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文汇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37期，汇聚了27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学者、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8月已刊发22篇，9月将刊发13篇。
今分享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张维为（文汇讲堂第31、42期嘉宾）的新著《这就是中国》。本书中，张维为结合自身经历，从国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将互联网思维融入中国话语体系，以生动鲜活的热点问题为切入口，建构出了一套政治领域的“中国标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这就是中国》，张维为著，责编贾忠贤，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9年8月出版，定价45元
【后记选编】
《这就是中国》于2019年1月7日在上海东方卫视开播，所受到的欢迎和引起的反响超出了我的想象。《这就是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我们坚持原创性理论研究，坚持话语内容和传播形式创新，我们能够赢得中西方的话语之争，能够赢得广大民众，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对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的真正认同。
本书收集了《这就是中国》开播以来的27篇文稿，反映了我对中国崛起、中国道路和中国话语的最新思考，其中部分内容进一步展开了我在“中国三部曲”（《中国震撼》《中国触动》《中国超越》）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些论点。本书出版之际，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谨将此书献给所有新中国的奋斗者！
——张维为（2019年8月1日）
【正文选编】
16至18世纪的“中学西渐”深刻影响了欧洲人
我们可能都听到过一个概念，叫“西学东渐”，也就是西方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中国，影响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其实，历史上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中学西渐”，就是中国的学问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影响了西方的方方面面。
*伏尔泰等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充满敬意
中国有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叫朱谦之，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著书指出，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因为当时欧洲国家中和中国接触最多的就是意大利。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物质商品和文化思想也传到了意大利。他认为，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许多重要发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到了欧洲，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历史学家朱谦之
17至18世纪的时候，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大批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思想充满敬意，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和传播，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乃至对欧洲方方面面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法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伏尔泰，他是中华文明的“铁粉”，他说过很多赞美中国文化的话。他这样写道：“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我们有些学者说，伏尔泰可能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不太了解，所以可能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向往。其实只要我们还原历史，还原到伏尔泰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和中国，去看看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会明白伏尔泰的评价所言非虚。欧洲整个17世纪，乃至18世纪上半叶一直在打仗。当时欧洲多数国家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战乱不断的原因是宗教之间，或者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进行的无休止的宗教战争，有学者做过统计，整个17世纪，欧洲大约只有三年没有战争，前50年有一年没有战争，后50年有两年没有战争，德意志民族经历了30年宗教战争。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死亡人数不计其数，一般认为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战争而死亡。当时的中国是什么状况？是康乾盛世。中国早已是一个世俗国家、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的一百多年中，不管当时中国存在多少问题，中国都是规模最大的统一的国家、总体和平的国家，而与天天在打仗的欧洲相比，伏尔泰把目光投到远方的中国，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钦佩。
*二进制算法源自莱布尼茨从《周易》中受到的启发
可以说，从整个16—18世纪我们看到的是“中学西渐”，也就是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等，随着中国的物质文明不断地涌入欧洲，影响了欧洲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如此渴望得到关于中国的知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准备在自己的房门上贴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
莱布尼茨受到《周易》中卦象的启发，提出了二进制算法，成为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信息技术的基础。莱布尼茨还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而欧洲则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双方可以优势互补，组成一种世界文化。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
政治上，启蒙运动提倡的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偶像就是孔子。学者朱谦之经过考证，认为从16、17世纪开始，欧洲来华的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把中国的宋儒理学传入了欧洲，影响了一大批欧洲启蒙思想家，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理性提供了武器。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看来，中国的大一统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把中国的理性、大一统看作中国和平与强大的根本原因。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自由放任”译自老子“无为”的概念
现在人们普遍把亚当·斯密当作经济学之父，而经济史学家则普遍认为亚当·斯密的背后是法国非常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魁奈，他被当时的欧洲学人尊称为“欧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自由放任”，而这个概念源于法文的“laissez-faire”，一般认为它是魁奈从老子“无为”的概念翻译而来。魁奈还专门谈到中国的皇帝如何在每年的春天到来之时，到社稷坛主持亲耕大典，以示重视农业和民生。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在1756年曾亲自效仿，奥地利国王约瑟夫在1764年也曾效仿，亲自参加了表示亲近农业的耕作仪式。
