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院长郑欣淼（1947-）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首讲中讲述“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

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山海关失守，华北安全天屏不再。1933年2月6日，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与20名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492箱故宫文物伶仃上路。“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故宫文物避寇记》白纸黑字显现那日的危急。自此，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长达14年的颠沛流离，也硕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故宫人是如何在战火硝烟中保全数百万件文物无一损毁？故宫文物南迁的精神遗产在今天有何意味？上周五晚上（11月29日），“故宫与故宫学”系列讲座在北大登场，这是两个主办方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与故宫博物院故宫研究院的携手合作的成果。原故宫博物院院长、故宫文化研究院院长郑欣淼以《故宫文物南迁及其意义》为主题开首讲：故宫文物为人民共有共享，文物南迁的壮举保护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也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南迁北归历经14年，各级护守人血泪交织

故宫文物南迁北返前后历经14年，得到了上至文化名人下至当地平民百姓的倾力支持，竟无一损毁。“正是全体国民对自身文明的体认才完成了这项世界文物史上的壮举。”从事文物管理几十年的郑欣淼多次讲述这个话题，每次无不感慨。

*故宫文物既是政权合法性表征，也是知识传承

纵观欧洲各大博物馆,虽然藏品丰富,有些也极为珍贵,但多来自于其他文明古国,与占有这些藏品的国家的历史文化并无多大关系。“而故宫文物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们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创造、积累的，是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郑欣淼指出了故宫文物的独特价值。

浩瀚的故宫藏品大致可划分为清宫皇家收藏和清宫物品两类。清宫皇家收藏是指清宫所收藏的历代文物，如铜、瓷、书画、文玩及其他工艺品等，“清宫皇家收藏是历代皇家收藏的延续和结晶，它不仅珍贵，还是和皇家政权合法性联系在一起”，控制和继承历代最珍贵的文化器物是皇家政权合法性的表征。郑欣淼据此指出蒋介石离开大陆时要带走大量故宫文物，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仍然认为他有正统性。

“反映宫廷典章制度及其日常文化生活的清宫物品在当时都不是作为文物，但在今天，它们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郑欣淼举例乾隆皇帝对内府收藏的全面整理与编目，《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西清砚谱》等就是宫中收藏书画、铜器、古砚的目录等，所集结的成果在今天看来就是重要的历史文物，“乾隆皇帝从知识基础上对艺术作品重新解读，建构了关于皇室典藏的知识体系，起到了知识传承的作用”。

《石渠宝笈》，四十四卷，清张照等编，清乾隆九年（1744年）内府朱格抄本

*南迁14年历尽坎坷，倾力保护者有“国宝”认知

“那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峥嵘岁月”，谈起故宫文物南迁的历程，郑欣淼感慨万千。1933年至1958年，故宫文物南迁共经历了南迁（1933年-1937年）、西迁（1937年-1945年）、东归（1946年-1947年）、迁台（1948年）、北返（1950年、1953年、1958年）5个阶段。

“文物南迁在筹划时，反对和支持的对立持续达半年之久”，郑欣淼介绍从筹备时起故宫文物南迁就充满艰辛。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并占领东北三省，华北屏障遂失。为了保存文物避免战争损失，当时就有选择精要迁地储藏之筹备。然而，反对故宫文物南迁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其中不乏当时颇有名望和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名流，有人认为政府应首先保护土地和人民，有人认为文物迁出会动荡民心。例如鲁迅在1933年2月6日，故宫第一批文物运出的当天，在《申报》上发表《崇实》一文讽刺文物南迁的目的是“在失掉北平之后，还可以随身带着，随时卖出铜钱来”。郑欣淼认为，彼时故宫文物该不该南迁的争论，其实质在于如何看待故宫文物的价值。有幸的是，当时许多人认识到，故宫文物不是一般的“古董”，而是“国宝”，是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最终决定倾举国之力保护文物南迁。

故宫南迁历程个中危难不胜枚举，起火、轰炸、翻车，甚至有故宫人为此奉献了生命。1939年夏，文物从“陪都”重庆向乐山紧急转移途中，水上运输的丰水期太短，故宫人为抢夺运输时间昼夜忙碌。一日曙色微茫，故宫职员朱学侃到船上布置装运，舱中昏暗，他并未注意到舱盖已打开，一脚踏空，坠身舱底，重伤身亡。“故宫文物南迁的行动非常浩大，当时的政府官员和相关文化人士的力量是绝对不可少的，但还有一些小人物，也是用他们的方式捍卫着这些文物”，郑欣淼感慨，“文物南迁这一个行动，有赖全体国民对于自身文明的深刻认知与感受，才能完成此一壮举”。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提到，文物运送途中遇到困难，全有赖当地居民的协助，令故宫人颇为感佩，那志良甚至久久没有忘记当时协助他们的年轻人的车号。正是有无数仁人志士，举倾国之力，才使得故宫文物最终与中国人民一起迎来战争胜利。

