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后采访）最终目的不在“赔”而在“修”

——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教授张梓太

文汇报：作为一项新生事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要从原则走向制度，当务之急是什么？

张梓太：应该加快相应的立法进程。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进行完善、系统的立法工作，以弥补目前个案中存在的法律依据不足的问题。

此外，与法律手段相关的配套举措也应抓紧开展。比如有必要借助责任保险和公益基金等机制，确保环境的有效修复，在追责与企业发展间实现平衡。保险方面，可以尝试开展强制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基金方面，可以尝试建立区域基金账户或者行业基金账户，当污染风险高的企业建立时，就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污染行为“买单”。基金账户的建立，需要民政部门和税务部门的支持。

文汇报：应该如何看待环境司法鉴定报告在损害赔偿案件证据中的地位？

张梓太：只有对损害结果给予科学鉴定，才能有效追究违法企业的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吴峤滨副处长日前表示，环境司法鉴定应当以“关键但不必需、重要但不唯一、依靠但不依赖”为定位。我对此表示认可。

环境司法鉴定报告能否作为证据采信？需要法院给出答案。环境案件专业性极强。未来，一方面，法院应该加强环境案件审理专业能力；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部、司法部等相关部门，应该对环境司法鉴定机构的进入门槛、程序以及后续责任进行规范，保障鉴定的公正。

文汇报：实践中，量化环境损害使用哪种计算方法，往往会成为争议焦点。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张梓太：两种不同方法计算出的赔偿数额可能相差数倍。目前，个案实践中往往采取某个或者某些专家的意见，我的建议是，生态环境部、司法部等相关部门应将相关专家委员会的力量组织起来，出台一套规范的、细化的、可操作的“推荐性方案”——大气污染有几种，土壤污染有几种，水污染有几种……针对相应的类型，双方当事人一起进行选择，最大限度地满足双方的权利需要。

我们应该明确，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的最终目的是修复，而不是赔偿。尽量弥合双方的分歧，有利于后期修复的执行。

文汇报：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一方是政府，一方是正在坐牢或者面临坐牢风险的企业违法人员。在此情况下，如何才能保证公平公正？

张梓太：诉讼中，最重要的是程序公平，给予双方当事人同样的权利。

另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规定了“磋商前置”。如果双方直接坐下来磋商，强弱对比十分明显。行政主体参与损害赔偿纠纷处理后，应尽快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仲裁制度。仲裁相较于诉讼，具有简洁、高效的优势，相较于磋商，又具有规范、专业的优势。

文汇报：未来两年，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会大量出现吗？

张梓太：我认为暂时不大可能。对于作为原告的政府而言，损害赔偿诉讼并非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途径，它耗时耗力耗钱，相对于其他惩治手段而言，会“慢”一些；现今提起案件的总量还很少，几乎都是涉及巨额赔偿金额的“大案”，而环境案件不可能都是“大案”，不少小案的赔偿金额可能比鉴定费用还低；此外，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理顺。

如果政府对于提起损害赔偿案件没有动力怎么办？我认为应当建立对生态环境损害索赔行为的监督机制。因为索赔对于政府而言，不仅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责任。如果政府符合条件却未向污染企业索赔，上级政府可以监督下级政府；同时包括检察院、社会组织在内的机构有权提起公益诉讼，促使政府履行保护修复环境、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

作者：赵征南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朱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