichengreen表示，自己会不断提出这个观点，直到所有人都相信，但他不会给出时间表。他的依据是，从资本主义早期的威尼斯、日内瓦、佛罗伦萨，到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国际货币都是来自一个主权强国，各地央行要想持有的外汇储备都要能够实现政治上的制衡目的。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Barry Eichengreen线上主旨演讲

美元的国际地位还稳固吗？美联储加息预兆变了吗？

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本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交流多年思考的结论。

*美元令人信任的地位在动摇，持有美元要警惕和谨慎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不是对美元信心的崩溃，而是对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承诺的崩溃。”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换为投资者对美元是否有信心。上个世纪，这种信心来自3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强硬的外交，也来自美国普遍的对自我约束的承诺。

但是当下，这种令人信任的地位是在逐渐动摇的。余永定指出关键的转折点在1981年，此前，美元给全球贸易提供流动性，“美国是债权人”。但1981年后，美国提供经常项目逆差，“美国是债务人”。形象地说，美国纯粹发一个借条，最后都不能兑现，那你对美元还有信心吗？

余永定主讲“我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若干思考”

余永定提出，当下对持有美元要警惕和谨慎。

首先，美国的国际收支长期累积导致了净债务已超15万亿美元，是美国GDP的70%；国债已超过GDP的100%，根据美国国会预测，在2050年，会超过50%；量化宽松，从8000亿美元到目前的8万亿美元。”从2009年就叫着要退出，但如何平稳退出并无经验。”

其次，美国如此高的债务，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支撑。余永定回忆，他求学的1977年，老师们就告诉他，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一个国家只要有信用，就可以从国际金融市场融到资。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残酷的事实是“并不能融到资”，于是生发了发展中国家维持低汇率也要让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现象。他给出数据，现在全球外汇储备总额约12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20%左右。

余永定认为，对中国海外资产负债的调研，有利于进一步指导投资

*从货币权力来看，没有合适的替代品，美元独霸依然

美元究竟可信否？与会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广州商学院校长李晓在所做的“美元的国际地位”演讲里，对Barry Eichengreen教授提出的国际货币将出现多元体系表示保留。他认为，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美元地位不降反升的过程仍将再现。他增加了货币权力的维度来考量。

在他看来，货币权力分自发性的功能性权力和自主性的结构性权力。前者指一国货币作为国际货币在既有的规则制度下，通过发挥各种市场功能获得利益的能力，比如储备货币功能，从中获得铸币税、网络外部性，取决于市场规模、金融发展水平等市场因素。后者则是围绕着货币功能及其行使而产生的规则、制度的设计、实施、控制能力。

陈达飞演讲中，分析了美联储加息的最新政策

李晓认为，美元的结构性功能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比如，把货币呼唤覆盖到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这种短期安排如果扩展到长期化、多边化、甚至制度化后，会在国际货币基金（IMF）之外重新建构一套全球流动性供给规则，这意味着那些没有被纳入体系的国家可能会被边缘化。

另一方面，美元作为协商货币的地位在提升，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还是解体后，都有着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也就是通过沟通、协调、谈判来改变规则和议事日程。“货币外交会从后台走向前台，尤其在中美长期博弈中，值得学者深入研究。”

但是，李晓也不认为美元国际地位完全不可退位，但关键障碍是没有匹配的替代品。“而美元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将是来自美国自身。”这也是近年来大家普遍看到的乱象：美国国内经济矛盾、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对外单边主义盛行；美元体系武器化；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遭到破坏，并且无限量的量化宽松的经常化甚至长期化。

下午第一节，与会者就上午的主题又做反刍式讨论

*美联储近年来货币政策的改变：和最大就业、平均通胀挂钩

美联储作为美国央行，它的货币政策可以从侧面反观美元在国内外的作用。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总经理、博士后工作站主管陈达飞分享了近期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动向——和最大就业、平均通胀密切关联。“这也是后凯恩斯主义中重要的货币内生，即适应主义。”他分析，自从2008年开始，美国的自然失业率一直在下降，到特朗普执政期控制得尤为突出。一般在失业率超过6%时，美联储就会考虑退出政策，这是一个硬性约束。但这次已经到达5.4%时，依然没有出手，因为它看到劳动参与率依然远远不到疫情之前。“美联储目前的货币政策除了考虑总量外，还要考虑货币政策的分配效应”，如果劳动力市场未达到充分就业时，受益的都是那些技能型劳力，弱势群体同样未受益。同样，对于通货膨胀，也是考虑平均通胀指标。陈达飞由此介绍了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四步走，以此来观察其近年来投资、加息、缩表的依据。

