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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隆县三宝彝族乡地处滇桂黔石漠化集中连片区，是全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总人口5853人，其中彝族和苗族人口占比98.7%，2016年底贫困发生率高达57%，被认为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典型地区。

2017年6月，在三宝彝族乡调研时，当地严峻的脱贫形势引起了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深深的思考。孙志刚强调，必须努力闯出一条决胜脱贫攻坚的新路子。

搬迁，成为三宝脱贫的唯一选择。晴隆县委县政府作出了一个艰难而勇敢的决定——整乡搬迁。

1.从三宝到阿妹戚托

早上8点多，杨进菊打开她的小超市，开始整理货架上的矿泉水、方便面、饼干、牙刷等日常杂货，等待开门后的第一位客人。

坐在店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杨进菊感慨：“没想到我们也能过上城里人的生活，漂亮的小楼房、公交车、医院、学校……我们这里开起了好几家饭店和服装店，那边还有加工厂，这是以前在电视剧里面才能看到的画面。”

杨进菊的小超市位于阿妹戚托小镇，这个小镇不仅有一个美丽的名字，还有如画一般的环境。走进夏日的阿妹戚托小镇，一栋栋彝族风情浓郁的亮褐色钢筋混凝土小楼依山而建，台阶式的建筑布局让民居错落有致，曲线坡面屋顶尽收眼底。

这个美丽的小镇，和杨进菊的老家三宝彝族乡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

阿妹戚托小镇毗邻县城，是晴隆县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将容纳晴隆县各乡镇的8000名搬迁户，其中5000多人来自三宝彝族乡。

从已与晴隆县城连为一体的阿妹戚托小镇到三宝乡，距离不过50公里，但路途曲折，熟识路况的驾驶员全速驾驶，也至少需要一个半小时才能抵达。

说起三宝的历史，贵州省彝学研究会副会长、黔西南州彝学研究会会长陇光国情不自禁地唱起自己编写的歌曲《三宝红》：“有一个叫三宝的地方，散落着彝家一个个村庄。许多年前避战祸来到这里，过着与世隔绝的时光。柳笛随风伴着忧伤，月琴声声诉说衷肠……”

歌曲中传唱的“战祸”，指的是明朝弘治十五（1502）年王轼平定贵州米鲁之乱这一史事，当时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杀，彝族和苗族人逃亡到三宝的深山老林中定居，从此与世隔绝。如今，全乡5853人中彝族和苗族人口占比98.7%。

三宝“藏”得住人，却养不好人。

三宝乡山高坡陡，多悬崖峭壁，石漠化导致工程性缺水严重，少量的坡耕地也是跑水跑肥跑土的“三跑土”。放眼望去，看不到百亩以上的平地，产业难以集聚发展。因为条件限制，三宝彝族乡党委政府所在地周边人烟稀少，只有37户人家。

由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当地大部分百姓长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截至2016年底，全乡贫困发生率仍高达57%。又因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三宝人和外界互联互通比较少，群众的思想仍然比较保守。

在三宝乡调研时，当地严峻的脱贫形势引起了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孙志刚深深的思考。三宝乡作为全省极贫乡镇之一，是脱贫攻坚必须啃下的硬骨头，孙志刚强调，必须努力闯出一条决胜脱贫攻坚的新路子。为此，晴隆县委县政府做出了一个艰难而勇敢的决定--整乡搬迁！

2.搬迁，解决就业当先

易地扶贫搬迁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在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探索搬迁扶贫，史称“三西吊庄移民”扶贫。

2020年之前贵州规划易地扶贫搬迁188万人，和这个数字比起来，三宝的5000多人不算多，但整乡搬迁无疑是易地扶贫搬迁这块“硬骨头”中最难啃的一部分，对晴隆县乃至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而言，三宝彝族乡整乡搬迁是一次大手笔，也是唯一的选择。

如果500年前彝苗同胞躲进三宝是一次辛酸的“逃亡”，那么500年后的搬迁则是一次迈向幸福未来的“回归”。但搬迁同样会有阵痛，更何况是整乡搬迁。

搬到城里没有土地，吃什么？对于搬迁，不少村民疑虑重重。

搬迁，就业是关键。搬迁户对于新生活的恐惧源于对就业的担忧，为了解决搬迁户的就业问题，晴隆县坚持以产定搬的原则，组织企业到三宝乡和县城开展就业招聘，抓好安置点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园和农业观光园项目建设，预计可以带动三宝乡1000个劳动力就业。

除了让搬迁户就近就业，当地党委政府还成立人力资源公司组织劳务输出，目前三宝乡3000多劳动力中有47%在外务工。

“我们公司和长三角、珠三角的40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进行劳务输出，去年下半年组织了700多人外出务工，最近又组织了300多人。”晴隆县汇众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杨国强告诉记者，现在沿海地区的轻工企业平均每月收入在4500元以上，而且劳动力供不应求。

3.“尖刀班”，作用不一般

针对三宝乡的民族构成情况，晴隆县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协调少数民族干部和当地走出来的致富能人深入群众进行走访动员，尤其是复转军人、知识青年、返乡农民工等有过外出经历的本地人。

柳世泽、柳松、柳仕状、柳仕武4兄弟均是三宝乡三宝村长耕组人，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分别考取了黔西南州兴义市、兴仁县等地的公职，为了帮助家乡人早日搬迁，他们在晴隆有关方面的协调下回到三宝，磨破嘴皮和自己的亲戚朋友讲政策、讲感情、算成本，现身说法，动员家乡的村民搬迁。

