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看待发展》[印]阿马蒂亚·森著 任 赜/于 真译，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导读】此稿是“回望经典”第六篇，继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斯密定理”与“吉本命题”——200年后看国家兴衰基本逻辑的“异见”》一文后，第二篇经济学的经典评读。书评显著的特点是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尤其是选择了阿马蒂亚·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本文深入评析了森的发展观。中国的经济正在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挑战同样巨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特色，还需要更多实践。这或许就是本篇“回望经典”的价值所在。
《文汇报》读书版2021年9月12日第七版“读书”
“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区别地运用市场，也恰恰得益于此。众所周知，中国在改革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进步。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本书的主题之一，在中国的经验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阿马蒂亚·森为中文版所作序
在我最近10年阅读的所有经济学著作中，让我爱不释手、常读常新的就一本书，即译自英文的《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这本讨论福利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书，博大精深，堪称经典。福利经济学是经济学家发展起来的关于社会选择、公共福利和社会正义的理论，涉及社会福祉、收入分配、个人权利和公众的选择方式等重要话题。很显然，在最基础的理论层面，经济学的讨论会与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话语碰撞起来。
诺奖授奖公告用26页概括其贡献
阿马蒂亚·森与他的诺贝尔奖获奖证书（来源：NobelPrize.org）
该书作者阿马蒂亚·森1933年生于印度，至今仍保留印度国籍，但长期在英美最高学府从事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他199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那年他刚从哈佛大学退休。获奖后他被剑桥大学聘任著名的三一学院院长，那是他求学的地方。过去10年，他多次来中国讲学或出席论坛，也为中国经济学家以外的知识界所熟知。
我认为，在经济学的最基础领域，当代有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1972年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肯尼思·阿罗教授（2017年去世），另一位就是阿马蒂亚·森。他是在更多领域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在发展问题和经济学基础领域贡献巨大，而且深刻影响着公共话语领域和公共政策。当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公告中用26页来概括他的贡献，足以显示他的学术成就。
论证了发展的真正目的应该是更高层次的价值范畴
1993年，苏丹战乱频繁，发生大饥荒。凯文·卡特摄《The vulture and the little girl》，次年获普利策特写摄影奖
阿马蒂亚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发展观，要么把发展看成是GDP的增长、个人收入的提升，要么把它等同于工业化、技术进步和经济现代化。这些无疑也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阿马蒂亚认为，这实际上还只是把发展视为工具或手段，尚属工具性范畴。发展的真正目的理应属于更高层次的价值范畴。
阿马蒂亚在书中严格论证的一个命题是：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目的是拓展人们的自由与选择范围。这里所说的自由，应该是实实在在的，指人们能过上有价值生活的能力，用阿马蒂亚的原话，是“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在此意义上，消除那些妨碍人们难有选择或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作为人的主体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就构成了发展的基本要义。
具体而言，实质性的自由包括人们有可行的能力免受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苦难折磨，有权在遭遇失业时得到救助，收入在低于某个最低水准之下时有资格得到补贴，每个孩子有权利接受教育、获得知识和技能等。阿马蒂亚从理论上论证，为人们获得或扩展可行能力才是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
找到了各派学说关于价值背后统一的“信息基础”
2011年，阿马蒂亚·森教授加入北京论坛学术委员会并接受采访（来源：PKU news）
阿马蒂亚选择从自由层面来看待和理解发展的目的，堪称创新之举。一旦从自由或可行能力视角看待发展，一下子就把发展问题提升到了哲学层面，成为高于其它工具价值的最高价值标准。在这个更高的层面，经济学就有机会超越对效率的分析，与道德哲学、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关怀统一起来。所以，他的这一工作非常重要，找到了一个可将经济学与道德哲学及政治哲学统一的更宽广的理论框架，不仅有效拓展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与视野，而且足以让我们清晰看到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在社会公正话语上讨论的局限。更重要的是，阿马蒂亚找到了各派学说关于价值标准背后统一的“信息基础”。
举例来说，就经济发展的社会福利而言，经济学的传统所依赖的功利主义价值标准，简单说就是追求社会总效用的最大化。但这个价值理论忽视了在分配上的可能后果。在总的产出水平（如GDP）不变前提下，难道我们有理由不关心一个相对均等分享成果的状态与一个成果分配极端不平等的状态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两者的差异？所以，功利主义理论提出的价值标准是有缺陷的，因为它所依赖的信息基础过于狭窄，无法顾及到全部价值层面。阿马蒂亚认为，这就需要拓展它包含的信息范围以容纳对发展后果的更多关注。
“自由主义之父”洛克（左）、功利主义代表边沁（中）、密尔（右）
在阿马蒂亚看来，除了功利主义价值观，自由至上主义的价值观也有同样的问题。它过度关注人们的选择过程和行动的自由，强调程序优先于结果，对后果的关注远远不够。这反映了该理论信息基础的局限，因为它不能告诉我们，假如两个状态下具有相同的法治自由，但其中一个状态下人人小康，另一个状态下可能无法避免饥荒，难道此时就可因两种状态都满足自由或程序合法的条件而无视其在结果上的巨大差异？显然不能。
阿马蒂亚曾对众多饥荒事件所做的经验研究显示，从历史上看，在法治自由和私人产权得到保护的条件下，依然不能避免饥荒的发生。这是耐人寻味的。阿马蒂亚认为，程序优先或自由优先的价值观虽然满足了人们的法治自由权的价值标准，但它不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更高价值标准的充分条件。
对发展问题的总合成，被誉为“产生了革命性影响”
2013年，第三十八届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在罗马开幕，阿马蒂亚·森教授发言
这本书虽是在阿马蒂亚于1996年为世界银行所作五次讲座基础上扩充而成，但实际上也是他几十年来对发展的基础性问题系列研究成果所进行的一个漂亮的合成。这些问题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公共选择、贫困与饥荒等。这些研究对全球的发展观有巨大影响。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这本书给予高度评价，称“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联合国多年来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系列，就是受了阿马蒂亚这个重要思想的影响和指引。
多年前，在该书被译成中文即将出版时，阿马蒂亚为中文版所撰序言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经验：“由于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土地改革方面的进步，中国经济在改革之初就具有实力，而中国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能区别地运用市场，也恰恰得益于此。众所周知，中国在改革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进步。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本书的主题之一，在中国的经验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作者张军系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
原文标题为《阿马蒂亚：以人为本是一种最高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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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军
编辑：薛伟平 刘郑宁 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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