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喜欢巴黎多于世界其它城市，巴黎最让他难忘的是“大又多”的旧书店。(均受访者供图)

提起“郑克鲁”，很少有人能像听到“雨果”“巴尔扎克”“凡尔纳”“司汤达”“小仲马”那样立即反应过来。但正是这位翻译家，让几代人的中学年代沉浸在　《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茶花女》《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这些法国经典小说中。

在中国翻译界，20卷的《傅雷全集》和27卷的《许渊冲全集》堪称经典，令人钦佩。而郑克鲁已完成文学翻译著作1700万字，著作和编著2000万字，学术论文和其他各类文字几百万字，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郑克鲁文集》共28种38卷。

除去1981年至1983年在法国做访问学者，郑克鲁后来只短暂地去过两次法国。在他心里，他喜欢巴黎多于世界其它城市，巴黎最让他难忘的是“大又多”的旧书店。在巴黎时，他一个星期会去几次旧书店，“当时最喜欢在那里淘书，1欧元能买十几本书！”郑克鲁说。

对于79岁的郑克鲁来说，翻译是件没有止境的事，他说：“我会翻译到不能再翻译了，恐怕也不是很久远的事。我只不过就是没事干，用翻译来充斥时间的流逝。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不留下什么东西就什么也没有。人总是要死的，但我想留下一些东西。”

▲郑克鲁(中)和《外国文学史》副主编蒋承勇(右)等在一起。

26000字的法语字典背了两遍

第一次背的时候，6页字典他背了一小时。上午开会的时候，他默背，中午午睡前再将上午背的背一遍，晚上在蚊帐里打个手电筒背字典，一天三遍。

郑克鲁有一双矍铄的眼睛，跟人交谈时，他会像注视文字一样注视着人。回答问题，不缓不慢又极为认真。

1939年出生的他，辗转过中国的大片土地：出生在澳门，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从海南到上海，求学在北京，遭遇“文革”后又到了河南和安徽，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

“最适应的还是上海。”郑克鲁说。

1957年，郑克鲁从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毕业，喜欢俄罗斯文学的他原本打算报考北京大学俄语系。不巧的是，那一年北大俄语系不招生，他不得不报考了北大法语系。在北大时，由于他文字能力出色，还担任了北大校报的编辑。

从北大毕业后，郑克鲁到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先生。1965年郑克鲁攻读完研究生课程后就留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了。当时卞之琳是外文所所长，他曾对郑克鲁说：“年轻人也要搞一点当代文学。”卞之琳简单的一句话，却让郑克鲁记了大半辈子，也影响了他的翻译生涯。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处于“文革”期间，这对于外国文学从业者来说并不是一个好岁月。1969年，郑克鲁和社科院其他的研究人员被“下放”到河南信阳，下乡种田，研究工作完全中断。

虽然学了六七年法语，但郑克鲁看起卢梭的《新爱洛漪丝》依旧很吃力，当时他就知道自己的法语水平是不够的。“如果法语不过关，一本书要啃一两个月，我以后怎么从事研究？”郑克鲁经常这样反问自己。

在“下放”的这段岁月里，郑克鲁的法文却突飞猛进：下乡的一年多时间，他把一本26000字的法语字典背了两遍，第一次背的时候，6页字典他背了一小时。上午开会的时候，他默背，中午午睡前再将上午背的背一遍，晚上在蚊帐里打个手电筒背字典，一天三遍，三天之后再把这三天的重新背一遍，直至滚瓜烂熟。开批判大会时，郑克鲁和别人一样拿出《毛主席语录》，只不过他拿的是法文版的《毛主席语录》。背字典、背语录的那段时间忙碌且充实，郑克鲁都没察觉到时间的流逝。

▲季羡林和郑克鲁相谈甚欢。

离开河南时，郑克鲁看《红与黑》《高老头》原著基本没难点了。巴尔扎克的《长寿药水》是郑克鲁翻译的第一篇中短篇小说。1978年，随着“文革”的结束，《世界文学》杂志复刊。《世界文学》复刊的第一期上就刊登了郑克鲁翻译的《长寿药水》。

巴尔扎克的作品有90多部，当时郑克鲁已经读了其中的大多数，丰富的阅读量让他知道巴尔扎克哪部作品在中国还没有翻译并且写得比较精彩，这也是他首选《长寿药水》　的原因之一。“此外，我们都认为巴尔扎克是现实主义作家，但是这部作品结合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我想让人们看到巴尔扎克浪漫主义的一面。”郑克鲁解释。

出于对巴尔扎克的偏爱，郑克鲁在这之后还翻译并出版了巴尔扎克的小说集《家族复仇》。《家族复仇》中收录了巴尔扎克的七篇中短篇小说：《刽子手》《家族复仇》《长寿药水》《柯内留斯老板》《不为人知的杰作》《费拉居斯》《大布勒泰什》。巴尔扎克的小说翻译是郑克鲁翻译生涯的开端。