在他们的努力下，如今长耕组的村民已全部搬迁到阿妹戚托小镇，4兄弟也因为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被称为“柳氏尖刀班”，而“尖刀班”班长柳世泽却因为劳累过度病倒在床。

“尖刀班”的另一位柳氏兄弟柳仕鸿，曾在甘肃当兵16年，2015年退伍回到晴隆以后加入黔西南州彝学会。看到自己的兄弟没日没夜下乡动员群众，他用自己的退伍费在阿妹戚托小镇开办了彝外婆服饰加工厂，带动了20多名彝族搬迁妇女就业。

2016年，90后陈红珍从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毕业，那时候她是三宝唯一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出身贫困家庭的她因为党的政策上得起学，有了文化。在乡镇卫生院工作一年后，陈红珍感念党恩投身脱贫攻坚一线，加入三宝乡干塘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林下生态土鸡养殖项目。

知道整乡搬迁的政策以后，陈红珍三番五次给老家的邻居和亲戚们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搬迁的好处。陈红珍在亲戚朋友眼中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姑娘，在她的动员下，干塘村大干塘组59户人已经有45户签订了搬迁协议。

当初和陈红珍一起加入合作社创业的另外两位小伙伴如今都已经离开三宝，但她仍然坚持要把林下生态土鸡养殖项目做好。看着陈红珍终日为了合作社和乡里的搬迁工作忙碌，三宝彝族乡党委副书记、副乡长刘金松常常提醒她要关注自己的个人问题，陈红珍却说：“等乡亲们脱贫了，我再脱单。”

4.搬家，也要带走文化

黄果、煤炭、杉木，这是三宝彝族乡的“三宝”，除此之外，三宝更有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人搬到县城，文化是否还能留住？

为了打消搬迁群众对迁入地的陌生感，留住文化的根，安置点以三宝人熟悉的彝族原生态舞蹈“阿妹戚托”命名。

阿妹戚托是源于三宝乡的一支群体原生态舞蹈，汉语意译为“姑娘出嫁舞”。在彝族姑娘新婚出嫁时，村寨中的女眷会相聚一起“以足传情”，用脚掌发出的踢踏之声节奏整齐，令人震撼，被誉为“东方踢踏舞”。

在老三宝人陇光国的心里，阿妹戚托并不是一支单纯的婚俗舞蹈，动感的艺术形式传达的是一套完整的道德教化体系。陇光国说：“除了表达女伴们依依不舍的心情，阿妹戚托更重要的是告诫新娘出嫁之后要勤俭持家、孝敬公婆、相夫教子、尊重寨邻。”

阿妹戚托小镇的建设充分尊重了苗族和彝族的文化习俗,在苗族居民安置区别出心裁地依山打造了一座“牛头山”,在彝族居民安置区则打造了一座“虎头山”,安置区的街道均以三宝的村寨命名，让搬迁乡民能够在阿妹戚托的新家记住乡愁。

“我们的搬迁不仅要把老百姓搬出来，还要把文化搬出来。”陇光国认为，只有把彝族和苗族文化搬出来，才能让搬迁户对阿妹戚托小镇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不仅如此，还要“让文化形成产业，让搬迁户能够安居乐业。”陇光国说，只有以产业带动就业，搬迁户才有安全感。

作为黔西南州彝学会的领头人，陇光国积极发动彝学会成员的力量参与三宝彝族乡整乡搬迁，一方面在搬出地打民族牌、亲情牌，动员少数民族群众搬迁，一方面在搬入地发展民族特色文化产业，为搬迁户提供就业岗位。除了彝族特色服饰以外，彝族烤茶“三宝红”已在阿妹戚托小镇投产销售，彝族青蒿土碱面、彝族咂酒产品也开始加工试产。

5.村民变身新市民

“黔西南州新市民居住证。”这是每一个住进阿妹戚托小镇的三宝人都有的新身份证件，上面有户籍地址和居住地址。

新市民居住证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名称，还是搬迁户在就医、入学、社保等方面享受和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的凭证。

“我们一家14口人搬到这里，有7个人享受每人每月470块钱的低保，老家的11亩地流转给公司种皇竹草，一亩地每年500块。”坐在新家门口，从三宝村三宝组搬来的75岁老人高国云掰起手指说，这笔钱已够他无忧无虑地生活。

不过最让高国云开心的，是安置点事先解决了几个孙子读书的问题。

为了让群众安心搬迁，晴隆县委县政府率先将724名“三宝娃”搬迁到县城就读，实施“整班搬迁”甚至“整校搬迁”，让三宝的孩子共享县城教育资源，和城里的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也通过“小手拉大手”带动搬迁。

文安学是高国云在三宝村的邻居，搬到阿妹戚托小镇之后他们依然是邻居。文安学的老伴在安置点从事保洁工作，每月有1800元的收入。老伴患有高血压、关节炎、糖尿病等多种病症，政府解决了医保问题，看病买药也不花钱，这让文安学心里非常踏实。

“以前出门就是一脚泥巴，现在有这么宽敞的水泥路和漂亮的房子，有谁不想搬呢？”作为搬迁户的一员，高国云十分了解村民的心思：“只要把务工的问题解决了，有稳定的收入，没有人不愿意搬。”

截至目前，三宝乡1233户5853人已有879户 4116人签订了搬迁协议，占应搬迁人口的70.3%，整乡易地扶贫搬迁的“硬骨头”算是啃下了一大半。不过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留下来的往往也是最难搬迁的。晴隆县委书记张国志表示，三宝整乡搬迁的工作一刻也不会松懈。

来源：当代先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