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saying：今日安倍首相正式访华。这是继李克强总理今年5月访日后，双边关系继续升温，向正常化发展的又一步。中日关系的变化既有两国内部的驱动，也有区域甚至全球层面的动力。反过来说，中日关系的改善也将对两国关系、对东亚地区、对全球都产生深远影响。讲堂选取业内学者对这些动力及影响的分析，以飨读者。

胡键：从政治上的“破冰之旅”到“融冰之旅”

安倍这次访华意义重要。如果说5月份李克强总理的成功访日是政治上的“破冰之旅”，那么安倍的回访则是政治上的“融冰之旅”。此次访问，两国政府将在以下一些重大问题上进行深度且广泛地交换意见：

第一，两国领导人要就日本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进行深入交流。从“一带一路”建设提出来以后，尽管“购岛事件”导致两国关系迅速降温甚至接近“脱钩”，但日本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这些年来，日本学术机构都不断邀请中国学者前往日本就“一带一路”的问题进行交流。从2016年以来，日本更多地想通过中国学术界传递日本希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信息。所以，日本不愿意被排除在“一带一路”建设之外。

第二，两国领导人将就未来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进行深度交流。中日关系从建交以来就一直是磕磕碰碰，顺利发展的时间不多，因历史问题的纠葛却不少。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第四个十年，虽然两国都没有说要终止条约，但如果没有双方高层的积极互动，那么这份条约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摆设，成为一纸空文。为此，在李克强总理成功访日并顺利地促成中日关系重回正轨之后，安培首先来华访问不仅要继续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深度“暖场”，而且还要规划中日关系在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方向，特别是继续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协商共同推进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三，两国领导人要首次面对面地交流当前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即国际贸易体系变革的问题。就在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签署了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中国就被美国定义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又在促使日本等都要签署类似于前者的自贸易协定，且如果也同样纳入针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相关条款并都到美国国会的批准，那么中日经贸关系将受到巨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访华当然不是来帮助中国，而是来寻求中国帮助的。

第四，尽管东北亚安全形势在向着乐观的方向发展，没有中国、日本以及域外且是利益相关方的美国的直接参与，半岛的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系这种安全机制令人怀疑。中日双方一方面对半岛出现的积极现象乐观其成，另一方面中日双方都觉得两国有必要用合适的方式介入其中，并能够在促进这种积极态势继续发展中发挥两国应有的积极作用。因为，毕竟半岛局势事关中日双方的战略安全。

薄智跃：中日回暖涉及国际新秩序的安排

从表面看，安倍访华与中美贸易战没有任何关系，但实际上他的访问也不可能完全绕开当今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的中美关系，因为这将涉及到今后国际新秩序的安排。

作为一个西方阵营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一个东方国家，日本在国际体系中有它独特的优势。由于战后重建，日本在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上已经完全融入了西方体系；与此同时，日本又保留了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文化。由于是美国的盟国，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不可能不顾及美国的态度。但是，日本利益绝不等同于美国利益，所以，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有其独立的一面。

从个人的角度看，安倍像很多其他西方领导人一样，打心里不喜欢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唯我独尊，盛气凌人，极度缺乏亲和力。但是，出于日本利益的考量，安倍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与特朗普打交道。而且，作为盟国，日美之间的利益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

从中国的角度看，搞好中日双边关系对中国有利、与日本在亚太地区事务上密切合作对中国有利、与日本在广泛的国际议题上相互沟通协调对中国有利。

首先，在双边关系上，注重发展互惠双赢的经贸关系使之继续成为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日本民间和官方一直把推动双边贸易关系作为发展与中国友好关系的突破口。从1952年6月1日到1958年3月5日期间，中日双方签订四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在中日邦交于1972年实现正常化之后，双方又签订了一系列官方的贸易协定。目前，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2017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与日本贸易逆差为283.5亿美元。由于中国是逆差国，日本在双边经贸关系上最怕中国成为另外一个美国，即通过外交和贸易手段来人为地追求贸易平衡。在这方面，中国不应当成为另外一个美国。

其次，在亚太地区事务上，中国应当主动与日本合作。日本也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相关方，是六方谈判的参与者。近几个月，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引起多方的关注。日本一定也想了解中朝关系的发展，希望能够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向日本坦诚布公地交流中朝之间的互动，希望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得到日本的有效配合。

最后，在国际事务上，中国应当把日本当成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来看待，力争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能源问题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寻找共同点；在建设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寻求共识。

