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宪展在新疆库车库木吐拉石窟考察。(均受访者供图)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收藏的新疆吐鲁番巨幅石窟壁画。

 

 

 

收藏于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的《文选·班固〈幽通赋〉》。

 

 

 

已经出版的《俄藏敦煌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

 

 

 

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库房的新疆文物。

 

本报记者　付鑫鑫

 

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西域编辑室原主任、敦煌学家府宪展正在写《俄藏龟兹艺术品》的中文序言。明年2月，历时4年《俄藏龟兹艺术品》即将出版发行。这是府宪展从事敦煌学研究近三十年的最新成果。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方列强就开始“探险”中国西北。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荣新江教授统计，俄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派遣到我国的考察队最多，所获也最大。

 

1907至1909年，俄国探险家、考古学家柯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发掘佛塔，找到了一个地下书库，得到7000件各种文物、8000件写本和印本。这是20世纪最重大的四项考古发现之一。

 

1914至1915年，东方学家谢尔盖·奥多诺维奇·奥登堡率领的探险队在第二次中亚考察中，获取敦煌写本近2万件，艺术品350件……

 

而在此前，继英国斯坦因之后，1907年10月，法国探险家保罗·伯希和到达乌鲁木齐，看到藏经洞流出的一卷文献，遂放弃了前往吐鲁番考察的计划，直奔敦煌。在藏经洞里，伯希和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翻阅了全部文献，选取了《大藏经》未收佛典、有年代的写本文献、非汉语文献和艺术品，并从王道士手中购买和发掘了大约7000件汉文、藏文、梵文、龟兹文、于阗文、粟特文、回鹘文、西夏文文献……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敦煌学迅猛发展，原始资料的匮乏成为主要矛盾。从1989年到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俄国、法国、英国掠取的，以及国内　留存的敦煌、黑水城文献(包括汉文、西夏文、古藏文等写本文书)，文物考古资料图录等130册，总共发表图版近9万幅。

 

在府宪展的办公室里，部分上述文献堆成了一面高约3米、宽近2米的厚厚书墙。而在拾取海外遗珠的漫长过程里，府宪展功不可没。

 

52万美元一夜变3万元人民币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列车上，所有“倒爷”的车厢里堆满了几近半吨的物资。在长达6天的旅途中，“倒爷”们每到一站就卖出许多鞋子、衣服和化妆品。

 

在这群人当中，有那么几个人，车厢的“货物”不见减少。终于有“倒爷”忍不住问：“快到莫斯科了，你们怎么还不出货？　到莫斯科再卖价钱，就不行了。”

 

听后，来自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府宪展等人，不禁哈哈大笑。“倒爷”们不知道，出版社所带的“货”，其实是拍摄支架、灯具、胶卷和冲洗药粉。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后改名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合作，编纂出版《俄藏敦煌文献》，并以此为起点，编纂以俄藏、法藏等资料为骨干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

 

1989年，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的魏同贤作为红学家，与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联络，为列宁格勒馆藏《石头记》接洽商谈。后来，《石头记》项目发生了变化，对方却推荐了敦煌项目。

 

以当时的条件，资金、学术、技术都面临重重困难。经过多次反复分析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最终确定以苏联藏品为主体，积极开拓联络国内外其他藏家藏品，编纂一套完整的《集成》。

 

府宪展告诉记者，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已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敦煌吐鲁番学会、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英国国家图书馆成功合作的《英藏敦煌文献(佛经以外部分)》等出版。自1982年至1995年，日本讲谈社出版了《西域美术》大套敦煌美术作品图录，包括大英博物馆斯坦因收集品和集美博物馆伯希和收集品。

 

“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学习讲谈社精益求精的做法，但内容不局限于美术画册，要拾起对方放弃的考古视角，力争收集更多更全面的考古资料。”府宪展翻出俄藏敦煌莫高窟测绘图作为例证。

 

中俄合作意向达成，魏同贤回国后，委托府宪展调查拍摄文献所需的器材和费用预算。按照拍摄上万件文献的规模，首先考虑的方案是用缩微拍摄机制作。

 

那一阵子，府宪展走遍了在上海的柯达、富士、尼康等公司，获悉购置便携折叠式缩微机需16万美元。另一方面，在俄必须当场冲洗以现场检查拍摄效果，就应加上冲洗机和温水设备。因此，所有机器设备总价是52万美元。

 

魏同贤将这笔巨款记在笔记本上，府宪展忐忑地问：“行吗？”

 

答曰：“想办法吧。”

 

1990年的52万美金，对出版社来说，不啻于一个“天文数字”。想了整整一夜的府宪展第二天上班，就去找社长，“3万人民币就可以了。”

 

魏同贤喜出望外，忙问依据何在？

 

