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绍雷是苏俄问题专家，1982年留校在华东师大苏东研究所工作。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起，恐怕在上海学术圈就无人不知，国际问题爱好者对他也多有听闻。

10多年前，记者在文汇报国际部任职。第一次采访他，是在2001年5月。冯绍雷讲述普京娜（普京前妻）如何代表普京总统，向他所在的俄罗斯研究中心捐赠300册书籍；第二次在同一年。时任人文学院院长的他，请记者采访提出“软实力”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名动一时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第三次是2014年。记者邀请时任周边研究中心主任的他，担任第79期文汇讲堂李肇星主讲的对话嘉宾，讨论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中的新理念；最近一次是2017年。他邀记者参加哈佛大学荣休教授傅高义的内部讲座。回想起来，作为华东师大的终身教授，冯绍雷的学术视野相当广泛，美国、欧洲、印度、日本，多有所涉，且非蜻蜓点水。而体现他俄罗斯研究实力的一个身份，则是他在俄罗斯瓦尔代会议所担任的学术委员会成员。从2006年开始，他保持了与普京总统的直接沟通和对话。

12月22日，记者约访冯绍雷。他居然拄着拐杖，因为颈椎和腰疾都在向伏案写作的他发难。这次和记者所谈，多半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大写意，关乎西方、俄罗斯与中国三种文明的不同叙事，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到文明史。“要讲好中国故事，恐怕，同时也须讲好俄罗斯故事。”俄罗斯这个命运多舛的文明体，始终牵动着冯绍雷：无论在专业研究、还是在价值关怀上，在他看来，中国的发展轨迹中，有着苏俄的影子。其间既有财富，也有警戒；不仅有着地缘政治的先天关联，更折射出非西方文明发展路径的后天共性。

新中国的17年：求学时代的丰富与迷茫

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冯绍雷每每应外国同行讲述自己年少经历时，他们便会惊讶又羡慕地说：你的成长史就是共和国的历史啊。回味起来，特别是在1962年之后开始在格致中学的求学时光，无论阳光的温暖，还是求索的迷茫，都使得冯绍雷无限感慨。

给苏联大学生写封信

和当年很多的上海家庭一样，生长于斯的冯绍雷浸润于都市的文化熏陶之中。略有不同的是，他自小耳濡目染于家长们对文史的偏好中。年幼时节，他被祖辈领入苏州评弹的书场，几乎听遍了当年弹词名家们的吴侬软语。而父亲酷爱京戏，曾受过不少名家的指点，他不光收藏京剧唱片，家中还有成千上万册的文史类图书。每年暑假，按父亲的布置，冯家兄弟的头等大事，就是要花好几周整理图书、编制目录。少年有缘坐拥书海，自然造就了他此后求索于文字的乐趣。而京戏和评弹，一南一北这两门看似不同、却暗通款曲的艺术样式，也成为冯家子弟的天然审美老师。

1962年，冯绍雷考入格致中学，“此生之幸！”这座近140年的老学校，课程设置完备，师资力量雄厚。语文老师中有晚清状元和帝师后代，体育老师乃为历史悠久的东吴体专硕果仅存者，音乐老师系上音钢琴系的高材生，美术老师则是留日海归。连当时来自华东师大的外文课实习老师的温良敬业，也给少年冯绍雷留下深刻印象。课余，他是格致中学篮球场上的控卫，当年初中校队获得了上海市第四名。至今说来，还令人津津乐道。

格致中学校队，前排左三为冯绍雷

求学时代的美好记忆，不少有关苏联。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馆）开设了苏联巡回派的油画大展，列宾、苏里科夫等巨匠的作品，深深峻刻在了这代年轻人心坎。在格致初中，冯绍雷是俄文课代表。他记得，当时还有机会与苏联大学生通信。每当收到来自异国的既陌生又亲切的信件，心中十分温暖，少年对于外部世界的想象力不由滋生。

