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前的今天，1964年10月16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4年前的今天，2014年10月16日，《文汇报》用8个版面的特别报道纪念中国原子弹爆炸50周年。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试验中，除了那些被历史铭记的两弹元勋，还有一大批参试人员默默地付出。出于保密需要，没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甚至他们中的很多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为核爆成功发挥了多大作用。那时有多少人为我国的原子弹事业奉献了青春年华，又有多少人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受条件所限，具体数字已无从知晓，但党和人民绝不会忘记。

日前，本报记者 获得了一些目前仍健在的原子弹参试人员信息，立即奔赴青海西宁、河南郑州、江苏常州等地看望这些老人。他们分别是青海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刘兆民（80岁）、杜学友（80岁）、罗惠英（74岁，现居上海），罗布泊马兰基地的八千里巡逻队副队长王万喜（73岁），阳平里气象站站长王国元（76岁）。50年时光飞逝，但老人们心中的自豪感丝毫未减。

即便环境艰难得无法想象，却从未动摇过那一代人的决心。就像杜学友老人说的，那时的年轻人有闯劲，明知有危险还是不怕死，敢于攻坚克难，人人都拥有一颗奉献之心，为祖国争光是所有人的心愿。

罗布泊：八千里路云和月

180天，4150公里，不带通讯器材，衣食住自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前，为严防无关人员误入试验禁区，保证群众的绝对安全，基地的7名警卫战士沿着罗布泊最荒凉的地带徒步巡逻8300里，在半年中人均磨烂12双鞋。他们曾多次断水断粮，但每一次都顽强地坚持了下来。

1964年4月，核试验基地指示王万喜所在的警卫营四连抽调骨干力量，组建一支精悍的“打猎队”：队长何仕武，副队长王万喜，队员王俊杰、司喜忠、丁铁汉、潘友功，卫生员王国珍。当时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周围，有大片情况未知的地域，核爆前必须有部队先行来到这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巡逻，一块一块梳理：把老百姓请出来，把流窜人员赶出去，把可疑坏人抓回来。名为“打猎队”，实是为了确保核试验区安全的巡逻队。

皆有极强单兵作战能力

为何被选中的是警卫四连？王万喜说，当时的一、二、三连都是内地整建制搬到新疆，只有四连是新组成的连队，被选中的七人常年担任高度分散执勤任务，具有极强的单兵作战能力：比如跑60公里山路腿不软的“飞毛腿”司喜忠、脚上老茧太厚以至于光脚巡逻都不起泡的“铁脚板”丁铁汉、不怕干渴颇能负重的“骆驼”潘友功，还有“神枪手”王俊杰。

1964年4月12日清晨，巡逻队离开马兰驻地，一路向东。13日，小队来到铁板河，在河边的土丘上挖了一个存放粮食等物品的土坑，掩盖好之后清除脚印以防破坏。

15日，小队带上半个月的生活用品，正式开启了“天当房，地当床，披着星星和月亮；风梳头发沙擦粉，八千里路用步量”的巡逻。战士们全副武装，每人背着被子、毛毯、雨衣、水壶、冲锋枪、手榴弹、行军锨镐、指南针、军用地图，还有粮袋和简易炊具，平均负重近40公斤。他们保持三角队形，交叉前进。

半瓶醋三支葡萄糖救急

在王万喜的印象里，最危险的一次巡逻在楼兰古城。1964年8月，地图上的楼兰古城距孔雀河只有30公里，小队决定轻装前往，当晚赶回，每人只带两壶水，一袋压缩饼干。可没想到实地非常难走，耽误了行军时间。

抵达楼兰古城已至下午，带的水已喝光，此时山西籍潘友功带的半瓶醋起到了作用，每人抿一口。体力透支严重的战士们还想吃饼干，可饼干在嘴里像锯末一样就是咽不下去，一呼吸饼干末全吹了出去。

