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历史上从大国走向强国，需要经过哪些能力的提升？未来5-10年，中国外交能力提升体现在哪些领域？外交能力的提升为何要取决于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在上周六（1月4日）的第142期文汇讲堂上，北大博雅特聘教授王逸舟为中国外交提出了细致的建设方向，让在场听众深感任重而道远。今分享主讲精要。
今天与大家一起探讨新时代未来5至15年中国外交能力建设，重点是审视不足，寻找短板与软肋，而非过分赞美成就。孟子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要用心审视不足，我们就一定会向上走。
中国经历三个时代，外交能力各不相同
过去70年，新中国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代，对中国的外交能力也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第一代中国，军人大使主导，需要强硬姿态
毛泽东时代让中国站起来，从一个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病夫”，转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大国，成为世界政治的重要一极，国外称之为“第一代中国”。外交能力既指自身的外交能力，也包括对外博弈的能力。当时的外交事务由军人外交官主导，著名的陈毅元帅、耿飚将军、姬鹏飞将军、黄镇将军、伍修权将军等，都曾在外交一线的第一期承担了重要的使命。他们的风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外交能力特点：像战士一样顽强，以长征般意志处理外交。由于当时我国部分边界尚处于谈判阶段，国内也存在一些军阀混战等不稳定因素，需要军人大使以其强硬的姿态、勇于斗争的意志控制局面。因此，军人内涵成为第一代外交官最重要的素质。
（从左到右）陈毅元帅、姬鹏飞将军、耿飚将军、黄镇将军、伍修权将军等，都曾在外交一线的第一期承担了重要的使命
*第二代中国，为国内经济建设而广开合作之门
邓小平时代外交的特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第一使命。解放战争后，如何实现人民生活的富足，如何解决长期以来都未解决的低水平发展问题成为第一要务。1970年代后期，中国国民总产值仅占全球产值的1.3%，人均收入甚至不及非洲国家的三分之一。第一代中国虽然以“站起来”著称，以帮助亚非拉的解放而闻名，但在全球科技、金融、贸易、消费等领域的发展却未能顾及。而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了另一种光芒：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不仅是全球消费的重要来源，也是全球就业、全球脱贫的主要推手。
第二代中国对外交能力有什么要求？为中国的建设发展保驾护航。因此，善于招商引资的外交家成为中国的外交主力，其使命就是与各国牵线搭桥，一方面，引入我们需要的资本、技术、人才与现代化管理经验。另一方面，鼓励大量留学生、有志青年、国家干部走出国门，学习他国管理经济、开展金融贸易、设立经济特区这种先进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向欧、美、日、澳等世界发达国家与地区，输出了几百万青年，不论何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只要对中国有利，我们就要引进、发展与合作。此后，上海的浦东、深圳一跃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亮点，是全世界点赞中国最多的地方。
*第三代中国，为全球提供中国方案、声音和动力
第三代中国指的是现在起至2049年的30年时间，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强国梦，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中国声音、中国动力”。第二代中国，从外形角度看，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战略收缩的国家。而第三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军人和普通民众都在思考如何成为全球最大的建设者，思考如何解决全球贸易危机、全球脱贫事业，参与联合国改革，遏制全球冰盖融合，保护全球动物等问题。虽然现在只是开始，但历史会证明，第三代中国是二十一世纪前叶最大的动能、国际关系最大的变量。习总书记经常说，我们不另起炉灶，我们是这个世界负责任的大国，我们要为建设人类美好新家园做出贡献。这就是“时势造英雄”。正是中国今天的实力、中国的冲劲、中国的民心、中国的发展态势，才让政治精英产生了这种欲望和宏伟的蓝图。
目前，“一带一路”、联合国改革、非洲发展、气侯议题、环保议题、海洋安全议题、全国难民议题等等，都已进入中国新外交的视野，成为我们现代精英的思考重点。
提高外交能力要关注四大涉外层面
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俄罗斯这些世界公认的强国、老牌国家相比，第三代中国外交优劣明显，劣势是美国的高科技、教育体制、军事实力、美元霸权均占上风，优势是中国经济发展一枝独秀，民众意气风发；社会动员能力强；“一带一路”已经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海陆空天网”，与非洲、极地、拉美、欧洲等地区，在各个方向上都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合作，是中国第三代外交的代名词、中国向全球进发的重要指南。但是，当前第三代中国正处于“新长征”的阶段，面临诸多压力与困难，毫不亚于过去爬雪山、过沼地的难度。要警惕那种高估自身、低估对手及竞争者的思维和心态。
*肩负大国责任，提供多层次的国际公共产品
“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最近几年新提出的概念，在过去30年来的外交史上，从未出现过。当然，早期中国没有能力和意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当下第三代中国已被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全世界，推测为最有可能的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者。在美国对国际责任退缩之时，中国开始接棒，并且要越做越好。
