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日前，受上海图书有限公司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邀请，陈思和做客海上博雅讲坛第171期，生动地讲述自己做文学批评的故事。在现场，他直言，相比于李白、曹雪芹、鲁迅等已过世的文学家，年轻时的自己已开始偏爱那些还在动笔写作和活跃发声的文坛耆宿。四十年间，笔耕不辍，这位曾经的文学评论爱好者与同时期的文学创作者相伴成长：时而点醒“做梦”的作家，时而在生活中捕捉灵感，时而也需要推倒重来……去年11月，七卷本《陈思和文集》在广东中山大学出版发布，凝结了他约半个世纪的文学批评成果。同样，近一个半小时的现场演讲中，一条漫长而生机勃勃的文学批评之路缓缓展开。

无书可读年代里的读书“积极分子”

生于1954年的陈思和，与大部分同龄人的经历不同。在那个年代，他并没有去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留在老家上海。陈思和回忆，在当时的住处附近，有一座民主人士黄炎培修建的图书馆（今黄浦区明复图书馆），藏书宏富，渊源深厚，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却是个不起眼的地方。

每天早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图书馆，一本接一本地浏览和品读。不参加劳动却一头扎进书堆里，毛头小子的这股读书劲儿让图书馆管理员时常投来不屑的眼神。陈思和笑着说，当时的自己丝毫不在意，仍旧如饥似渴地读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图书。在没有书读的特殊年代，陈思和在家和图书馆之间来来回回，积攒着阅读经验，开始了与文学的不解之缘。

1974年，20岁的陈思和当上了淮海街道图书馆馆长，而他的实际工作是在原先的图书馆做馆员，编纂一本毫不知名的馆内刊物，负责看稿、打印和装订工作。尽管这本刊物并没有多少读者，陈思和依旧饶有兴致地办了起来。那时，图书馆牵头组织了一个类似于读书小组的小团体，吸引许多附近从事各种工作的青年人。他们大多对读书感兴趣，常常聚在一起不知疲倦地讨论交流自己阅读过的作品，心中封闭已久的对知识的渴望在言语之间被重新点燃。时过境迁，这群爱读书的“组员”们中涌现出了许多在中国文艺界相当有成就的人士，其中就包括《新民晚报》编辑曹正文。“这是个充满活力，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小组！”如今的陈思和聊起这段经历，依然兴奋不已。他称自己是积极分子，每次小组聚会后，他尝试将自己的见解和感悟写成文章，收藏起来。这一有心的举动为其日后的文学批评工作埋下种子。

▲黄浦区明复图书馆

1977年，陈思和在恢复高考后如愿以偿考取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的中文系系主任是著名的文学家朱东润先生，原有两个专业：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凭着兴趣，陈思和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后者。报道的那天，他才得知学校修改了招生简章，去掉了文学创作专业，将二者合并。

开始大学生活的陈思和，曾一度痴迷中国古典文学。先前在图书馆“啃书”的日子里，他日积月累，写下过厚厚的关于刘禹锡《竹枝词》的一沓评论材料。大二的古代文学史课上，他以其为基础，写成作业。授课的是一位相当博学的老先生，看过陈思和的文章之后，没打招呼，立马将它投稿至《复旦大学学报》。最终，这份“作业”竟然发表了。陈思和坦言，对于刚入大学不久的他来说，这实属不易，同时也为自己后来走上文学批评之路增添了颇多的信心。

做文学批评，要有学识也要有胆识

大学时，陈思和的室友之一是卢新华。两人不仅同年同月同日生，更是因为一篇小说，构建起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1978年，只是大一新生的卢新华创作完成小说《伤痕》，将其发表在宿舍区的墙报上。这个故事吸引了许许多多师生前来围观和阅读：很多学生嚷着说它写得好，默默地为它流泪，也有老师不以为然，系里甚至开谈论会研究这篇小说。而夹杂在墙报人群中的陈思和，选择了书写的方式。随后，小说在文汇报整版发表。“结果是，《伤痕》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陈思和向听众总结那一年的情景，一时间，不足万字的小说内容成为了众口交谈的话题：1970年代，女青年王晓华与被打为叛徒的母亲决裂，离家出走。为改造自己，她上山下乡，来到渤海湾畔的农村，历尽艰辛。八年后，母亲被平反，渴望见到女儿一面。而当王晓华赶回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整版刊登卢新华的小说《伤痕》