第二天中午，卫生员拿出身上仅剩的三支应急葡萄糖，四个团员每两人喝一支，三个党员共喝一支。大家坚持前行，到河边的最后3公里路花了3个小时，他们一头扎进河水，平时苦涩得让人拉肚子的水竟如此香甜。

原子弹铁塔下的最后一夜

8月下旬，巡逻队又加入四名新兵。10月14日，巡逻小队接到了新的任务：15日晚上为爆心的铁塔站岗。他们来到托举原子弹的高耸铁塔下，在指定的9个哨位，对铁塔东、南方向进行昼夜不停的巡逻，队长何仕武和副队长王万喜负责查哨。背着铁塔，老战士在较偏远哨位站哨，新战士在较中间站哨。面对戈壁滩的深夜，新战士很紧张，王万喜就和队长在新人的哨位上画个圈，交代不许离开圆圈。即使刮大风站不稳，新战士也要坐在圆圈内，以致圈内的土地被磨出了一片白印。

前半夜满天星斗，哨兵们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紧握钢枪，心情激荡；后半夜西北风呼啸而至，风沙迷眼，绿豆粒大的沙石打在身上，哗哗作响。但他们依然感到这是祖国对他们的信任，是上级对他们胜利完成八千里巡逻任务最高的奖赏。

第二天中午12时，王万喜接到了撤场离哨的命令。回到观察点，在观察员提示观看时，蘑菇云从地面升起，越扩散越大，那场面叹为观止……

金银滩：全尺寸爆轰试验

1958年，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正式批准创建。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工人和解放军，在这块1170平方公里的神秘禁区内，攻克了原子弹、氢弹的技术难关，成功进行16次大型模拟核试验，实现武器化过程。1995年，该基地全面退役，被移交给当地政府。如今，它已成为西海镇，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通过刘兆民、杜学友、罗惠英三位老人的回忆，记者仿佛走进了那艰苦与辉煌的岁月。

普通铝锅融化炸药

位于青海湖东岸的金银滩草原，因开满黄色的金露梅和白色的银露梅得名，“西部歌王”王洛宾所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就在此处。1957年，一架飞机在金银滩上空盘旋好几圈后，掉头向东飞去。机上的专家思考许久，做出了一个改变这块草原命运的决定。他们是为寻找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而来的。

由于核武器研制是一项危险性大、放射性高、技术性强并严格保密的工作，因此一定要选一个偏僻、安全的地点进行。处在祖国大西北的金银滩草原，令专家眼前一亮：这里距内地较远、离任何一条中外边境也不近；它四面被祁连山余脉包围，外人难以进入，中间地势平坦适合建厂，地域广阔便于疏散；对物资供应而言，和西宁市100多公里的距离还算便捷。因此，这里完全可以担当中国的“洛斯阿拉莫斯”。

1958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批准了核武器工程选址报告——定在金银滩。

1963年初，年仅29岁的刘兆民从北京来到青海基地二分厂，成为第一批抵达金银滩的科研人员之一。那时，他连帐篷都没得住，只能睡“干打垒”。“干打垒”是一种半地下建筑，地下的坑有1米多深，坑的四周堆起土坯。那时，每个垒可以放三张床，住三个人。“现在觉得跟住羊圈一样。”刘兆民说。

当时，为了应对那里的恶劣环境，参试人员均配发棉帽、棉大衣、棉鞋和床毡子，简称“防寒四大件”。刘兆民说，“干打垒”四面透风，他睡觉前怕冻着从来不脱棉衣，棉帽子也戴着，等到被窝捂暖和了，再把棉裤脱掉。

睡不好，还吃不饱。刘兆民那时每天只能领到8两粮食，对于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来说简直杯水车薪。刘兆民和同伴们坚持进行炸药的压装和铸装工作，他们用普通铝锅融化炸药，手工搅拌炸药，将黄板纸做成各种形状代替金属模具，制造出一个个筒状、球状、半球状的炸药部件。