首先，自2012年以来中国不断追加联合国会费，从原先的5%上升至2019年的12%；面对世界各地频曝的安全问题，全球维和任务加剧，中国上缴的联合国摊派军费在2015年就从第六位上升至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同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全球维和部队最大的出兵国。
当地时间2018年5月22日上午10时30分，中国第16批与第17批赴黎维和部队举行指挥权力交接仪式（董永康 摄）
其次，中国人对建设绿色地球村勇担责任。不仅国内要实现青山绿水，解决前期发展过快、环保落后的难题；在国际层面，中国对《巴黎协定》的协议达成和推动一直起着积极作用。今后，中国能对新一轮的全球气候方案做出哪些贡献，中国能否影响联合国的中心议程，并在本世纪中叶前，促使全球气侯变暖的速度放缓，温室气体效应减少，全球冰盖熔化的速度下降，部分地区物种濒临灭绝的缓解，这些已经成为全球的期待。
第三在外空领域，继美、俄之后，中国迅速成为全球三大外空军团之一。外空作为一个公共领域，未来，中国在外空的开发，外空的非军事化等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为人类提供更加安心的方式呢？
大国有大国的责任，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国，正将自己从全球化竞争中吸取到的养分——发展经验和发展优势回馈世界，并带动全球发展。事实上，这一回馈过程从邓小平时代后期就已开始，例如我们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一带一路”就是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性公共产品。
未来，区域性公共产品包括许多经济、贸易、安全、气侯变化等，也会越来越多。前几年，非洲爆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中国提供了大量药材、疫苗和医学专家。同时，中国正在尽力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等等。
那么，中国的公共产品好不好？我认为是大而不精。或许发达国家在外形上不如我们，但其精细程度、分类方式、落地后的维护与保养、使用效能等方面，都超过我们。另外，我们在提供这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应当思考：如何让区域中的其他国家安心，并愿意同中国一起建立命运共同体。这也是我们未来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一种思路。
2014年8月10日，中国政府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物资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停机坪上等待装运（新华社发）
*有效保障海外利益，需要增强外交资源力量
中国游客是全球最大的群体，超过每年1.5亿人口；在“一带一路”全球铺开的进程中，中国在全球的海外资产已超6万亿美元；庞大的海外留学生团体也滋生更多的权益保护诉求，因此，保障这些海外财物、人员、留学生与工地的安全就显得尤为重要。
反观美国，其在全球设立了600多个军事基地，十几支航母编队。尽管总人口只有3亿，但其外交官数量远多于中国的3倍，形成了“大马拉小车”的态势。美国在追缴对手、打击恐怖分子时，总能实施非常精准的轰炸。这些方面无不凸显美国保护海外利益的巨大能力。面对海外势力侵扰中国利益的行为，我们能否进行有效的反制？十多年前，中国的外交官不足现在的三分之一。今天，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不断扩大，我们的外交资源如外交人手、外交使领馆、海外军事基地、海外代办处、包括外交部招募的外交官等等，正以算术级别增长，也是大国中增长最快的。但是，中国的海外利益例如人口、财产、物资、船队、工地等却呈现几何级别的增长态势，这种算术级别的增幅远不及几何级别的保护对象的增幅，这导致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窘迫。这是中国外交的大坎，是外交转型中极为艰巨的任务。
*国内能源需求加大，运输安全通道尤其重要
在对外能源资源安全依赖性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能否维护海洋、陆地、石油管线、船队、大规模铁矿石等全球运输生命通道？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能源进口最多的国家，石油、油气资源、铁矿石进口量全球居首。国内每100种油中，至少有60种需要进口。众所周知，中国的钢产量几乎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但制钢原料——铁矿石的三分之二都需要进口。从总体上看，在30种主要的能源中，中国有三分之二都需依赖进口，国内只有煤炭、稀土等资源能够自给自足。大多数能源已开始出现缺口，并且逐渐扩大，这就使得运输通道的安全性问题愈加重要。面对这种大规模的能源进口局面，我们能否保障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与稳定，例如，如何应对海盗与劫匪，如何处理沿线国家战乱或当地政权更迭带来的问题，如何将这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以及脆弱性降到最低，使外部能源的供应能够得到长期、可持续的保障，这是外交和军队亟需应对的挑战。
我国第四大能源进口通道——中缅油气管道
*掌控话语权，从利益相关者转变成话语引领者