陈达飞发言“最大就业、平均通胀与美联储新货币政策框架”

回望3000多年演变史，货币的本质透露多少秘密？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效应、美元地位独霸持久否、美联储如何动用货币政策，这些阶段性的变化，背后都关系到货币的本质、货币流通规律。每一阶段的演变又显示了怎样的经济规律？

*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货币体系，铜钱和纸钞交子是中国对人类货币两大贡献

北大历史系经济史教授李伯重被主持人复旦大学教授韦森誉为海内外的权威，他认为要重新审视民国时留下来的结论——中国国家体系落后而迟迟不能进入现代货币体系。“我们不能设想一个落后的货币体系能够使一个最大经济体运行了两千年，而且还出现了宋朝、明朝后期这样的商业经济高峰。”

韦森教授（右）认为，李伯重（左）教授是海内外都认可的中国经济史专家

李伯重梳理中国货币史认为，秦朝出现铜钱，宋朝出现交子纸币，都是中国在人类货币史上的两大贡献。寻找合适的货币形式，中国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李伯重充分肯定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周卫荣所做的古代金属货币史的详尽介绍——齐刀、秦半两、汉五铢、莽钱、袁大头、白银。他认为，“从铜钱到纸钞，从纸钞到银两，显示了中国古代货币发展的特点——早熟而不成熟。”中国铜钱的发明，有利于小手工业者、小农的小额交易，如布罗代尔所说的初级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门槛，这方面中国做得最好。宋朝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钞交子，曾被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四五百年后，欧洲才进入纸钞时代。“当然，有纸钞就会产生通货膨胀，所以，明朝后期因为可以大量进口就出现了白银替代。”

周卫荣发言“论中国古代金属货币的本质 ”

*信用货币的特性容易带来超发产生风险，从国家治理入手预防

在勾勒了货币史上的自然实物货币、规制化金属货币、金属本位制纸币和国家信用货币几个阶段后，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深圳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王永利对信用货币做了深刻的剖析。

他认为，“信用货币基本上都是各个国家金属本位制纸币遇到巨大问题，没办法执行下去时的被动选择。”

货币的核心功能是财富的价值尺度，因此，理论上讲，一个国家货币总量要跟这个国家主权范围内法律可以保护的可交易的财富规模对应起来，因此它也叫国家的主权货币或者法定货币。在推动信用货币方面，信用投放和支付结算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前者有两个渠道，一方面货币投放机构必须买必要的价值储备物投放基础货币，比如说黄金、外汇、战略物资，另一方面，更多的货币需要通过信贷机构对社会主体借款给你，包括银行买贷款、买债券等方式，背后的原理是根据这些社会主体可能会有、或者未来可能会有财富。

王永利发言“货币制度的演变”

后者，货币从交易双方直接的现金收付，转变为通过一个清算机构，中间通过扣减支付方的存款转为收款方的存款。因为财富往往取决于供需关系，因此，由于各种因素诱惑，造成货币投放一定会超出财富真实的增长而产生超发。鉴于此，货币投放机构必须划分未单一的中央机构和无数的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不能破产，但资不抵债的商业银行一定要倒闭。”

在这样的体制下，信用货币就面临着很多挑战，尤其是各种权益证券化的金融产品大量的交易，在社会生产消费的货币之外，又产生了保值增值的货币需求，即权益证券化资产，比如说股票、债券、衍生品，因此，不同的融资方式对货币总量就产生不同影响，“就造成货币超发很容易，金融危机也很容易引发。”

现场讨论提问踊跃

如何去控制这种危机呢？王永利认为关键在于把握货币的本质，要有良好的国家治理理念和体制，科学合理的处理政府与市场，财政与货币的关系，在此前提下，才能科学运用各种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协调好央行基础货币投放与银行信贷投放的关系，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和货币总量适度增长。