总之，既不要由于日美之间有分歧，就把日本作为中国的“统战”对象，希望联日抗美；也不要由于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就放弃与日本发展以经贸关系为基础的全面友好和平关系。外交不是科学，如何把握是一门艺术。中国过去不乏这方面的“艺术家”，现在也不缺。

王建伟：双方要能接受对方崛起的现实

日本首相安倍访华标志着僵持多年的中日关系终于回归正常，这是令人可喜的。这一轮中日关系的改善能否持久、长期稳定，至少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一是取决于双方改善关系的愿望和行动是基于长远的战略考虑，还是短期的策略行为？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对对方的战略认识有了重大的改变，相反似乎是多种短期因素在起作用。从日本方面来讲，安倍在国内政治和经济方面也有着改善中日关系的需要。从中国方面来讲，和美国战略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北京需要通过改善中日关系来对冲美国的压力。但是这些都并不意味着双方对对方战略意图和定位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改变。

二是取决于双方能否接受对方崛起的新常态。对日本来说，是能否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国家；对中国来说，是能否接受日本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即没有做好接受一个在国内体制和国际作用上都完全正常化的日本的心理和政策准备。

三是取决于中日关系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各自对美关系的独立性。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中日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从属于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的。这种中日关系受制于中美, 美日关系的局面不改变，中日关系就没有长期稳定性可言。

如果中日之间能够在上述三个方面相向而行，取得进展，那么就会为处理中日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创造良好的宏观认知环境和氛围，从而有利于双方管控分歧，防止冲突。这或许也是我们判断这次安倍访华能否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做出贡献，带来转机的一个重要指标。

陆钢：日本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态度转变

最近几个月来，日本在探讨中日在“一带一路”合作的可能性的态度上有所转变，为中日重建战略互信提供了一个契机。

中日合作的战略契机源自于“一带一路”发展的新动向。高级版本的“一带一路”将具终极目标放在增进中国与沿线国家人民的共同福利之上，并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同时，战后日本拼尽全力，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国之列，但是资源短缺和缺乏主导性的国际市场的根本性原因。使日本不得不在政治上服从美国领导。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后，日本一直保持观望、迟疑的姿态，还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商业竞争。这是因为日本是缺乏战略大家，看问题比较片面，而中国的思维方式存在主观主义的倾向。现在，中日要好好利用两国总理互访而营造的良好氛围，认真探讨中日两国“一带一路”国际市场建设中的合作与交流。

“一带一路”国际市场的重点在于上海地区，日本企业在这一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当中国实行发展模式的转型，以上海为核心区域的“一带一路”国际市场为日本产品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时，在华日资企业不用远涉重洋推销产品，而是在一个潜力无限的新型国际市场就近销售产品。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机遇。

对于日企而言，中国市场的便利性远远超过欧美市场。一是日本产品与国际市场的距离相近；二是中日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两国人民的生活方式相似；三是日本的产品服务品质在中国市场具有竞争力。而中国为了尽快建成“一带一路”国际市场，必然采取全方位的开放政策。这样日资企业也会从中国政府的一系列优惠政策中获益。在华日资企业如能融入上海市场建设与发展，将有利于提升上海市场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建立较高的“一带一路”国际市场标准。中日通过“一带一路”国际市场建设的合作而建立战略互信。

程中兴：全球三大流量圈中内部和外部竞争

国际关系的密与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由流量来表征。流量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影响力，所谓“得流量者得天下”。从区域角度来看，全球已经形成三大流量圈：北美、西欧与东亚。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世界可称之为一个基于流量的“三极演义”世界。

流量的第一个操作化指标是自由贸易。在这一点上，与北美、西欧两个流量圈不同，东亚流量圈既没有NAFTA，也没有EU，虽然“野蛮生长”，但仍处于“群雄逐鹿”阶段。虽然有一个中日韩FTA谈判，但自2002年提出至今，“自由贸易”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构想”。这是影响中日未来的结构性变量。

流量的第二个操作化指标是公民免签。根据2018年1月发布的亨利护照限制指数，东亚五国中，日本位列世界第3、韩国第5、中国第75、蒙古80、朝鲜95。这表明：东亚流量圈中，相对于日本，中国“物”的流量影响力远甚于“人”的流量影响力。换言之，日本虽与中国同属于东亚流量圈，但仅是地缘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日本仍属于“西方”，这也正是安倍首相在其《迈向美丽的国家》中所阐述的“价值观外交”基础。地缘政治（向心力）与价值观外交（离心力）仍是影响中日未来的两个关键变量。