故宫文物南迁路线示意图

间接形成抗战精神，亦为人类捍卫了文明成果

故宫文物南迁可以视为“没有硝烟的战斗”，间接形成抗战精神，增强了民族认同感，期间还参加了首次赴外展览，既坚定和弘扬了中华文化，也保护了人类文明遗产。回到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的长镜中，郑欣淼为南迁意义定调。

*精神文化上的抵御外侵，同为抗战胜利的成果

“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整保留这批文物是抗战胜利的成果，其播迁历程也赋予故宫文物特殊的价值”，郑欣淼认为故宫文物南迁的壮举具有超出保护文物本身的意义。故宫文物南迁可以视为中国人民抵在精神文化上抗外来侵略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一举动“把故宫文物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与民族独立、民族尊严连在一起，其中倾注了深沉的民族感情”。南迁的胜利也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正如郑欣淼所说，“故宫文物的保护过程，对于抗战精神的形成、民族认同感的增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样地，伟大壮烈的抗日战争也为这些珍贵的皇家收藏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三次赴英国、苏联展览，捍卫和传播人类文明

故宫的文化遗产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类文明的重要构成，“保护本国、本民族文化遗产是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一项任务。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看，故宫文物南迁的壮举和成就，是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贡献”。

郑欣淼将故宫文物南迁与二战时期欧美等国的文物保护行动相比较，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法国卢浮宫、英国伦敦博物馆等，在当时都遭遇文物迁徙保护的问题，但故宫文物南迁与它们相比具有四个独特性：“在时间上，动手早，持续长；在空间上，文物多次转迁，涉及区域广；在保护任务上，数量众多；在保护力量上，投入巨大”。

故宫人并未将文物南迁仅视为“逃难”，在苦旅之中，有理想的故宫人坚持播撒中华文明的火种。郑欣淼生动地讲述，1936年南迁期间，故宫文物参加了英国伦敦皇家艺术学院举办的“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这是故宫文物首次赴外展览。随后，1940年又分别参加了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国内南迁沿途，故宫文物分别于1943年、1944年、1945年在重庆、贵阳、成都举办了各种形式的展览，负责保管文物的故宫同仁还通过在当地教书、讲演等形式传播故宫文物所承载的文化精髓。

1936年故宫文物在“伦敦中国艺术展览会”上的开箱首照，傅振伦为纪念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题词

九年前两岸携手重走“南迁路”，期盼团圆

“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一段历史，也是国家、民族的一段历史”，2003年以来，郑欣淼不遗余力地提倡“故宫学”，南迁精神逐步被传承。“一些文物存放地已被很好地保护起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材。乐山的安谷还由民间投资，办起了‘故宫文物南迁乐山史料陈列馆’，并建起了纪念碑”。然而更大的心愿依然等待实现。

2010年，两岸故宫博物院首次合办了“温故知新：两岸故宫重走文物南迁路”考察活动。两岸故宫都保留了大量有关南迁的文献档案，两岸故宫博物院都感到南迁史研究的重要性，但从未进行过实地调查。两岸故宫人通过“重走”这一形式，亲身追寻与体味故宫前辈迁运文物的艰难历程，探求与认识这一壮举的价值与意义。丰富的资料、生动的细节，使文物南迁的历史再次复活。“虽然1948年部分部分故宫文物运往台湾，形成现在‘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的局面，但重走南迁路，是一次唤起共同历史记忆的‘寻根’行动”，郑欣淼在深情回忆中期盼两岸故宫文物在不久的将来共话团圆。

2010年6月4日至18日，两岸故宫人重走文物南迁路，考察了江苏、贵州、陕西、四川、重庆等5个省市，探寻了37个故宫南迁文物重要的存放点

明年就是紫禁城600岁的生日了，沧海桑田的600年间，皇家园林岿然不动，珍藏着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结晶。曾流浪于中国大地的“文物游子”们早已回到故宫的怀抱，如今向世人展示着中华民族耀眼的历史文明。故宫南迁的精神激励着已逾古稀的郑欣淼，也激励着两岸故宫人，“对于以典守中华国宝、守护中华文化根脉为职志的故宫博物院来说,南迁就是其中永远值得追忆、回味的一页。”（未经演讲者审核）

作者：刘梦慈

现场照片：来自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辑：李念 刘梦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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