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社“2021文汇讲堂党史系列讲座”——

土地：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到当前浙江的“共同富裕示范区” ，这百年中，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将“以民为本”的精神贯穿始终？

重工业：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为何我们仍然咬紧牙关去发展重工业，它为改革开放的腾飞奠定了怎样的基础？

治水：“九龙治水”的神话怎样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以“团结治水”的形式创下奇迹？让淮黄既生态又增能？

经济：从“傻子瓜子”风波开始，中国共产党如何在经济市场化中层层推进政府与企业关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石磊在日前举行的文汇讲堂党史系列讲座第六讲中，对以上问题作了充分精辟的阐释，从史料、田野调查、理论总结着手，勾勒“民有呼党有应，百年经济探索的筚路蓝缕”。

欢迎点击视频收看，共35分钟。

以下为文字讲稿：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交给实践来回答，实践中将进一步完善

企业员工雷政：党在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请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多长？初级阶段理论对于我们党领导经济建设对经济有何意义？

石磊：十三大也是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要会议。邓小平同志说过：十三大报告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其中就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有不同阶段的表述，在党的大量文献中都有，十三大报告根据社会主义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人与人的收入水平差别还很大等基本现实，首先肯定了两点：第一，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很不完善，这是初级社会主义。这两点很重要。明白了以上两点和发展逻辑，“初级阶段到底有多长”这样的问题就不是很重要了，它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而是实践概念。资源配置效率高一些，宏观决策更科学一些，社会统筹和治理能力更强一些，全社会创新发展能力更显著一些，时间就会短一些。实践问题，那就交给实践去回答吧！它可能是几代人的事。

我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适合中国，对此任何时候都必须坚定不移。动摇或放弃了社会主义，中国将山动地摇，人民也不会认同。这是要站在更高的境界上、用大历史观才能想明白的。但是，贫穷、不公平、低效率不是社会主义的常态，人民也不会长期接受贫穷、不公平和低效率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不同阶段，就是要结合不同阶段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需要，立足于初级阶段国家还不发达、各方面都还没有现代化的现实，着眼于中高级阶段现代化目标，长期规划分步发展，及时实现战略转变、理念升级、改革深化、高质量发展，把社会主义推向中级阶段、高级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大体上就是按这样的逻辑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引领国家不断前行。

经济学从不轻易预测20年后一定会发生什么具体事件，或经济增长一定会达到或不会达到某个具体的速率指标，因为时间跨度较大，不确定的因素远比确定的因素要多。但我们可以坚信：改革不断深入，长期在途，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社会主义就会越来越发达，直至高级阶段。

 民本思想是执政哲学基础但并不回避民主，民主本质是强调权力的均衡

同声传译牛旭林：民本政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那么民本是否包括民主？

石磊：从民本引出民主，是一个非常好的逻辑延伸。民本思想不仅过去提，过去做，现在依然提，依然做，并且在强化，比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近又提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大国体系、大党治国，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哲学，若缺少政治哲学就会摇曳不定，导致因人而异，因届别而异。为了保持基本的执政理念长期不变，基本的民生、民本概念能够长期坚守，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哲学来统领它。

强调民本，就不要回避民主，民主是个好东西，中国共产党人为争取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社会民主，同各种恶势力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制度体系上作了长期卓有成效的探索。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为了争取、建立和完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及其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即人民当家作主，不受恶势力欺凌压榨；参与国家各领域的建设而不是作为“别人家事务”的旁观者；争取、维护和强化个体、阶层和国家的发展权，而不是甘当“权利均衡体系”之外的“灰姑娘”。但是很可惜，“民主”这个词常常被西方莫名其妙地当做自己的专利，用来标榜自己的制度优越性，甚至把损害他人权利的胡作非为也视为民主，并利用各种手段在国际社会推广支持这种所谓“民主”，连他们的老祖宗启蒙思想家交给他们的关于“契约民主”、“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常识也被抛之脑后却浑然不知，并相反地认为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不可能实施民主体制。这是另一种傲慢和无知，至少是对中国现行的效果显著、成本较低、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漠视或曲解。

我们党长期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民主是基础，在尊重民主程序和广泛民意基础上集中各方面的正确意见，做出正确决策。长期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都证明这个制度是好的，既体现民主的人民性，又尽可能避免决策群体中因个人的偏误而导致组织失序和国家失序。但凡这个制度被很好执行的时期，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务运转就比较顺畅，反之则反是。

民主是人类进步的共同追求，在国际上有共同价值，所以我们尊重各国民主制度和实现民主的方式，共同维护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民”是有国度的，“主”是有具体内涵的，所以既要按“共同价值”寻求国际范围的最大公约数，又要建构和完善适合中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制度体系的社会主义民主。中国有些制度，美西方学不成也可能不需要，比如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协商民主；美西方有些制度，中国不会学也不需要，比如以不同利益集团为背景的党派博弈和代议制。

 中国如何持续走国际化道路？在实干中学习，多点中求平衡

民企员工周亮：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走入国际化这条道路，但这个国际化道路也挺难走的。在您看来，我们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将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从国家、企业以及人才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改变？