一方面是愉快地学习、锻炼和社交，另一方面，国家大事也冲击着少年的心灵。自记事起，上海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改造；1958年的大跃进，在他小学的操场上，也架起了小高炉，大家搜集各种钢铁残片扔入，熊熊燃烧；1962年，冯绍雷担任着少先队宣传委员，当他按要求在黑板报上描画“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口号时，只觉气氛凝重；1964年的某一天，全班同学一起收听广播：中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苏联的赫鲁晓夫被揪出来……；1966年夏秋，和很多人一样，他整天担心的是，已被判为“封、资、修”的家中父辈的文史收藏会否被毁于一旦。

真可谓：养育难忘家国恩，少年也识愁滋味。

在北京看见了毛主席

1966年10月下旬，他和4位格致男生外出串联。本想一路走到北京，但步行到南京，就花了11天。听说12月8日那天，将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知识青年。于是四人一合计，便扒了北上的火车，来到北京。当时各地赴京的学生都被安置在西郊军营——北京军区在八大处驻地，几乎天天军训。但是，解放军带队干部对学生很好，照顾周到。12月8日凌晨4点，大家被从睡梦中叫起，摸黑排着队，连鞋带也不能系上，步行到了西郊机场等候。冯绍雷回忆那天场景：下午4点光景，从机场一侧，呼喊声像潮水一样席卷过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当时，狂风大作，乱云蔽日。然后，数十万人潮伴随着欢呼声滚滚而来。冯绍雷的队列所处正是上坡，毛主席的车开得比较慢，所以看得很清楚。“落日余晖之下，灰蒙蒙的沙尘之间，我只看见一个高大身影，远远高过其他人，纹丝不动地站在那辆吉普车上，两手扶着车身的握把，犹如铁塔一般，神色凝重而威严，我只觉得万分幸运，而又有一种难言的神秘感。”

文革中期1970年之后发生的一连串大事，不光犹如晴天霹雳似地震撼着一代年轻人的心灵，而且也开启了冯绍雷放眼看世界的人生阅历：先是林彪座机摔毁于温都尔罕；然后，1971年7月中旬《人民日报》突然刊发消息：基辛格博士来京与周恩来会谈；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从那一刻起，冯绍雷和同辈的年轻人在朦胧中开始思索：会有怎样的一个新时代降临于世。中美苏之间的戏剧性关系，也悄悄地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触发日后深入研究的玄机。

20世纪的后20年：知识谱系的构建与超越

20世纪的后20年，发生了人类史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国改革开放。作为既是老三届、又是77级的一员，冯绍雷从在大学就发起组建了苏东研究小组。当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知识重构，不仅仅来自西方，同时也广泛参照苏联东欧的改革。所以，近四十年来，冯绍雷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这个欧亚大国，不仅最早跟踪该地区的体制变迁，此后又研究着普京带领的强国修复。对于冯绍雷而言，从留学明斯克，到20世纪末加强与美国、欧盟交流，这一圈又一圈的知识构建，也是一次接一次的超越。冯绍雷非常着意于既要对俄罗斯做鸟瞰式观察、又要参与摩肩接踵的人群交流。这样，他获取了认知俄罗斯的一个又一个新维度。

2014年，冯绍雷（右）与李肇星做客第79期文汇讲堂《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跨系听课、留学明斯克

“我们是作为华东师大77级的扩招生被收录的，所以，入学比别人晚了一个多月。”冯绍雷进入的是政教系四班，俗称“老四班”，他还担任了第二党小组的组长。大家引以为豪的是，在这个班级里有后来的哲学领军人物杨国荣、西方哲学专家的校党委书记童世骏、中国思想史专家许纪霖，经济学专家金润圭，这四人也为他们的同学——俄苏研究专家冯绍雷而骄傲。

