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将迎来建交40周年纪念日。4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雨，能够始终保持向前发展，实属不易。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美关系的未来仍然存在挑战。因此，回顾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历史过程，突出两国建设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共识，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和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等共同推出“40人看40年——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系列访谈”,在中美两地七个城市采访了40位中美两国政界、学界的杰出代表（双方各20人）。

在外交外事系统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深切地感受到：中美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认识误区和误解，但完全可以通过双方加强对话沟通、冷静处理分歧来化解。一个真实的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美国不必畏惧、不应歪曲，因为一个发展的中国将使美国同样获益。今分享赵启正（文汇讲堂第24期嘉宾）的访谈。

作为技术人员初尝中美科技合作的“甜头”

采访组：您原来是学核物理的，最开始如何接触到美国？对美国的认知又是怎样的？

赵启正：中美建交之初，我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当时美国是国际上核物理研究最发达的国家，所以我对美国的了解最初就是通过阅读他们的科技文献开始的，了解到美国是个科技强国。中美建交后，我得到了和美国科学技术界交流的机会。我在上海广播器材厂工作期间，研发出了彩色摄像机里面的一个关键器件，即偏转聚焦系统。这个器件此前一直依赖进口，而且只有少数国家能生产卖给我们。虽然我攻克了研发，但却遇到了一个困难：因为性能指标很高，国内还没有一家能够进行品质鉴定的机构。幸而当时中美之间已经可以互相访问，所以在1981年，我得以访问了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和安培公司（Ampex）。美方对我的产品做了鉴定，证明其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甚至还有某些突破——这就是国际交流带来的好处！由原来的文献交流变成科技工作者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最后还实现了双方互利共赢：他们的设备弥补了我们的不足，而我们的产品不但能够解决本国自用，还能够出口，因为质量好、价钱便宜，也使美国得到一些好处。所以，我最早是从技术人员的角度，体会到了中美建交对两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2009年，赵启正做客第24期文汇讲堂《跨文化交流——当代人的基本功》

采访组：您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看到的美国和想象中的有什么异同？

赵启正：在中美建交之前，即使是电影、电视上也很少看到美国。我第一次到美国时，看到那里的高速公路、高架桥、超市，还有自助餐厅……当时在中国都没有的，我们那时到食堂吃饭还要用粮票呢。我感觉到那时两国的差距是很大的。但是对我们也是一种“刺激”，美国能做好，我们也能做好。现在再去美国，我发现他们的高速公路没有我们的那么平整通畅，他们的立交桥没有我们的那么宽大，造型也没我们复杂。中国和美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已经大幅缩小，甚至我们在高铁等方面还有所超越，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高科技已经全面赶超美国，总体上我们和他们还有差距。

中美建交最初几年，美在科技领域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

采访组：美国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开放、合作态度是否也经历过一些波折？

赵启正：实际上，在中美建交前后的最初几年，在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采取了遏制的政策。例如，在核电方面，中美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合作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国都展开了核电站设计建造等合作，但就是没有美国。美国国会禁止西屋公司等几家大的核电公司与中国合作，但这实际上有损中美两国的利益。

美国国内曾经出现一股反核电倾向，有些地区的居民不赞成在其住所附近建造核电站，因此有些核电公司的设计虽然已经进行了一半，但是不能落实；已经制造了一些设备，但也不能使用。后来，美国发现中国和世界各国都合作，唯独美国无法参与其中，很吃亏，终于转而愿意合作，而且拿出最好的却不能在美国实践的设计方案与中国合作。这就是双赢的合作：中国可以接触到美国的设计，获得了技术上的捷径，并在中国工程师的参与和试验下进行改造；美国则获得了经济效益上的收获，这种合作在美国工业界得到广泛认可。所以，中美就“最惠国待遇”进行磋商时，美国国内凡是和中国有过合作的大公司都举双手赞成。因为中国在享受了“最惠国待遇”后，对美国也大有好处。

“浦东赵”感受美国的复杂性,老布什看好浦东发展前景

采访组：1990年代您曾经担任过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浦东新区首任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等职务，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浦东赵”。在浦东开发建设的过程中，是否有些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有意思的故事？

