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saying：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乔吉奥·列略撰写的《棉的全球史》是一部棉纺织的历史，同时也是通过棉纺织讲述的一个全球化的故事。为何从15世纪开始棉花的核心地会从印度转移到欧洲，在19世纪促成了棉的资本主义经济？本文摘录全书第三部分，讲述18世纪中期欧洲进入工业化时期。这一时期棉纺织业如何踏上的“工业化”道路，为第一个“现代”产业建立了劳动力的全球化分工。并在随后的发展中形成了以设立和维护西方优势地位为主要目的的“向心”体系。

棉的全球化故事，对国人理解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和核心竞争力不无启发。

欧洲如何可以有源源不断的棉花？

非洲种植园失败，北美大陆获得成功

欧洲的棉纺织产业自中世纪起步之后，一直受到原棉匮乏的困扰。地中海诸岛以及后来巴尔干半岛供应的棉花十分昂贵，并受到频繁的政治和商业争端的摆布。欧洲的生产者、设计者和商人显然都希望找到原棉大量供应的新途径。市场无法提供的，可以通过创造自己的专门生产来获得。到17世纪，通过种植园奴隶制的方式进行栽培，在蔗糖和其他热带农作物的生产上，都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做法了。但是直到17世纪末，在非洲建立种植园发展棉花栽培的事还是不见踪影。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是适合棉花栽培的低盐渍土地位于内陆，而不是出于交通方便的西非海岸。来自英国、荷兰和丹麦的报告都提到，要将农村社区的自给生产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也充满了种种困难。其次是欧洲人在登陆非洲仅几周之后就遭遇多种使他们丧命的疾病。人力资源的匮乏使得种植园的计划显得异常艰难。

最后，棉花栽培进入了北美大陆，1640年代末来到弗吉尼亚州，1660年代中期来到南卡罗来纳州。人们慢慢认识到，种植棉花是有利可图的，因为棉花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商品”，且“对于英联邦各国具有巨大的利益”，与“从外国进口的同种纤维相比”，成本低了三分之一。进入18世纪之后，棉花开始成为欧洲贸易中的重要商品。到18世纪中叶，当欧洲对于原棉的需求开始高涨之时，英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洲的地位已经得到进一步巩固。在英国的领地里生长的棉花，是一种登记在册的商品，因此必须由英国船只进行运输，通过英国的口岸出售。对于种植地区的政治控制，使得鼓励扩大棉花种植的一系列经济措施能够实施。在威斯敏斯特的英国国会，不仅在成品布料的贸易、生产和使用上进行立法，而且再为帮助不断扩大的英国产业进行原材料供应方面，也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兴趣。

棉花种植园

种植园制度带来规模但不开放

资金来自欧洲，劳力来自非洲，产品销向欧洲

棉花种植园与奴隶制的结合是典型的农业生产单位，它第一次使得劳动力的专业化具备了真正的全球规模。奴隶制度下的劳动力组织，是提高生产体制效率的原因之一。对于选择奴隶劳动力的第二种解释，则与当时的认知观念有关。对于奴隶主来说，奴隶制更接近于资本收购而不是劳动力回报，因此他们还具有一种“流动价值”，以及更普遍的其他形式的劳动力所缺乏的“投资潜力”。同时，奴隶还有一种“非金钱价值”：他们是殖民社会中财富和权力的展示。

美国不仅拥有几乎无穷尽土地、丰富劳动力以及发达的基础设施和信用体系，而且棉花从这里到欧洲的路途，比从亚洲甚至西非海岸到欧洲的路途更短，运费更便宜，棉花贸易有次繁荣发展起来。以砍伐森林建立的内陆棉花种植园，集中利用土地和劳动力的单一栽培优势进行竞争，是“全世界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农场”，英国日益增长的需求给土地和劳动力带来了压力，棉花种植园开始步入“产业化”。

种植园制度在美洲的兴起，呈现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模式。它不是基于逐步向交易和贸易机会开放的社区生产，而是由贸易和交易创造的专业化生产体制。它同时也是一个生产单位，除了对土地的利用之外，与它自身所处的地区并无太多关联：它所使用的劳动力来自非洲，资金来自欧洲，全部产品用于出口。种植园是单一栽培，与制造领域、乃至于其他各种农作物都逐步脱离了关系。通过种植园制度，欧洲确保了重要农作物的大宗供应，久而久之农作物价格也越来越低。棉花较晚才成为这类作物的一员，但由于正处于工业化当中的欧洲的需要，它的生产得到急剧增长。