进入大三后，老四班分成了哲学班、经济班和科社班，冯绍雷选的是后者。因为，他心中的求索对象就是苏联与东欧问题。三年级后期，在同学鼓动之下，他自发组织了苏东研究小组，许纪霖也是最初的成员之一。当时，国门大开，新思潮大量涌入，其中一项主题便是社会改革。“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是个热门话题，我们首先参考的对象是苏联和东欧，当时的苏联东欧虽作为‘修正主义国家’，但是它们的改革，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对中国人都充满着新鲜感和吸引力。”就在1981年这一年，在上海和华东师大老领导施平、陈沂推动下，上海苏东研究所正式成立；当时的中国苏东研究会，也在上海开会成立，《今日苏联东欧》杂志（就是后来的《俄罗斯研究》）同期创刊。几十年后，当年的资深编辑赵弘回忆道：冯绍雷大学三年级的论文《苏共二十六大的评析》，就是被作为《今日苏联东欧》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而发表的。

与同龄人海绵吸水般的勤奋相比，更进一步的是，冯绍雷自觉地建构着自己的知识体系。去旁系听课是他的最爱，而老师对此也非常宽松。在历史系，他旁听了林举岱先生的世界史，王养冲先生的法国史、思想史，郭圣铭先生的中世纪史、史学史，当然也包括李巨廉、王斯德等老师的二战史、苏联史课程。酷爱俄苏艺术和文学的他，又去中文系蹭课，许杰、徐中玉、钱谷融几位大师的风范尽收眼底。而正是在听课中，他触摸到：施蛰存先生的意识流在后来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也似曾相识。

冯绍雷因学业优秀留校于挂靠政教系的苏东研究所。1986到1987年，他经过严格的考试，被派往苏联的明斯克大学历史系留学一年。

留苏同学照，右五为冯绍雷

“8.19事变”的观察与建言

1990年，冯绍雷破格提升为副教授。第二年的8月19日，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事变”。当日早晨6点，苏联电视台和国家电台同步播出了“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不能主持工作，由副总统为首的八人委员会承担国家管理职能”的消息。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发了苏联“八人委员会”名单。冯绍雷连夜收听国际电台，获悉了当地民众和军队实际情况，他和姜琦教授一起提出了“八人委员会”难以逆转大势的看法。稍过几年，当时上海出版界领导陈昕告诉他，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曾向他确认，这份专报由汪老提交到了中央，并获得重视。学界普遍的看法是，这一判断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国际研究涉及千变万化的时政，但冯绍雷始终强调，国际研究应以坚实学问为基础方能自立于世。他在1980年代末力主用“结合部文明”范畴，全面深入地研究俄罗斯历史和现状。因为，俄罗斯地跨欧亚两州，在它千余年学习西方文明史中，始终保留了自己的地域特性。一方面，是皈依东正教式的向西方开放，另一方面，是“帝国本性”之下，以神权服务于王权的本质“拒绝”。理解了这种文明的结合部，就可以理解俄罗斯为何总会处于矛盾的两极。

同样的道理，面对苏联解体后的国际新格局，冯绍雷提出了从地缘政治、文明形态、现代化比较等视角切入，“横向”书写国际关系史。1993年，作为第一作者的集体著作《国际关系新论》，获得了上海市哲社成果二等奖。几年之后，1997年的《制度变迁与对外关系》获教育部几年一度的人文社科一等奖。

人文院长的视野与扩展

1994年，冯绍雷破格提为教授。学校任命他为人文学院院长，一干就到2001年，整整八年。1999年，他同时担任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俄罗斯中心的主任。“人文学院八年，让我的视野有了极大的开阔。既深化了知识结构，也深化了对研究对象的认知。”

其中有两件关键大事。第一件，1996年汪道涵亲自筹资拨款、委托冯绍雷团队与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研究所的权威专家合作，在华东师大每年或两年召开全国俄罗斯问题高级研讨会，这是直到新世纪初的国内最主要的全国性俄罗斯研究学术交流平台。2014年，卡内基莫斯科中心项目主任亚历山大·加布耶夫在俄罗斯大报上撰文，称赞“冯绍雷教授使得华东师大成为中国俄罗斯研究领域的佼佼者”。