府宪展说，他仔细考虑了拍摄冲洗的全部过程，凭借最原始的手段也能达到目的。如果依照至简之法购买相机和冲洗罐等专业设备，3万元人民币没问题。

 

启程采买当天，身高1.8米的府宪展刚刚献血完毕，准备搭乘飞机前往深圳。许是大脑供血不足，临行时，他怎么也想不起机票究竟放在哪，在办公室的抽屉翻了一阵无果，回家又找了一圈，最后再进办公室寻觅。

 

“时间很紧张!　办公室还是找不到，我想，干脆打车出门，先去机场再说了。”府宪展回忆当时的情景，走到半途，算算时间，根本连航班都赶不上了，又让司机调头去买火车票。

 

有趣的是，在上海“忙昏了头”的府宪展，到了深圳一下子“活”了过来。采买只能用现金，他急中生智，跑到深圳市新华书店借钱，用近3万元买下2台玛米亚中片幅相机、1台尼康135相机，再加上备用镜头等设备。

 

1990年10月，出版社派出李伟国、府宪展、朱天锡三人组成实验小组，赴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现场工作。

 

由于感光不足、不匀，且当时设想以原大比例出版，以致拍摄完成后，无法按照重新确定的比例裁切，第一次出师不利，近5000张底片在后期制作中全军覆没。所幸，实验小组收获了反映全部收藏概貌的彩色照片，并重新调整了最初的工艺设想。

 

1992年，府宪展带队再次赴俄，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拍摄了第一到第五册全部“Дx”(俄文，意为敦煌)编号的照片，完整著录了卡片，进而在当年出版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俄藏敦煌文献》第一册。

 

讨论禅宗，也讨论普希金

 

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据敦煌学特点，以原来的影印编辑室为主体，抽调了熟悉佛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和兼具摄影、影印出版知识的编辑，组建了专业的“敦煌西域编辑室”。为满足频繁的使用需求，编辑室配备了《大正藏》《续藏经》《敦煌宝藏》　等大型资料和工具书籍。并要求参与《俄藏敦煌文献》的编辑，熟悉各种工具书的使用和阅读敦煌学的专著；还组织编辑们到上海图书馆阅读观摩敦煌经卷，掌握敦煌文献的书体、墨色、纸质等等相关要素，以便为俄藏敦煌文献断代。

 

与《俄藏敦煌文献》同时开展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是出国前的大练兵。府宪展说，他们当时考订的第一个卷子是上博27号，卷尾题“阿恕伽王经卷第十一”，但是《大正藏》中并无此目。

 

怎么办？　首先通过《佛学大辞典》了解到“阿恕伽王”是“阿育王”的异译，然后核对《大正藏》中2042号《阿育王传七卷》、2043号　《阿育王经十卷》、2044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一卷》，终于勘同出其文为2042号《阿育王传七卷》的一部分。

 

“这种考订的‘笨办法’，现在看来幼稚可笑，但就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使我们初步了解到怎样通过主题词寻找经典依据，并学会如何使用工具书来勘同文献。”府宪展坦言，在《大藏经》光盘盛行以前的“前电脑”时代，编辑同仁们翻烂了　《法宝总目录》《大藏经索引》《佛藏子目引得》等许多工具书。“大家常常感慨，王国维、罗振玉一辈大师做的敦煌文献发布工作，现在，由我们来做，岂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此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经过国内的操练，在国外，棋逢敌手见真章。府宪展说：“在学术研究上，你通过了考试，对方专家就信任你；通不过，人家会觉得你不是好的合作伙伴。”比如，在拍摄著录卡片的过程中，工作小组几乎每天都能纠正俄方目录中的错误，俄方专家则仔细地记录下来，“毕竟，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嘛，有点优势。”

 

有一次，俄方专家询问，为什么敦煌文献中的《阎罗王经》和《大藏经》中的《阎罗王经》完全不一样？中方解释，那是另一种同名异书的文献。

 

“俄国朋友跟我说，‘圆通殿’里供养的是释迦牟尼；我说，‘圆通’是观世音的名号。”府宪展说起“海飘”的岁月，脸上洋溢着真实的幸福，“我们经常一起讨论禅宗，也讨论普希金；一起喝伏特加，做中国菜。”

 

时至今日，府宪展依然记得，相识相知16载、在俄罗斯最欢乐的朋友——孟列夫。

 

1990年和孟列夫第一次见面，这位苏联敦煌学专家自我介绍：“列夫”在俄文中意为狮子，加上“孟”，意思就是凶猛的狮子。然后，他装出狮子的模样，大吼一声，引得满堂开怀。

 

更多的时候，孟列夫会说：“中国朋友都叫我‘老孟’，‘老’是‘老子’，‘孟’是‘孟子’。中国两个最伟大的哲学家就是我———哈哈!”