欧洲为何实现了棉的工业革命和全球化？

技术催生生产方式的提高促成了“资本集约化”

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席卷欧洲，一系列技术发明的应用，改变了生产的方式，不列颠群岛的棉纺织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技术创新在这一巨变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有两点值得强调：首先，要解释棉纺织生产成为工业化领域基石的背景和方式，技术或许是必要的，但并不足够；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整个欧洲都寻求并鼓励技术应用，但它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对于政府和企业家，生产质量十分关键，因为竞争力也是追求卓越生产的目的。总体结果是，技术改变了生产方式，极大地提高了产量，同时也重新塑造了产品和其质量，我们将会看到，对于棉纺织品也是如此。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纱厂

对于18世纪末欧洲西北部所经历的生产转变，有着各种不同的解释，可以概括地分为两大立场：经济历史学家对生产数量性的强调（我称之为“数量学家”），和对这类改变的质量性的强调（我称之为“质量学家”）。它们并不是二者必选其一，而且我们归因于“工业革命”的经济转变，兼具重要的数量与质量规模。不过，“数量学家”们指出，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以及生产组织的新方式，其目的（也是原因）在于生产力的提高。技术使得生产同样长度的布料所投入的资本、原料和劳动力都更少，这意味着生产同样数量产品的成本减少，由此提高了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质量学家”则强调，大量的技术和组织创新，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也提供了新产品和更好的产品。他们认为，竞争力不仅仅是价格战争，它还包括能够与其他生产商提供给消费者的产品质量相匹敌（和超越它们）的能力。

生产力的提高，可以通过将个别（或所有）生产要素的贡献予以集约化来达到。劳动力的集约化，意味着更多的工作，但更重要的是更有效的工作，能够获得更好的结果并降低产品的成本。这是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发展，它以所谓的原始工业化形式，以及按照简·德·弗雷斯的概念所谓“勤勉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的形式，不仅出现在欧洲，同样也出现在现代早期的世界各地。增加生产力的第二个途径是“资本集约化”，也就是说，为了更有效地应用技术和组织生产，常需要大量的经费用于研发、机器购买和维护。不用说，工艺和产品创新常还有内在的关联。

第二种态度将欧洲制造业的转变，与亚洲产品的影响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它认为，如果欧洲想要发展实际可行的棉纺织产业，它的产品在价格和质量上必须能够与印度和中国的产品匹敌。

直到18世纪下半业叶，欧洲的棉纺织制造都还是沿着农村和手工艺的路线在发展，这种方式与同时期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并无不同。但同样的条件却产生了不同的后果，欧洲通过“勤勉革命”实现了棉纺织生产的机械化和工业化，而中国则最终形成“商业内卷化”。

棉在中国、印度为何“商业内卷化”？

只有“勤勉革命”，却没有改变劳动、资本和土地关系

元、明、清时期的中国与现代早期欧洲的相似性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技术创新本身不足以解释欧洲棉纺织业的崛起。两者形成的鲜明历史对比，需要我们去分析造成中国与欧洲不同的具体条件。首先，中国的生产一直以家庭为单位：以亲戚关系、家庭关系和劳动力性别分工为基础，中国的家庭既是一种生产模式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其次1860年在中国所有的纺纱织布家庭中，80%的家庭同时也是栽培棉花且在他们所使用的原材料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欧洲在织物纤维，特别实在棉花的栽培和加工之间缺乏农业上的结合，导致农村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情况很容易产生转变。生产模式的任何重大改组，总会导致高昂的社会和政治代价。在欧洲，棉纺织业的代价是最小的，因为棉花不仅是一种新的原料和产品。而且它与农业耕种结构的关联非常有限。

在欧洲与印度的竞争中，繁荣而不断发展的印度经济——棉纺织生产的世界领先者——并没有应该寻找新的生产技术的特殊理由。几百年来，印度手工艺人的行事，都遵循着一种美学语言，它是把实践、特殊技艺的使用，与从中间人和商人那里得知的远方市场的品味融为一体的结果。而欧洲却恰恰相反。它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处于激烈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同印度的生产者相比，也存在着明显的自卑心理。在欧洲的工业化体制中，图案设计成为雕刻艺术家，而不是手工艺工人的专门工作。欧洲发展棉纺织产业究竟好不好，或者更重要的是，它是否值得发展，对于它们的争论，都显而易见是“全球性”的，它依靠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之间出现的商业、知识的转移和原材料贸易：西方棉纺织业崛起的背景中的全球维度。