基地唯一的私人合影

在当时，原子弹研制属于国家最高机密，基地所有工作都在保密状态下进行。基地还有很多掩护名，比如“青海矿区”等。为此，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电影《金银滩》不得不停映，金银滩也从地图上神秘地消失了。

直到现在，刘兆民依然可以背出基地最基本的保密三原则：“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绝不能知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刘兆民甚至不知道这是基地研制的，直到后来文工团来慰问演出，他才从演员的加工、安装、运输的动作中，猜到自己的工作和原子弹有关。

据他介绍，基地内分厂、车间、产品、实验任务等一律使用代号，车间门口有警卫站岗，工作人员必须出示专门证件才能进入工作。而且，不允许到别人的岗位“串岗”，串岗不是劳动纪律问题，而是直接涉密。他在基地工作了30多年，没有拍过一张照片，因为在基地退役之前，绝不允许个人在基地内拍照。

不过，在海北州的基地纪念馆内，留存有一张基地的合影：4人穿着厚重的棉衣棉裤，其中1人短发，3人扎着羊角辫，在一间厂房前，她们四人互相挽着，微笑着站成一排。馆长李成君透露，这是基地唯一一张私人合影。记者找到了其中的一位主人公——罗惠英。她原是上海第九女子中学高三学生，和同在上海读书的其他3人一起于1958年被抽调到陕西宝鸡一家保密厂，1963年调往研制基地。她们4人被分配到机关器材处，任务是根据需求列计划，到全国各地订购器材。“但对谁都不能说在什么地方工作，是干什么的。”罗惠英说。

机关政治部派人对某设备破损程度进行拍照，由于罗惠英等人初到基地，又在基建材料处，身后便是四人同住的帐篷。拍照者希望给四位来自上海的女学生留个影，照片洗出来以后就一直藏在相簿里。拍照者和她们四人，谁也没敢拿出来让第6个人知道这事。

一比一“冷试验”成功

在那个没有升降机等专业设备的年代，无论是基地内电厂、住房的修建，还是各类模拟试验的前期准备，都少不了吊装班帮忙。每次，班长杜学友和他的同伴们只能借助卷扬机等机器，完成悬挂物的升降，甚至有时还要冒着大风徒手爬上数十米的高空。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基地六分厂一次又一次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的蘑菇云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顺利绽放。

六分厂即爆轰试验场，根据不同的试验目的和规模分别进行爆轰冲击波试验、核武器冷试验、常规武器试验等，以获取所需的各种能量和技术参数。记者来到现在的试验场，放眼望去，只有连绵的山坡和枯黄的长草。在这片200多平方米的草坡下，隐藏着一个5米多高的秘密建筑——目前已被开放成景点的秘密工号。

这个工号为一掩体，外面有一块厚达1.3米、锈迹斑斑的钢板，上面布满坑坑洼洼的小槽，是当年做爆轰试验时各种冲击波留下的痕迹。掩体内部，通风室、物理力学观测室、环境污染观测室一应俱全。钢板上还有数个方形或圆形孔洞，通过这些孔洞，掩体内的高速摄像机和观测仪就记录下爆炸瞬间的图像和数据。

“原子弹爆炸前最为关键的一次模拟试验曾在这里进行。”杜学友告诉记者。

1962年底，技术人员开始在金银滩着手准备第一次一体化试验。这是一次缩小尺寸的爆轰试验，用的是模拟材料，主要看结果与指标是否相符。

杜学友回忆，第一次试验在1963年的冬天进行，一辆辆汽车载着科学家、工程师驶入六分厂，原子弹的主要部件装在一辆专用车里。随后，工人们就把原子弹的各个部件组装起来，经过吊装、插雷管之后，所有人安全隐蔽。点火命令发出后，控制室里的科研人员检测并记录到点火装置在炸药浇铸件内点燃的精确时刻，并通过胶片和已有数据的测算，确定向心爆炸波和点火装置均达到要求。

这次试验使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和一系列试验的结果获得综合验证，在此基础上，1964年6月6日，原子弹全尺寸爆轰模拟“冷试验”开始。