当然，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数对中国持比较否定态度的，主要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们把中国政体定义为“专制政体”，他们的观点随着欧洲经济地位的上升、中国和亚洲地位的下降，逐步变成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影响至今。
今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上的这场声势浩大的“中学西渐”运动，一方面是有感于今天西方人出于种种原因，很少主动提及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起点，另一方面亦有感于不少学者，包括中国学者还是陷在“西方中心论”中难以自拔。我这几年在西方做讲座，经常提出建议，希望他们借鉴中国人的“解放思想”，借鉴中国人的“实事求是”，否则西方的制度恐怕还将一路走衰。
被称为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
西方误读中国已久，读不懂中国共产党是问题的关键
近些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因是西方自己长期地误读中国，误读中国共产党。西方读不懂中国政治制度，尤其读不懂中国共产党，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这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源于在西方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西方社会科学的偏见。随着中国的崛起，整个外部世界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越来越强。今天到欧洲或者非洲举办一个谈中国共产党的讲座，听众会趋之若鹜，当然前提是要讲得好，讲得人家能够听懂。
*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具有全世界最明确的现代化导向
首先，中国共产党虽然名字叫“党”，但和西方政党的“党”的含义完全不同。与西方“部分利益党”截然不同，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背后是中国自己源远流长的政治传统。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国家”的一个特点是“百国之和”，也就是说，中国是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由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这样的国家自然有自己的政治传统，就是统一的执政集团。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如果中国的执政党，也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那么这个政党终将被人民抛弃。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执政集团，也都想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但这并不容易，然而即使不能代表，它也一定要宣布自己代表“天下苍生”。像西方政党那样，公开代表部分人利益，在中国政治文化里是行不通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更重要的还有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是建国党，它是通过长达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牺牲了上百万共产党人的生命，才换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自己的民族独立，付出了百倍于美国人为美国独立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当然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成功之路，我们当然坚定地拒绝和粉碎任何“颜色革命”的企图。
除了传统基因、红色基因之外，中国共产党还有大量的现代元素。中国共产党具有全世界最明确的现代化导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从毛泽东创立了一整套政治制度安排，到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到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百年”宏伟蓝图，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包括广泛的协商民主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机制，能够较好地统筹不同利益团体的诉求，实现人民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最大化。西方人经常感叹，西方的公司都有短、中、长期的规划，但西方国家大都没有这样的规划。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西方多党制决定了一个政党所制定的规划换了一个政党来执政，就往往难以延续了。
*用三条标准评判和衡量世界各国的政党和政治制度
21世纪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而其中政治制度的竞争无疑是一个关键。我认为在这场竞争中有三条标准特别重要，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政治标准。
一是看一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力量，胜出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如果没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坦率地说，中国有，就是中国共产党，而美国已经没有了。
二是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改革能力。中国需要改革，美国需要改革，欧洲国家需要改革，但我认为迄今为止似乎只有中国能够推动真正的改革。为什么？因为改革是要破除既得利益的，所以改革需要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否则改革必然被各种既得利益者阻拦而寸步难行，就像美国连禁枪都做不到，因为这背后有代表枪支和军工利益的利益集团。
三是看一个国家的决策力和执行力。中国共产党采用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进行决策，其决策力和决策质量总体上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小圈子决策、游说集团决策和民粹主义决策模式。我们决策的执行力也是世界公认的。
这三条标准也是一种中国话语，我们可以用它去评判和衡量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政党和政治制度，从而更加坚定我们自己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袁琭璐选编自《谈谈“中学西渐”》《“整体利益党”还是“部分利益党”？这才是关键》，标题为编辑所加
【目录】
【作者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任牛津大学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和国内多所大学的兼任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著有《中国震撼三部曲》《文明型国家》等。
【编辑感言】
本书的吸引人处在于，指出了如下观点：中国影响西方的，不仅仅是科学技术，更有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而西方文化的输出虽对中国文化自信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有益成分也被中国文化所转化，如中国的经济模式吸取了西方经验，引入了市场机制，保证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西方学术倡导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也是我们学术文化需要学习的。在比较中借鉴其积极成分，在选择中扬弃其消极成分，才能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生命力。（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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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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