在全球战略关键及热点、难点区域，中国方案够不够？中国的参与程度和话语权如何？有一位中东特使曾专门来北大跟我讨论，他说如果创造性地介入中东事务，在中东事务上我们就要发言，要提出解决当地的战乱的中国方案。我还见了北极事务特使，未来二三十年后，随着气侯变暖，北极大陆下大量资源的商业开发已可实现，中国需要提前研究北极船体的材料，资源开发的设备，了解北极冰盖下面蕴藏的资源储量及构成。作为北极事务特使，中国外交官的任务就是与各方展开沟通，包括加强协调与研究，保证未来几十年后，能够在北极事务中发力，进而获得必要的利益。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来自发展中的大国，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期许越来越高。但事实上，中国目前对于大多数全球热点问题的发言权非常有限。涉及全球安全、全球热点的联合国决议，70%以上都由美国制定并实施，中国能够把握主导权的决议估计只有5%左右。例如，目前全球共有六七千万难民从非洲北部、中东，向撒哈拉以南、欧洲地区涌现，这是全球性的难题和挑战。但我国迄今为止仅提供了一些经济层面的帮助。这类问题70%以上仍然由美国及其盟友提供解决方案，出谋划策，派遣特使斡旋等等。中国的贡献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例如全球就业、GDP增长、动力来源、全球投资、全球脱贫等问题，但在其他领域有待大大提高。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全球战略关键难点、热点问题的解决，我们不是引领者，只是利益攸关者，这是未来需要突破的重大方向。近几年，外交部设立了几十个特使派往全球，专门解决气侯、难民、海洋等全球性难题。外交史新的特使篇章将由中国人来书写。前景可期，但任重道远。
提升中国外交能力从国内体制改革做起
除了对外的能力需要建设，我们审慎地反思现有的外交体制，克服自身困难，可能比改进涉外机构的短板、软肋更加困难。习总书记常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外交研究并不是单纯的博弈研究，外交建设主要在国内。国内的短板软肋能否有效消解或者克服，国力改革能否更高推进，事业能否更宽地铺开，这些才是重中之重。作为大国国民，中国人要明白，中国未来的胜出不是老天赐予的，而要依靠自身的强劲，以及可持续的发展。
*加强外交决策透明度，让民众充分理解政策
外交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是目前我们最大的短板之一。领导人提出的方案，外交部、军方或者对外外交宣誓，是否能得到国民充分支持和理解？举例，中国在联合国、欧洲大规模地增加会费与维和部队的经费。2015年、2018年中国领导人向非洲提供两期各600亿美元的资金。对此，很多百姓并不理解。一些发达国家在这个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它们的外交通常经过多重决策程序，例如，提交国会辩论、由智库反复对比方案、经媒体公开讨论成效，等等。包括北欧、日本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都会定期发布国家政策的白皮书，以供民众参阅。同时，国外还设有一些政策评级机构，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评估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而提高社会公信力。中国在这方面还需要极大的努力。反之，会导致民众对领导人的决策目标、阶段、有效性产生了不解与困惑，不少政策最终事倍功半。
王逸舟指出，对于全球战略关键难点、热点问题的解决，我们只是利益攸关者，这是未来需要改造的重大方向
*部门协调+央地协调，外交外事需相互配合
涉外强力部门协调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军队、外交、商务是最有名的三大涉外支柱部门，但其各自设有不同的目标与功能，自然也会产生一些摩擦和不协调。这在每个国家都如此，如果能有效协调，就能提高效率。中国是一个超大国家、超大社会，设立了很多省、市、地方等行政区划，央地协调也非常总要。许多涉疆、涉边的外交都和地方外事有关。许多国家的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外事风格，比如美国有加利福尼亚外交，德国有巴伐利亚外交，地方外事如何与中央外交协调也是下一步需要深入研究的工作。
*加强外交人才培养，打造国际公务员队伍
中国的外交人才队伍如何有效建设？外交精英、外交特使、外交的分类如何？与众多外交官接触后发现，这方面存在诸多值得我们反思和改进的地方。在外交人才高级队伍建设和教材、科目设置方面，北大近几年按照领导人要求，加大国际公务员的培养，重点培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的人才。过去，我们远远落后于日本、韩国、美国。以日本为例，该国在联合国的干部和实习生比我们多得多，美国更不用说了。我有许多学生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并以该校学生的名义申请国际组织的职位，这比国内学生申请要容易的多。这表明，中国很长时间都只关注温饱和发展，忽略了国际干部的培养，缺少国际组织话语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千多人中，只有8位中国人。树人比树林更难，制造航母可能需要五至二十年，但培养人才须得几十年、几代人。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启动弥补，这方面的短板、软肋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三代新中国应当是我心目中的仁智大国。当然，革命大国解决中国生存问题，毛泽东让中国人站起来了，经贸大国解决经济问题，邓小平让中国人开始富有了，经济活力充沛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的“强起来”，不只是拳头大，而是在解决全球重大难题中，如何与这个世界同呼吸、共命运，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个方案的实现一定与我们在改革中补齐自身短板、软肋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代新中国的长度、难度，它的挑战绝不亚于前两期。希望所有人都是第三代新中国的参与者，更是这个时代的贡献者，而不只是旁观者或见证人。
（李念、金梦整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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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摄影：袁婧、周文强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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