冯绍雷与汪道涵

第二件，1990年代末期，欧盟欲扩展与各国的深度交流，想在中国建立几个深入研究点。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时任所长杨成绪、时任上海欧洲研究会会长伍贻康等前辈的支持下，华东师大人文学院建立了欧洲研究，一方面人员不断派出去，欧洲学者不断引入交流，学术规范得到提升；另一方面，视野不断开阔：欧洲人、日本人、美国人的视角让研究者知晓了俄罗斯另外一面。

冯绍雷引述当年曾经交往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毕格林顿的话：从人文角度对俄罗斯的观察，要比政治学、经济学这样一些带有计算性质的学科可能更具有穿透力。

这期间，不断有西方学者来学院交流，比如，既有国际研究的大腕，也有美欧中国学研究的大家，比如，当时以反费正清模式而出名的代表人物戴维·科恩，他主张不以费正清式的“撞击－反应模式”来看待中国，而是要站在中国本土立场上来看待中国演变的历史观，给冯绍雷的俄罗斯研究以很大启发。

而他自己也相继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汉堡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等重要机构作中长期访问。本身就重视知识结构拓展和深化的冯绍雷，在对俄合作的同时，积极沟通欧美学界，在学术、人脉、人才培养上，为对俄研究的主攻方向做出了有效的铺垫。

世纪之交的20年:博弈场的认知与破解

世纪之交，伴随着普京执掌俄罗斯，一方面迎来俄罗斯的“十年黄金期”，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大国博弈、与西方交恶，也带来了复杂和不确定的路向。这些将对中俄关系带来怎样的变数，考验着国内的俄罗斯研究学者，也挑战着既有的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范式。

“转型时代”丛书的出炉

早在苏联解体前期，冯绍雷便提出了俄罗斯内部的艰难转型势将影响与西方关系，这一观点与当时盛行的内政外交相互分离的新结构主义方法完全不同，也为理解此后的俄与西方交恶提供了依据。1990年代，冯绍雷为介绍苏东地区激变所写的大量文章，让人们得以深入观察这一历史过程非同寻常的扑朔迷离。新世纪初，为考察普京政权走向，冯绍雷又提出，不光体制变迁、社会转型、对外政策，而首先是大国博弈，会成为冷战后俄与国际走向的关键。为此，2005年，他带领团队撰写了五卷本著作《转型时代》，分别从政治改革、经济转型、社会文化、对外战略、国际关系等五个角度论述俄罗斯深层次的结构变化，成为后来研究苏俄问题的必读书。

2005年，冯绍雷带领团队撰写《转型时代》系列丛书

事实上，如同大学时期对苏东的社会主义改革有浓厚兴趣一样，苏联解体对推进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何前车之鉴，一直是萦绕在冯绍雷心中的一个命题。1998年，经冯绍雷安排，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欧洲所前所长陈乐民一起与汪道涵见面，汪老提议应当总结一下20世纪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于是在陈乐民先生提议下，在1992年的《一个欧亚大国的沉浮》基础上，1999年，冯绍雷进一步系统地撰写了《20世纪的俄罗斯》。2006年经过修订，和资中筠、陈乐民等形成了四卷本的“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分别聚焦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全球化，由三联出版社再版。《20世纪的俄罗斯》一书的副标题是《俄罗斯：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从988年基辅罗斯皈依东正教一直写到新世纪普京的治国之道。

冯绍雷著作《20世纪的俄罗斯》，三联出版社2006年再版

任何一任俄罗斯总统的上任之初，总是热情拥抱西方，但最后难脱与西方交恶的窠臼。在观察研究后，冯绍雷于新世纪后提出：基于“三边关系”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范畴，新世纪中美俄关系的互动，将是未来国际走向的关键。2018年，冯绍雷又主编了《海外俄罗斯研究丛书》。这个研究思路得益于20世纪末最后20年的知识谱系的延伸，这种主客体相互观照、东西方互相补充的研究方法，也使得冯绍雷对形势的研判具有前瞻性。