赵启正：这一时期我和美国有大量的接触，并从中体会到美国的复杂性。美国并非全然上下一致，政府、企业和国民对中国的态度也是不一致的。在浦东开发初期，大量的美国人，特别是美国政界领袖、跨国企业总裁来到浦东，我在接触中发现美国人对浦东开发的看法很不一致。

赵启正向到访的老布什总统介绍浦东未来规划

1994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到访浦东，我向他展示浦东规划的模型，拿着激光笔告诉他哪里要建摩天大楼，哪里要建公园。那时的激光笔是个大块头，还没普及，老布什指着它对我说，这个高科技的东西他见过，鲍威尔将军向他汇报海湾战争局势时，也是拿着激光笔指来指去。我说，“有重要区别。鲍威尔将军的激光笔指到哪里，哪里就被轰炸了，而我的笔点到哪里，哪里的高楼就建起来了。”老布什点头道：“高科技可以用于战争，也可以用于和平。”他非常看好浦东发展的前景，临别前还说：“如果我再年轻几岁，我也要来浦东投资。”

采访组：基辛格也来过浦东很多次，您和他有接触吗？

赵启正：基辛格卸任国务卿之后，曾担任过几个跨国公司的中国问题顾问，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形势和投资环境仍十分关心。他只要来中国，往往要抽空到访上海，我和他经常见面交流。在浦东新区初建期，西方舆论对于浦东乃至中国的发展褒贬不一，但基辛格多次对我说：“西方报纸说你们的浦东开发只是一句口号，你们中国只是做个姿态，只是一种政治宣传。但我看了浦东的规划，觉得你们是实际行动，不是空话。”若干年后，基辛格在见我时总要得意地说：“你看，我当时说对了吧？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句口号！”

在浦东开发建设之初，赵启正曾多次接待基辛格等美方宾客

不过，也不是所有大人物的理解都正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是著名的货币学家，他90年代也到上海来过，说浦东就是“波将金村”，意指中国弄虚作假。弗里德曼很有学问，但是他看得懂货币，却看不懂中国，看不懂浦东，看不懂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更难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很想请他回来看一看，可惜他去世了。不过他的传记助手曾说，如果老先生还在世，他会改变当初的判断。

我在上海期间还接触了大量的美国企业家，比如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公司的高管，他们都非常看好上海的商业市场，事实证明进驻上海也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商业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国的企业家比政治家、国会议员更懂中国。

我始终认为美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对中国的态度是多样的。某一种言论并不能代表美国全部的看法。现在中美之间存在矛盾分歧，但我们要看到美国国内并非铁板一块，我们有机会也需要向美国说明中国，说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说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等。

“第一新闻官”发挥公共外交作用，向世界说明中国

采访组：您长期以来被誉为我国“第一新闻官”，您觉得怎样才能向美国更好地说明中国呢？

赵启正：我们和美国的交往是多渠道的。除了国家层面的政府外交外，还有城市外交、民间外交，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外交，即政府和公众（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媒体和个人等等），从各自角度，向外国公众（包括公职人员）表达本国国情，说明本国政策，回答关于本国的问题，同时了解对方的国际交流活动。我觉得中美之间的公共外交已经开始进行了并且有足够深度，但还要继续做下去。

赵启正在《开讲啦》节目中演讲《我向世界说明中国》

采访组：上海在这方面是否起到了比较好的带头作用？

赵启正：上海是全国第一个成立公共外交协会的城市。上海的开放包容和舒适便捷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前来生活工作。每一个和外国人接触的上海居民都有责任展现良好的中国形象。有一次，基辛格告诉我他某天中午躲过了警卫，自己上南京路逛去了。他说看到马路上的人都面带微笑，像佛的微笑，印象太好了。微笑象征着友谊，即使不会英文，也可以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

采访组：在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方面，我们还能做什么？

赵启正：任何一个国家的形象，都由几个因素构成。首先，是一个国家的实际国情。大清帝国虽经历了康乾盛世，但终因封建统治阶级的夜郎自大而闭关锁国，走向衰亡。而现在的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蒸蒸日上，我们对自己的形象应充满信心。

第二，是传播媒介。其中，专业媒体的作用非常重要。中国媒体要加强克服文化障碍的本领，增强对外国的了解和对外国观众心态的理解。不仅人要走出去，作品也要走出去。对于外国媒体，我们要帮助他们了解真实的中国，多和他们接触，解疑释惑。我在国务院新闻办任职时，每年的新闻发布会我都有意多给外国媒体发言提问的机会。越是敏感的问题，我越不回避，越得答清楚。因为有些问题涉及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也非常愿意听。对于存在较大误解的问题，我也特别愿意创造机会解释清楚，不会因为被某家媒体骂过就视之为敌。