郑克鲁的曾祖父是晚清著名改良派思想家、爱国民族工商业家郑观应。他坦言，自己学习外语或多或少受到曾祖父的影响，郑克鲁说：“曾祖父学了外语，才能接触到西方的先进文化和观念，并由于他具有思辨的天赋，加上有文字功底和写作的才能，更勤于动笔，这样才有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盛世危言》。我的思考与写作能力也许与他有关，只不过我喜欢的学科不如他那么广泛。我专攻的是法国文学，说庆幸也好，或说是种遗憾，在他的后代中，唯有我学的和从事的是文科，但不管怎样，多少也算是传承他的衣钵吧。”

艺术上没成就不可能成为伟大作家

我对艺术比较看重，一个作家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除了作品内容好以外，艺术上肯定是有成就的，艺术上没有成就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1981年，郑克鲁被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派到法国巴黎第三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两年之后，郑克鲁回国，1985年转到武汉大学任教，他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并担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同时担任国内唯一以法语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等学科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期刊《法国文学》的主编。

在武汉大学期间，郑克鲁陪同校长刘道玉出访法国，协助刘道玉与法国外交部签署了合作协议，恢复了武汉大学法语系等学科与法方曾有的合作关系。1987年3月13日，当时的法国教育部长莫诺利访华时，在武汉大学向郑克鲁颁发了“法国国家教育一级勋章”。

上世纪80年代，外国文学界迎来了春天：每当一部外国文学作品重新再版，读者们都会在书店门口排起长队；“文革”以前几乎被列为“禁书”、被贴上“腐朽反动”标签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开始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郑克鲁和袁可嘉、董衡巽合编的4卷8册《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文革”后国内第一次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品进行大规模翻译。

除了编撰工作，郑克鲁为该书翻译了6篇作品：梅特林克的戏剧《青鸟》，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小说《一个厂主的早年生活》，加缪的小说《沉默的人》，维昂的小说《回忆》和季奥诺的小说《植树》。

关于这套书，作家格非在散文《师大旧忆》中写道：“不过，我们很快也有了自己的独门秘籍，那就是袁可嘉先生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那本书刚刚出版时，人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循着他的纲目和线索，我们找到了更多的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

1987年，郑克鲁调到上海师范大学，随后担任上师大中文系主任和文学研究所所长。当时，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都向他伸出了“橄榄枝”，但为了能让夫人朱碧恒一起调回上海，他最终选择了上师大。

在法国学习期间，郑克鲁收集了很多法国诗歌的资料。回国时，他带回的众多书籍中包含了一大批诗歌作品，他始终认为法国诗歌是世界最优秀的。从波德莱尔、兰波之后，法国诗歌长期执世界诗歌之牛耳。法国诗歌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最大，比如阿波利奈尔、瓦雷里、魏尔伦的作品，影响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诗人。

在上师大任教后不久，他开始了有计划的法语诗歌翻译，后来结集为三卷本《法国诗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并撰写《法国诗歌史》。随后，郑克鲁再次把精力投入到教科书《外国文学史》的编撰中。

郑克鲁用5年时间编撰的《外国文学史》至今还在国内各大高校中文系使用。编撰教材时，郑克鲁特别注意对作家和作品的“艺术分析”，艺术分析往往占了每章节三分之一的篇幅，这也是他和大部分教材编撰者不一样的地方。

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在他看来格外重要。他说：“现在很多人写外国文学史，还是不注意艺术部分。我对艺术比较看重，一个作家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成就，除了作品内容好以外，艺术上肯定是有成就的，艺术上没有成就，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所以，你不研究艺术是不行的。”

在郑克鲁看来，法国小说走在世界的前列是毋庸置疑的。“法国小说和俄罗斯小说、英国小说、美国小说比起来略胜一筹。《红与黑》《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　都是能一口气看完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虽然厚也能看得下去。不可否认的一点是，19世纪西方的小说是很发达的。”郑克鲁说。

▲郑克鲁夫妇1982年在法国。

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翻译

翻译对文字要很敏感，比如一页里面出现三个“美丽”，那这个翻译就完蛋了。我对美丽的意思，至少掌握了十来个词，要回避老是“美丽”、老是“漂亮”。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郑克鲁已经翻译了17部21卷法国文学作品，包括《悲惨世界》(上中下)《巴黎圣母院》《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上中下)《茶花女》《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神秘岛》《局外人》《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九三年》《笑面人》《名人传》《青岛》《魔沼》《小王子》；文学作品选6种9卷：《法国诗选》(上中下)《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选》《法国名家散文选》《法国名家短篇小说选》；文学史3种6卷《法国文学史》(上中下)《法国诗歌史》《现代法国小说史》(上下)；文学研究两种，分别是《普鲁斯特研究》和《法国经典文学研究》。