12年与普京总统面对面

普京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学界曾有争议。冯绍雷称普京为“强国总统”，在他看来，他是超越这些主义的特殊的威权主义总统，他保守的价值观既决定了俄罗斯社会改革的稳定，也决定着国际格局的走势。2006年，一个近距离观察的机遇来临——瓦尔代国际会议，这是2004年成立，为加强俄罗斯领导和外国学者、政治家、记者的对话，以此推动俄罗斯及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跟踪和前景预测的活动。受到国际同行的推荐，冯绍雷先成了俄罗斯瓦尔代论坛7人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后成为该论坛的学术委员会成员。冯绍雷通过每年与普京总统在大会、座谈、小型宴请等各个不同场合之下见面与对话，提升中国学者的国际话语影响力，也有力推动了中俄合作的高层动力。

冯绍雷（左二）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左三）林中漫步

2006年，在莫斯科郊外新奥加廖沃总统官邸举办的瓦尔代会议上，普京破例示意请出冯绍雷提问，冯绍雷问了如何评价上海合作主旨的内外发展与合作趋势问题，普京兴致很高，“这是我在这个会议上最愿意回答的问题。”事后，美国卡内基和平研究所欧亚部主任安德鲁·柯卿斯和冯绍雷交流看法：普京当着这么多西方学者的面，如此坦率地高度评价中国，这是从未有过的。在他看来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

2013年瓦尔代会议上，俄罗斯左中右三派学者激烈争辩，冯绍雷提问：俄方各派学者在坚持自己思想原则之余，究竟有哪些可相互支持、合作共赢之处？事后，欧洲学者称中国学者的发问“一语中的”。

2017年10月19日，瓦尔代会议在索契举行，前一天中共十九大开幕。冯绍雷对如何提问思索了良久。他问及普京总统和习主席合作及十九大开幕的最新感受。普京回答，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我们为了使中俄关系更持久，始终在某些最初看来有争议的问题上寻找共识，最后找到妥协的方式；习主席乃是一位当代领袖，他的报告表明了一点：中国正在奋力走向将来。当晚，普京与冯绍雷之间的问答传回了北京，第二天，央视及时报道，成为国际舞台对中共十九大的重要评价。

2013年瓦尔代会议上，俄罗斯左中右三派学者激烈争辩，冯绍雷的提问受到欧洲学者首肯

“一带一路”与中俄美博弈

为了更好地研判俄罗斯的各种动态，与俄罗斯各界人士紧密沟通，是冯绍雷多年来的必修功课。他和俄罗斯多任总统顾问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比如，叶利钦总统的经济分析主任亚辛是俄罗斯自由派的灵魂人物，1994年曾经访问了华东师大俄罗斯中心，他对俄罗斯经济改革提供着重要的决策参考。比如，普京的第一任首席顾问伊拉利奥诺夫，冯绍雷也有过深入的交流……

与不同政见的政治家，如俄罗斯共产党久加诺夫、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冯绍雷也都保持交往。

戈尔巴乔夫（左）给冯绍雷赠书（2012年12月于土耳其）

2012年12月，冯绍雷在土耳其遇到了戈尔巴乔夫，与其深入交谈，面对这位没落、孤独的昔日政治家，冯绍雷说：您1989年5月访华，与邓小平先生正式会见，中俄从此结束了不愉快的历史。有关专家表示，这段对话体现了中俄交往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冯绍雷和俄罗斯的各派学者的交流更是密切。其中有俄罗斯欧亚研究代表性人物叶拉索夫，从较为西化而后转为中立甚而更为主流立场的前瓦尔代论坛主席卡拉加诺夫，历史学家阿法纳西也夫，经济学家阿甘别吉扬，社会学家戈尔什科夫等人。