总之，在当今流量“三极演义”的世界格局里，东亚流量圈既面临着内部“流量主导权”问题，又面临着与北美、西欧的外部“流量竞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来说，中日关系的未来取决于这两大问题。从长远趋势来看，东亚的流量圈格局未必长存，印度的崛起及美国的印太战略都将对东亚流量圈产生结构性冲击。日本在世界流量体系中的地位将不可避免地下降，中国在赢得东亚流量主导权的同时，也将面对来自印度的流量冲击。

杨文静：中美日三角从“不平衡”趋于均衡

近期，中美日三角关系发生了微妙调整，使过去美日共同制华的“不平衡”三角向一种更加平衡的三角关系演进。

首先，美国因素的变化是中日关系改善的首因。从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到此次日本首相安倍时隔7年正式访华，以及两国经贸关系加速回暖，表明中方改善对日关系意志明显。从日本看，如今美国成为既有秩序的破坏者。不少日本战略界人士认为，日本在加强与美同盟及地区“民主国家”关系的同时，应增强与中国的接触，并在地区政策更加独立。特别是日本商业界人士非常担心中日交恶会使美、欧等占领对华贸易的先机，这些人也是支持日本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重要力量。

其次，中日关系的接近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美日关系，中美日三角关系更为均衡。过去7年来关系交恶使两国深陷“关系赤字”，现在正可谓回圜之机。安全上，双方可进一步启动、完善管控分歧的双边、多边对话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经济上，双方在高铁、人工智能、环保、现代农业等领域具有一定互补性，可取长补短合作共赢，未来两国还可在“带路”框架下展开第三方合作。如上中日关系的新拓展客观上平衡了美日特殊关系。

最后，应看到，中日关系改善也有一定限度，不能期望过高。其一，美日同盟仍在强化。近期美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等发表鼓吹美日同盟新报告。其二，美日主导“印太”战略加速落地。除美日外，日与澳、印均建立“2+2”对话机制，未来有可能建立起美日澳印四边“2+2”机制。其三，针对中国“带路”加强经济整合。美宣布向印太地区投资1.13亿美元用于“技术、能源及基础设施项目”，日已表示加入美行列，共同推动印太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其四，中日关系本身面临发展瓶颈。双方在钓鱼岛、南海及地区规则上仍有根本分歧，双方舆论仍有较高不信任度，如民调显示日公众对中国持消极态度的仍高达82%。

寿慧生：稳定的中日合作有助中国在区域、全球影响力

安倍访华将意味着中日关系进一步改善，对两国本身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将会对东亚地区和全球产生深远影响。这种变化既与特朗普政府在东北亚地区甚至全球层面的外交政策变化直接相关，也是中日两国顺应国际局势变化，对自身发展目标和策略重新调整的结果。

对日本来说，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原则对以往美日同盟关系的冲击和中国在地区及全球的实力上升，这种双重挑战使日本必须做出几十年来未遇的结构性调整。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已经成为日本进一步发展的必经之路，不容置疑。对中国来说，中国对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结构产生有效制衡也离不开日本的配合。同时，东亚经济合作区离不开日本。中日关系回暖意味着，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获得一个友善的区域经济合作环境。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近期应对特朗普贸易战，长期与美国保持健康的竞争合作关系的基础，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石。

中日经济是东北亚经济产业链中最为关键的两部分。日本的区域影响不应该成为令中国不安或不满的因素，而是应该成为合作对象。反过来，日本也开始把中国更多的视为合作对象。两国对此在认知层面的变化由来已久，但实质性变化得益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调整带来的冲击。因此才会有两国近来在区域整合和一带一路合作方面的积极表现。另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安倍总理最近的连任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遇：日本政策稳定，政策可持续性强，利于推进与中国的合作。因此中国有必要积极利用这两个因素，抓住机遇，进一步稳定和改善中日关系。

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时，中国有必要正视日本在地区和全球贸易合作方面的巨大影响力并善加利用。日本能够在特朗普退出TPP之后重新将其复活成为CPTPP，显示出日本政府的决心和能力。与此同时，日本与RCEP的伙伴关系有望在年内达成，日本与欧盟也在7月签署了自贸协定。这些都显示出日本在贸易合作方面的能力和影响。日本的表现会对中国在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影响力产生冲击，需要中国积极应对，既作为挑战，也作为机遇，积极改善自身与区域国家的经贸关系和安全关系。稳定的中日合作关系将极大增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

来源：大国策智库，有删节，标题为责编所加

编辑：周俊超

责编：李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