“研究生毕业之后从事研究工作，研究之外，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翻译，这已经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怎么形容翻译在我生活中的意义？　很难讲。我没有其它爱好，翻译是我的爱好。”郑克鲁谈到自己与翻译的关系说。

在翻译时，郑克鲁始终坚持“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他说：“我认为翻译中‘信’最为重要，因为作者是在阐述他的观念，译者要将他的观点确切而充分地表达出来，而意译往往会改变原意，所以能不用意译就尽量不去意译；‘达’，就是要有文采，没有文采也不行，白开水不能译成白开水；‘雅’是达到一种美学标准。我的大部分作品，‘信’与‘达’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这得交由读者来评价。”

虽然不是毕业于“中文系”，但是郑克鲁有着不比中文系学生差的中文储备。这源于他喜欢背书的习惯。在海南时，他曾在一个天主教小学上课，那时候，他能把语文课本从头背到尾。“背书是打下文学基础很重要的途径，学生时代，我的阅读和写作经常是年级第一。”郑克鲁说。

在翻译《巴黎圣母院》时，文中写路易十一“病得快死了”，他用了“病势尪羸”这个词。《悲惨世界》中，他把主教“Bienvenu”翻译成“福来主教”。郑克鲁说：“雨果用这个名字，是有用意的，法国文化里没有这个名字。我翻译成福来主教，寓意他给老百姓带来了幸福。”

他强调翻译时对文字的精心打磨和推敲，“做翻译的人对文字要很敏感，比如一页里面出现三个‘美丽’，那这个翻译就算完蛋了。我对美丽的意思，至少掌握了十来个词，就是要回避老是‘美丽’、老是‘漂亮’。”

“我主张一部厚厚的作品要有几个少见的词汇，给读者知识上的补充，看到这个词，读者会查查字典，增加一些词汇量。每个人都用过的词，读者会一晃而过，不会注意。古文里面有的字死掉了，但是你用起来就活了。”郑克鲁说。

郑克鲁评价凡尔纳“科幻小说写得最好，一流作品达不到，二流作品没问题”，他翻译了三部凡尔纳的作品———《八十天环游地球》《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他说：“凡尔纳不是胡编乱造，他写的有科学依据，读完可以学到丰富的知识。《八十天环游地球》　中蕴含着很多地理知识；《海底两万里》　里的海洋生物丰富多彩，见所未见，描绘出是一个神秘的海洋世界。这是他吸引我翻译的动力。”

问世于1949年的《第二性》，堪称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它的著述者———法国著名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由此被称为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精神母亲”。2012年，郑克鲁凭借《第二性》的翻译获得了第四届傅雷翻译出版奖。

提到这部作品时，郑克鲁说：“波伏娃的代表作应该是《第二性》，而不是她的小说。这部作品写得好，理论性强，方面广，把女性问题讲透了。我看过很多女性作品，写得都不如她。男人看了之后会发现‘原来女人是这样的!’女人也要看，有一个女教授跟我说，每一个女孩子都要念一念这本书，它告诉了每一个女性怎么认识自己。”

《第二性》所引用的材料丰富翔实，论证相当严密。波伏娃的生物学知识达到了专业水平，她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相当熟悉，而且涉及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心理学、文学、法律、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特别是第一卷有“很多理论词汇”，专门术语充满了艰深。郑克鲁回忆这部作品的翻译时说：“法文原版长达1071页，译成汉字约有70万字。所以，我翻译时，如履薄冰，以准确理解原文为要，不能意译，不时求证，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才译完全书。”

在2年前的一次采访中，郑克鲁曾说：“我六七十岁后就觉得时间太宝贵了，不能瞎译了，要把精力放在真正的经典上。我现在想把雨果的《笑面人》和《海上劳工》重译，这样雨果的重要作品我就都译完了。如果有时间，我还想把过去遗漏的东西捡起来，比如中世纪的骑士文学，这部分因为在市场没销路，所以没人碰，但作为文化积累它有自己的价值。”

近来，郑克鲁把伏尔泰三本重要的历史著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查理十二》初稿翻译完后，还剩下一些地名和人名的核对工作。他坦言，对于接下来翻译什么书籍已经没有把握了。

“当初把傅雷作为榜样学，但是他的翻译也是有缺点的，不是每一本都翻译得很好。当然，我的翻译也不是每一本都好。有时候有神来之笔，突然冒出来一个词，有的时候思维懒，就想不出来特别好的词，只能不断地要求自己用一些好词。一个小说有几十万句，不可能做到句句都精彩，即使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做到，但我想，也许这样可以留有余地让后人去发挥。”郑克鲁说。

作者：陈佩珍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郑蔚、付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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