冯绍雷（左四）与叶利钦经济顾问亚辛（左三）

除了俄罗斯的各界人士，冯绍雷还和2017年5月刚刚过世的布热津斯基曾有过多次交往。这位以地缘政治研究、诸如《大棋局》一类著作影响了美国几代国际关系学者的战略家，也是中美正式建交的重要推动者，他和冯绍雷交流了关于“world order”的看法，特别是他对于中美俄关系需要加强合作的见解，使得冯绍雷在破解乌克兰危机等俄美博弈的密码时，具有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依据和考量。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国际社会在最初的疑虑后，纷纷伸出了合作的橄榄枝，然而，俄罗斯的态度一度不明朗。业内人士分析，这和俄罗斯已有的欧亚联盟计划会有抵冲，这也成为了中国俄罗斯研究学者一度的焦虑。在中俄能源谈判久拖不决时，普京在私下也会半开玩笑地说，“中国真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冯绍雷利用多年的研究，和俄罗斯左中右各派界学者、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写下了《新丝路经济带的若干背景和理论政策思考》文稿，得到了领导的肯定。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上，普京总统与习主席会见后宣布：欧亚经济联盟将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接。电视前听到这个消息，冯绍雷心中一块石头落地。

冯绍雷（右）与美国战略专家布热津斯基

讲好中国故事也须讲好俄故事

冯绍雷在大三专业选择之时，非常了解他的老同学曾建议：你有基础去哲学系。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更具多样学科背景的国际研究。以后多年中，冯绍雷将其对于当代俄国的研究，置身于独特文明形态的背景之下。不光是俄罗斯具有如此灿烂的文学艺术自小就吸引了他，而且，从研究俄罗斯开始，他几乎就同步感受着这个文明大国的命运多舛。由文明形态出发去追溯大国博弈，恰恰是哲学高度的一种实践应用。

访谈中，冯绍雷和记者分享自己的心得：当欧洲处于文艺复兴之后的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的兴盛时期，1689年，中俄两个大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不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平等合作的国际条约，而且，当时两个大国就选择了以和平方式相处。值得一提的是，彼得大帝时期和康乾盛世时期，中俄虽属中央集权大国，但就有不同程度的与西方交往、向先进学习的某种自觉。今天要讲世界文明多元化的故事，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值得发掘的案例。尤其当我们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重新思考在世界历史现代化背景下多元化趋势的前因后果，会有不少借鉴。

对于西方文明的叙事似已定型，那么，对于东方和半东方的中俄这两个文明大国的叙事呢？冯绍雷认为：莎士比亚式的叙事，考究于天地人文，最终归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但还是没有找到“晚期资本主义”的最终出路，1968年的全球激进革命中可以看到这种叙事的影响。斯坦尼斯拉夫式的叙事，这位俄罗斯戏剧理论家提出“演员即角色”，与这种现实主义叙事相比照，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习西方经验的生搬硬套，以模仿为要义，最终以失败告终，是个很典型的反映。至于中国的社会深刻转型，从洋务运动至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直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即使学习外来先进，却从来没有出现过1990年代苏俄式的“一边倒”。这似乎有点像曹雪芹式的白话叙事方式：《红楼梦》中作者和作品人物始终保持着距离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客观与冷静，这有助于重大历史关头的选择。但是，如何冲决千年传统的桎梏，则是对于传统的另一面的当下要求。

三种叙事模式，孰优孰劣，何者可用？中国故事和俄罗斯故事，究竟如何讲述？这是冯绍雷由“世界秩序”而延伸的思考，也是他对未来国际关系学科建设过程中的一份自我拷问。

冯绍雷（左）拜会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

随着新中国建国70周年的到来，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的冯绍雷也将迎来自己的古稀之年，孔子称古稀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目前，冯绍雷正聚焦于专著的写作。无论对于俄罗斯文明的解读，还是对于当下选择的诠释，或许将成为“从心所欲”的新的开局。而寻找俄罗斯文明秘密的探索，既寄托着冯绍雷这位中国学者的价值追求，也将是中国国际研究进一步走向成熟的一份有意义的铺垫。（完）

（采访于2018年12月22日，初稿于2018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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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念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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