石磊：中国经济早已是世界经济中一个很活跃的重要经济体，国际化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十分重要，开放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策。长期实践证明：世界需要一个开放的中国，中国需要一个开放的世界。

企业国际化经过了几个重大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当时有少部分企业是自己走出去的，国家层面缺少一个完整的安排。第二阶段是1999年开始，国家正式出台了“走出去”的政策，鼓励国企走出去。虽然因缺乏经验，对国际经济政治局势判断失误，经济上遭受一些损失，但积累了跨文化经营的能力。此后，中国企业走出去，国际企业走进来，都日益频繁。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都很重要，两者如何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是关键。如果国内的产业基础和市场基础不好，走出去也不可能稳定。光伏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本世纪初开始，光伏产品市场一片看好，引起国内资本迅速向光伏产业集中，生产技术、员工队伍、配套能力等都达到了较高水平。但毕竟是新兴行业，国内市场空间相对不足，很快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形，很多企业，特别是有良好国际化基础的民营企业把产能转向国外，利用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转向欧美发达国家，目前依然在国际市场保持产能、销售和服务配套的整体优势，并与国内光伏市场相互融合。

中国人学习能力很强，在开放中很快熟悉了国际交易规则。台湾早期驻美国办事处的一位高官最近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他说，美国要想清楚一个问题，中国用的是你们自己发明、你们熟悉的市场体制把你们打败了。“打败”这个词我不赞同，中国搞市场经济没打算打败谁，只是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但他确实客观地陈述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大陆用的是市场规则而不是任何超级强制和国际强权实现了经济腾飞。

“干中学”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经验。中国人是有能力的，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人从市场经济这个大学校里学了不少东西，学到许多过去所不熟悉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国际税收、国际谈判和跨文化经营知识，当然，也承受了高昂的成本和许多的痛苦，世界上没有零成本的制度，国际市场没有完全微波不惊的氛围。我们是在顶着诸多压力的情况下走出去的，未来还将继续走出去，引进来，只不过是进一步扩大和改善对外开放，重在改善。尽管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态势，但中国仍会坚定不移地推进世界多极化，只有多极化我们才能够在多点中求得均衡，才能拥有更多的风险对冲机制，也才能对世界多做些有益于人类的事。

“卡夫丁峡谷”无法跳跃，俄国十月革命前经历过短暂的资本主义

哲学学习者张忠华：我看到海报上有一个说法是，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新世纪的实践。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是否表示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精髓中进行新的实践？

石磊：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哲学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的人们，我建议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47卷、48卷，也就是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4年经济学手稿》。读完你会发现：1.马克思没有使用过市场经济这个词，但用了“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交换”，这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2.马克思主义“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在发展的逻辑上充分肯定了市场经济在自然社会与未来自由社会之间的桥梁关系，这个“卡夫丁峡谷”是跳不过去的；3.资本主义几百年的成就是走向未来自由社会的必要条件。    

理解上述问题，另一份文献，恩格斯在给《俄国社会问题》一书写的“跋”（《马恩全集》第22卷）中，针对俄国的土地公有制为何未能成为直接走向未来社会的桥梁，反而在1893年之前解体了，“俄国人全部回到了资本主义怀抱！”。他假设了几种可能：1.俄国人能够直接接受前资本主义积累起来的财富；2.俄国人必须能够清楚地知道俄国当时的斯拉夫土地公有制与未来社会之间是何种关系；3.如果前两者都不具备，欧洲必须发生一场全面革命，借革命之势，俄国直接走向未来社会。而事实上，这三个条件都不存在，恩格斯甚至认为俄国人根本不知道土地公有制与未来社会是何种关系，与未来社会为何物。他看到了俄国土地公有制的解体，马克思比恩格斯少活了几年，没有看到。我描述这些历史事实，想说明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俄国在十月革命成功之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建立在市场经济这个基础上的，尽管最终还是在内力外力影响下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

理解了上述马恩关于社会形态演化的经典文献，再阅读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会知道为何《决定》中明确提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命题：“商品经济充分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这里讲的“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就是马克思讲的“发达的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交换”。中国由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基础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结合。

*政府招商引资，做好厂房设备等筑巢服务，给予补贴鼓励高科技创新

华东师大经济学院学生何柳：最近，合肥的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帮助发展起来的一批像京东方创新未来的高科技公司，也反哺了合肥的经济发展，这也算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政府投资如何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高发展前景公司之间作出权衡？

石磊：基础设施投资是着眼于长期发展，达到盈亏平衡的时间周期往往比较长，甚至不可能盈利，企业一般没有足够的热情。如果某项基础设施投资对于改善地方综合发展条件，促进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支撑先进产业快速成长和集聚，政府当然应该优先支持和参与。

政府投资不仅仅分布于基础设施，还应以各种不同形式投资于高成长性的实体企业，尤其是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科技引领型、产业带动型的实体经济，保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所以，政府在支持基础设施和支持新兴产业发展这两个目标上是一致的。

其余提问者金融工作者谈佳隆（图左）和科技企业员工叶沛松（图右）

（整编：李念 金梦）

演讲：石磊 文汇讲堂

拍摄：陈政

编辑：李念、孙欣祺

视频编辑：王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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