欧洲对棉纺织生产的重新配置，完全改变了生产的意义和生产者的作用，它改变了劳动、资本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开创了一种与农耕活动、家庭活动和手工业完全脱离的产业。

18世纪中期，英国的纺织厂依赖于钢铁制造的蒸汽机和织布机

棉的全球销售确立了单一的“西欧中心”

技术之外，企业家阶层、劳力资本、信用制度等更重要

棉纺织是19世纪工业进程（即我们所称“全球化”）中的重要角色之一。通过组织生产和控制原材料供应，欧洲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不过，英国和西方国家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它们在全球销售棉纺织产品的能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因为它需要建立贸易、分配、融和保险的复杂组织，还需要取悦来自不同文化、具有完全不同口味的消费者的能力。西方国家将它们的棉纺织品成功地转变为全球产品，与此同时，它们也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成功地提高了影响力和帝国权力，也增强了它们决定市场结构，甚至影响着装和装饰品位的能力。我将它定义为“向心”体系，也就是说，服务于一个“核心”的一种贸易、交换和权力体系，这一“核心”开发资源，创造并控制新技术，统治市场导致对亚洲产品的不利。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一转型和重新定位的全球工业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全部被西方世界所获得，它导致西方和“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长久地存在。

棉所创建的世界，是商业关系日益增强的世界，是复杂经济纠葛的世界，也是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世界。现在早期以冲突、探索和贸易为基础的所谓的“软全球化”，让步于以市场一体化和价格一体化来衡量的“硬全球化”阶段。在世界范围经济和政治事务中，多元中心主义被西方势力所取代。原棉和棉纺织品代表了实现重大改变的主要媒介。棉纺织品不仅仅“衣被天下”，它们还形成和推动了原材料和商品—从茶叶到鸦片，从白银到黄铜—在前所未有的地理范围上的流通。在很多方面，1913年的世界比起如今的世界还更加全球化。运输的成本，信息的速度和通信的方便程度，在19世纪下半叶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构建于19世纪，但产生的结果却有各种不同。其中的中心问题不在于西方的自我利益，而在于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制、诱因和体制结构。

技术能解释部分问题。有人或许会说，要建立一个具有竞争性的产业，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但仅有技术却是不够的。一个国家需要其自身的提供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企业家阶层、技术型劳动力形式的人力资本、信用制度和保险制度，以及运输设施和在国际国内市场进行销售的能力。比起仅有技术能力，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然而，设定经济发展的西方标准，只能令世界上西方之外的地方望尘莫及。新的技术和生产的产业组织，使得西方能够以低于其他地方的实际价格，生产出众多的产品。这反过来又使得西方能够获得相对的优势，这些优势成为制定世界经济规则的基础，而这些规则又在更长的时间段里给西方带来好处。

现代的纺织车间

棉的全球化构建了资本主义：

制定了生产与消费的标准，定义了资源和利润

不过，适应欧洲经济发展模式的困难，也可被视为具有积极意义。中国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欧洲的资本主义和产品无论多么成功，都从未取得霸主地位。直到19世纪末，英国和欧洲的棉纺织品在中国都少有人气。在西方工业化和欧洲棉纺织业崛起的时代，拜大量进口的印度原棉所赐，中国的棉纺织业生产也欣欣向荣并迅速扩大。直到1880年代，中国都只有少量棉纱和布料进口。历史学家把它归因于手工业生产的存活。由于对家庭内部自身劳动力的善加利用，农户能够与国内国际市场的机械化纺纱生产相竞争。劳动力的弹性创造了无止境的劳动力市场。不过，有些历史学家并不把这种势态看成是经济内卷化的标志，而是从正面的角度看待手工业生产的存活，强调它能够有效地配置劳动力并使产业得到创新。

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有多深？棉是构建资本主义世界的关键，在这个世界中，西方常以政治权势的手段，强制实施生产和消费的标准。棉所创造的世界，是以工业资本主义和其繁荣的核心为基础的世界。这个核心不仅仅是英国，还包括大多数现在被我们称为“西方”的那些国家。不同于印度洋的世界，这是一个清晰定义了资源和利润所汇集的中心的世界。比印度洋的世界更甚的是，它是一个“全球的世界”，是一种贸易、交流，以及社会文化和政治纠葛的体系。

作者：【意】乔吉奥·列略，编摘：徐元君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