当时报社文艺版的编辑褚钰泉在《伤痕》发表的第二周便组织了一个版面的争鸣文章，抱着试一试的心态，陈思和将自己先前写下的评论文字寄了过去。第二天，这篇文章发表在头条。“我总体是支持《伤痕》此类小说的”，陈思和说道，而在这之后，他也陆续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表示同意他的观点。首次校外公开发表作品的经历，正式开启了陈思和文学批评的旅程。然而，这条路也并非好走。

1981年的秋天，一位文汇报社的朋友向陈思和约稿，写一篇评论文章。那时，陈思和并未有明确的评论对象，按照习惯，他来到图书馆，希望找到一些素材。翻阅中，时任江苏丰县文化馆创作员的赵本夫的一篇小说《“狐仙”择偶记》吸引了他的注意：农村里，一个漂亮的寡妇因为比较风流，被认为是狐仙。她设法和很多男人发生关系，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陈思和谈到，自己在读这篇小说时，便敏锐地意识到，它的写法很特别：一方面，过去的小说从没有以利用农村男女关系为主题的小说；另一方面，其中探讨的农村对婚姻的选择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之后，陈思和写成评论文章《农民的爱情》，公开发表。在现场，他苦笑道，没过多久，自己就受到了批判，被人责难其丑化农民的爱情。所幸的是，在《文汇报》的保护下，陈思和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因此，批判的对象被误传为小说原作者赵本夫，他无辜地“躺了枪”，在文化馆内部接受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斗。多年以后，陈思和和赵本夫在一场会议上相遇，赵本夫开口第一句便是：“你差点害了我啊！”“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篇文章竟给百里之外，素不相识的作者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陈思和感慨道。

▲作家赵本夫，他的小说《“狐仙”择偶记》曾吸引陈思和的注意，并写成了评论文章《农民的爱情》

已是一头白发的他，讲起这段经历给自己的教训，依然铿锵有力：“作为文学评论家，不仅要精通专业，更重要的是要有胆量，要有强烈的正义感，并且要努力坚持那些对的东西。” 此后，陈思和逐渐意识到作为评论家的责任，他表示：“我后来很少再怕受到批评。”

评论家对社会生活而不是作者发言

大学毕业后，陈思和留校任教，他的兴趣点逐渐从古代文学转移到现当代文学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代作家的代表恐怕非巴金莫属。当时，巴金住在上海武康路。空余时间，陈思和常去拜会，这为他的巴金研究提供了动力。

1933年，巴金以自己的家族为原型，发表长篇小说《家》，控诉封建大家庭罪恶。陈思和回忆，某次自己和巴金讨论起其中的顽固分子高老太爷，这个形象对应巴金的祖父，一向被视为封建礼教的代表。在现场，陈思和生动地再现了两人的对话：

“你的祖父其实不顽固，为何要把他写成那样呢？”

“他怎么不顽固？他顽固的！”

“你想想，你中学时就被他送去读外文，可以说是为预备留洋打算的。他甚至把老三老四送去日本学习法律，可见也挺开明，怎么能说是顽固呢？”

“他反对我们参加学生运动。”

“这也不构成理由吧，现在参加学生运动，长辈也是会反对的。”

这场谈论结束后，巴金想了想，点头同意了陈思和的观点。“我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评论家和作者之间的关系”，陈思和认为，有时，评论家的脑子是比作家的脑子更清楚的。作家创作运用的是形象思维，他们创作时被自己强大的情感力量所蒙蔽，脑子里往往一团糟，但同时又充满着充沛的情感和不竭的表达欲望，因此能写出优秀的作品。而评论家评论作品运用的是理性思维，需要分析现象后面的本质问题，而不是跟着作者的感情走。他笑称，跟着作者的感情走，那就是普通读者，而不是好的评论家。但与此同时，陈思和强调，评论家心里也需要充满感情，不然也写不出好的评论。