*数字货币不可能成为法币，具有智能优势和不能透支的劣势

研讨会上，很多专家都谈及央行数字货币及其未来前景。做了新书《货币论》分享（见文末链接）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认为，一切数字资产将陷入某个悖论：你必须用美元买比特币，然后借给别人，别人用更多的美元买比特币，最终偿还。那么，美元仍然是一般等价物。这就是我们定义货币和资产的差别。前者存在利率，后者仅仅存在资本利得（或市值）。

陆磊在论坛现场分享新著《货币》撰写心得

王永利将此解释为，以太币等去中心化网络内生数字币不可能成为法定货币，在国家主权依然存在的前提下，它们是新型资产，可以投资炒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流通货币，“只能是代币”。Barry Eicengreen认为，各国央行数字货币也只能是在本国境内的流通，不可能实现跨国结算。在他看来，央行数字货币在美国并不具备很大的动力，发展很缓慢。

同样的不看好也充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Charles A.E.Goodhart 的视频演讲里。他做了调查，发现大的危机包括新冠疫情到来后，人们使用现金的比例会大幅增加。不能透支是使用央行数字货币明显的劣势，因为它的某些便利性，限制一定持有度、调整利率、所有转账回流到原有银行，可能是解决数字货币已有缺陷的有限方式。因此，他认为可预见的未来，传统交易模式不会被数字货币取代，依然会存在。

Charles A.E.Goodhar教授线上演讲“现金和央行数字货币的未来”

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周子衡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理解。数字货币就是在银行账户体系之外建立的一套账户体系，它突破了物质限制，和北斗、长征3号一套系统对应，比拼的是覆盖面，“因此，是不能从商业银行中长出来的”。数字货币的最大特点是，支付即结算，经过数字支付、数字法币到企业个人覆盖后，能推进整个金融系统，还能解决自动化、智能化问题。

周子衡现场发言“货币史视角下的货币数字化”

“十四五”规划中为何要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

现代中央银行和中央银行只差两个字，却传递着特别的信号。在十四五规划、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都被提了出来，“要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分享了自己的研习体会，他认为，现代中央银行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相互定义的。而现代中央银行就是近代银行+信用货币制度赋能，因为科技进步、生产效率、经济全球化，丰富了中央银行的职能。形象地说，就是银行的银行，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货币政策的银行。

乔依德（右）现场演讲完“现代中央银行：建立、演变和特点”后回答问题的投屏

乔依德分析，货币制度演变有经济、政治、技术等多种原因，一直发展到今天的信用货币阶段；而中央银行演变也有很多因素造成，两者之间的演变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定义的。

英格兰银行是1694年成立，它行使贷款垄断的特权，到19世纪聚焦于银行票据，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责；到1900年，大部分中央银行要维持金本位，黄金兑换货币是他们的责任；1930至1940年代，很多私人银行被国家接收了；20世纪后半叶，普遍认为凯恩斯主义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不稳定，各大央行开始强调货币政策，关注物价稳定，同时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全球进入到了信用货币时代发生的职能转变。

苏格兰银行等各国央行的员工随着功能变化不断有新职业加入：经济学家、IT人士

制定、实施货币政策是央行主要职能。从央行人员结构看，最早是商业银行成员；1850年到二战后，公务员进入被政府接管的央行；到了2000年，经济学家进入，因为要实施货币政策；现在更多的IT人员进入。金融危机后，央行不仅仅是最后贷款人，还是最后交易商或者做市商，直接购买资产。其次，主导了宏观审慎政策。再次，参与了系统性金融机构的监管，这是以往所没有的。

总之，乔依德借习总书记的一句话，“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

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史副教授邱永志、华东师大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胡月晓现场分享“比较视野下货币史中的他律和自律”“中国货币由外生变内生 ”（上图）

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史学教授马德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周诚君线上发言“民国时中国的金融革命 ”“危机救助中的财政和货币逻辑"（下图）

屠光绍在论坛现场致辞指出，货币研究的三重重要性

为期一天的论坛进入尾声时，热烈的讨论越发让与会者意犹未尽。从人类文明开始时的牛羊相易到如今的现代信用货币，甚至方兴未艾的数字货币，不同材质的货币背后蕴含着不同的货币制度，如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荣誉会长、原常务副市长屠光绍致辞中所言，作为积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上海，解读现象、厘清关系、寻找规律，是经济学人的任务也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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