第三，就是受众。这与教育程度、判断能力、立场角度、年龄阅历紧密相关。不能外媒说中国好就好，说中国坏就坏，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如果受众永远跟着媒体不假思索的话，国家的真实形象就很难得到完整的体现。

所以，政府外交要坚持不懈地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外交则要不断地表达一个真实的中国，那我们中国的形象就更接近真实了。

采访组：2005年，您的著作《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美国人》出版，您提出中美之间相互了解还很不平衡。十多年过去了，您认为这种“不平衡”还存在吗？

赵启正：中美之间彼此了解仍旧不对称。我们对他们了解更多，而他们对我们了解要少。这并不奇怪，任何一个先进的国家都更容易被人了解、被学习、被重视。而现在愿意了解中国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因为中国重要了，中国的产品走遍世界了，中国的政策变化不仅影响中国也影响外国了。也因为中国的发展涉及到很多外国人的利益，如果他们利用好了中国的发展机会，就能获得巨大的利益；如果他们不重视中国的发展，就失去了搭乘中国便车的机会。目前是一个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好时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应错过机会好好地表达中国。

我们和美国公众交流交往的规模和数字太大了，我相信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也在与日俱增。我希望我们的出国旅客都能展现文明友好的形象，我们的企业家都能展现诚实精干的素养，大家一起努力加强交往。加强沟通是必要的，减少误会是可能的。

2005年，赵启正的著作《中国人眼中的美国和美国人》出版

中美共驾同行，商量着开才能稳步前进

采访组：西方媒体一度热炒“锐实力”一词。您怎么看？

赵启正：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对中国越来越警惕，“中国威胁论”也不断翻出新花样。我们要清楚地表达中国对美国不是威胁，要拿出更多的事实，讲出更多的道理，表达清楚。我们表达多了，美方吸收10%也好，20%也好，逐渐能产生影响；不能不表达，不能就认了。

此外，世界不只是一个美国，还有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等，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我们都要做工作。我们的工作做好了，美国人也会思考：为什么只有我们跟中国对立呢？为什么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和中国对立呢？因此，要孤立“反华派”，就要多培养我们的朋友，这是一项长远的战略考虑，不能急于求成。

采访组：回顾历史，您怎样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

赵启正：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是不容易的。像这样两个大国必然有利益冲突，需要通过对话、通过彼此让步，来达到一个共同接受的结果。这个过程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

我在北京担任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时候，有美国记者问中美关系怎么走？我说：中美关系假如是一辆车的话，我希望美国人不要忘记，驾驶员不只你一个人。这辆车有两套驾驶系统，两个方向盘，两个车闸和两个油门，两人要向前走必须商量着开车。不商量着开，这车就停了，原地打转了。

美国在对华战略上长期采用“遏制+接触”政策。实际上，任何两个国家之间都有利益的共同点，也都会有利益的冲突点；都有斗争的一面，也都有让步的一面。中美关系冲突的时候，务必要冷静分析、弄清情况。美国国内意见并不一定一致，也会变化，我们用中国人的智慧完全能够应对。

采访组：您认为中美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吗？

赵启正：我们要承认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减少差异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损害。我们要改善我们的舆论环境。但必须指出，我们和美国不同：中国的对外交往不会为了本国利益而损人利己。“中国梦”不是自私自利的梦。中国发展好了，对美国也有好处。并不是说一个新兴国家强大了，守成国家就要吃亏，不要掉进这样的陷阱里去。这不是必然规律。处理好了，可以回避这个问题。中美之间出现了问题，要脚踏实地解决具体问题；出现矛盾，要认真调研，提出解决方案，这需要政府的领导，智库的贡献，企业家的实践等多方共同努力。

更早以前，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我并不完全同意。不能否认存在文明的冲突，但我不认为文明的冲突会如此激烈以至于完全影响国际秩序，成为一个不可克服的障碍。我们中国的文化相信“和为贵”，相信我们能克服文明的冲突，达到文明的和谐交融。

作者：杨一帆

编辑：袁琭璐

责任编辑：李念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