所谓“冷试验”，是针对“热试验”来说的。原子弹由高能炸药和核部件组成，高能炸药爆炸压缩核部件，使其裂变产生能量，并将其释放出去就是“热试验”；而“冷试验”则不加入核材料，进行爆轰试验，以检测除了核材料外的部分运行是否正常。

杜学友说：“那天上午，当警报响后，所有人都不再出声，草原上安静得出奇。突然间就出现一道强烈的闪光和烟雾，一声巨响震疼耳膜，大家都欢呼起来。”通过后续分析，试验结果达到了预先的设想，原子弹工程胜利在望。

阳平里气象站：锁住蓝天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时，距离爆心最近的单位是阳平里气象站，两地相距只有5公里。最近则意味着最具代表性，他们的观测一年365天从不间断，到核试验前，平均每年观测量超过8000次。用时任站长王国元的话说，从1960年建站起，阳平里站就像定位桩一样钉在了罗布泊，任凭风吹日晒。1966年2月23日，国防部正式授予阳平里气象站“模范气象站”的荣誉称号，以表彰他们的“千里眼”、“顺风耳”。

用饭勺挖土放置仪器

1960年初，空军气象测报兵王国元接到了一纸调令，立刻从福建龙田机场赶赴新疆马兰基地。11月4日，任务明确——“在东大山以东的戈壁滩上建立一个气象站，填补那块戈壁滩上的气象空白点，为部队今后执行任务打先锋”。7日早上，王国元等4名气象兵和4名警卫战士及2名汽车司机共10人，乘坐一辆“六三车”，到核试验场区寻找一根带编号的定位桩，在那里建立阳平里气象站。

第三天傍晚，找到了建站的地方，大伙赶紧在避风较好的无名大沟东面搭帐篷，还在沟东沿比较平坦符合规范的地方安装气象仪器。戈壁滩10公分以下就是坚硬的盐碱块，要把观测仪器安装起来很难。受条件所限，没有镐，就用帐篷上的钢钎往下砸；没有锹，就用盛饭的勺子往外挖。经过一番苦战，终于把百叶箱、风向杆、帐篷安装起来了。

罗布泊试验场区有史以来第一份气象资料，诞生于1960年11月12日8时。那天，王国元和战友们记下了包括温度、湿度、气压、云量云状、地面高空风向风速等数据，然后，4位气象兵在记录末尾庄严签下各自的名字。

爆前观测，吃下定心丸

气象工作在核试验任务中的作用，用一句话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如果由于气象因素导致计划临时更改，不论是提前或推迟，即便试验成功，但相关测试势必受到影响，造成的损失将无法弥补。

“无风不行，更不能降雨，以免放射性尘埃集中降落在某一个地区。工作人员全在爆心西边，所以不能刮东风，只能刮西风，西风也不能太大，太大会刮到人口稠密地区。地面风速小，高空风速大，这样最有利于放射性尘埃扩散。而且要求蓝天无云，能见度极好，方便摄影留图作分析。”王国元一口气说出了核试验对气象条件的几项基本要求。

10月12日，大风又来了，王国元和战友们此时的工作更加忙碌，预报人员期待用这些观测数据找到坏天气的“尾巴”，观测从一小时一次变为半小时一次，高空气球施放间隔从8小时缩短至1小时。16日上午9时，王国元带着两个观测员、一个司机来到安放原子弹的塔下，开始核试验前最后一次观测。结果非常完美：气温适中，风速4米/秒以下，天色蔚蓝，能见度在20公里以上。10时，王国元撤离爆心。到达爆心西边80公里外的撤离点后，已连续苦战三天三夜的气象兵们一下车就进入了梦乡。

“零时”到来后，王国元被战友叫醒，看着远方的爆炸，他跳了起来。“4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王国元和战友们一起泼沙子庆祝。

作者：赵征南
编辑：赵征南
责任编辑：朱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