▲陈思和认为，评论家评论作品运用的是理性思维，要分析现象后面的本质问题，而不是跟着作者的感情走

在陈思和看来，文学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不管它写的是古代的事还是现代的事，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他认为文学评论家的文章不是对作家发言，而是对社会生活的发言。他的评论不是写给作家看，而是写给在社会上普通的群众看。文学作品中某些作者都不一定清楚的社会现象，需要评论家去挖掘和分析。

理论之外，文学批评需融入对生活的理解

在学校教书时，陈思和常遇到学生提出的难题：“老师，你用什么理论去解读作品？”他坦言，这其实源于当下写论文的风气：把一个好的文学批评理论例如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像公式一样套到不同的小说当中，得出看似不同的结论，以此写成一篇论文。面对听众，陈思和直接地表达了对此类机械化的文学批评手段的反感。

他以自己的文学批判经验为例，初读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时，变成寡妇后的上海白家小姐白流苏和青年公子哥范柳原的爱情故事让他感觉颇为烦躁。“张爱玲太啰嗦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读读停停，却在这种事无巨细的写作风格下乱了手脚，无法理解白流苏和范柳原在香港的爱情纠葛。

▲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

一次细读中，陈思和发现了小说中的一个细节。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柳原叹道：“……流苏，你不爱我。”流苏道：“怎见得我不？”柳原不语，良久方道：“《诗经》上有一首诗——”流苏忙道：“我不懂这些。”柳原不耐烦道：“……我念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摘录于张爱玲《倾城之恋》，有删减）

细心的他看出，范柳原念的诗经中的句子，用错了字词（“与子成说”误为“与子相悦”）。究竟为何如此？陈思和由此推测作者的意图，或许是指向对爱情和自己不坚定之人才会出现这种误用。他继续在脑海中联想，此二人久久不能相爱结合，非要等战争爆发，才盼来最终的爱情。想到这里，小说中的情节突然连贯起来：范柳原向白流苏求婚总是用纯西方的求爱方式，例如把她介绍给自己的许多朋友，或是说一些隐喻之类的话语，但最终始终没有实际行动来表达感情；相反，出身传统家庭的白流苏则渴望有一种安稳的生活，却在范柳原的身上始终感受不到这种感觉，因此一味地推诿躲避。“我当时才顿悟，这两人之间的不合拍，实际是源于中西文化的矛盾。”陈思和舒了一口气，他坦言，那会儿自己对这部小说基本理解了，心结终于解开了。

这段与小说“神交”的经历，让陈思和十分珍惜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积累。他认为，空洞的文学理论无法完成真正的文学批评，理论需要融入到自己的观点中去解读作品，而这些观点则是要反映自己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对人性的宽容的认识。

▲讲座结束后，陈思和为热情听友签书

演讲的最后，陈思和聊起文学评论工作者的艰辛。以俄罗斯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对于果戈理的文学批评为例，他指出，有时候评论家对一个作家的预言会出差错。例如，一个作家写出了一部不错的作品，评论家预言他将会取得更高的成就。然而，这位作家的下一部作品却一塌糊涂，于是评论家不得不去修改自己过去写作的文章。

“可以说，作家和批评家是共同成长的”，陈思和总结道。从改革开放之初至今，他笔下的文学批评文章见证了中国一大批优秀作家的成长。而对他自己而言，年轻时对文学的冲劲，在四十年的磨炼中，添加了颇多成熟和勇敢的气性。如今的陈思和，写作和演讲之余，时常为国内缺乏年轻的自成一派的批评家的现状感到担忧，回首漫漫文批之路，他感慨：“批评家的功夫是要用阅历，在日积月累中形成和锻造的。”

▲陈思和文集七卷本：《星空遥远》《巴金的魅力》《新文学整体观》《名著新解》《营造精神之塔》《告别橙色梦》

作者：丁怡  刘方洲   编辑：李伶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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