 

作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研究室的负责人，孟列夫也是《俄藏敦煌文献》的主编之一。每天一早，老孟就到拍照著录的现场，热心询问：“今天有什么问题吗？”

 

1994年夏，俄中友好协会和圣彼得堡大学一起举办“唐诗吟诵会”，孟列夫是主持人。他从“初唐四杰”开始说起，说到陈子昂，就由俄国学生用中文朗诵一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说到王昌龄，学生们表演“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府宪展等人也按照老孟的讲述，吟诵王维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至今还十分佩服老孟对中国古诗词的理解水平和学术造诣。”他回想当时说。

 

此外，府宪展还多次陪老孟在中国旅行，足迹遍及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西安、北京、上海、杭州、普陀山等地。印象颇深的是，无论一天的旅程多么劳累，事情多么繁杂，老孟每天晚上都写日记。

 

“老孟说，这是俄罗斯科学界的一个传统。在东方文献研究所手稿部，同时保存有两大部分的手稿，一是古代的写本，二是科学家的笔记、日记。”府宪展解释，在一般人眼里疲劳而平淡的一天，老孟却能在他宽大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上好几页，学术严谨可见一斑。

 

有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安排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地处火焰山峡谷，在维吾尔语中意为“有绘画的地方”或“山腰”。当时，正值暑假，酷热难当，孟列夫气喘吁吁，到柏孜克里克石窟上面的小卖部休息。

 

同行人随口说了一句“太热了!”

 

谁知，一边卖西瓜的当地人说：“今天不热，才43℃!”

 

大家都十分惊异：“不热？　才———43℃？”

 

“热的时候要48℃!”

 

老孟听完哈哈大笑，冲出小卖部，顶着烈日，继续观察柏孜克里克的每一个洞窟。“43℃的高温，也比不过老孟研究的热情。”府宪展笑着说。

 

犹记得，2005年4月，国际敦煌项目第六次会议，府宪展又遇到了老孟。老孟拿出一本新书说：“这是我最近的翻译作品《唐代十家诗选》。”然后逐页翻开，他一高兴还大声用中文和俄文朗诵起来。最后，中规中矩地签名送书。

 

“你知道吗？苏联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和郭沫若见面，相谈甚欢。事后，郭沫若还说，奇怪，阿列克谢耶夫怎么用文言文说话？　我觉得，老孟用文言文签名送书，也是深得阿列克谢耶夫老师的真传。”府宪展追忆故交，神采飞扬。

 

待后生“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俄国有老孟，在法国，府宪展也有个亲厚的忘年交———法国汉学家吴其昱。

 

1992年，中法双方就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谈妥合作意向。1993年7月，李伟国和府宪展到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中途，李伟国去俄国公干，府宪展留守3个月，继续具体的编辑事宜。

 

那个夏季，几乎每天下午，吴其昱都会邀请府宪展一起喝咖啡，讨论希伯来文敦煌文献《祈祷文》，以及《俄藏敦煌文献》《六祖坛经》等。

 

自1993年到2004年，《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已出版34册。府宪展说，他由衷钦佩吴其昱先生对于敦煌各种语言文本的把握能力。

 

有一次，偶然说起，俄语的复杂是否会阻碍思维的速度，从而影响思辨的能力。吴其昱正色道：“斯拉夫语是最古老最精彩的语言，和拉丁语有着直接密切关系，许多词汇直接来自拉丁语。”随后，吴其昱还举出许多例证，并送出一本《景教三威蒙度赞》的论文抽印本。

 

为了这本仅有十几页的论文，吴其昱拜巴黎的红衣主教为师，学习了一年希伯来文，并买了差不多可以叠至他肩头的一摞参考书。

 

“别说现在，就是在90年代的中国，真有人这样做学问吗？”府宪展略带遗憾地说，“也许，老一辈人做学问，多少还因为饱有兴趣或者热情。如今的年轻人，恐怕都是因为生计，才会在故纸堆里摸爬滚打吧。”

 

言及自己的人生经历，府宪展说，他研究敦煌学，算是“半路出家”。1951年，他出生在静安区威海路上的一户普通人家。1967年初二肄业，就去工厂做了打铁匠，随后，从团委副书记做到党委秘书。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后继乏人”的消息上了报纸，“胆子很大”的府宪展写信“毛遂自荐”，自称喜欢历史，“一般的历史书都看得懂，但《诗经》有点难懂。”

 

求贤若渴的出版社收信后，一纸公函发到了工厂。经过与厂长朝夕相处的软磨硬泡，府宪展终于调进了出版社，却被分配到主管对外发行的岗位。

 

“我英语不好，别说对外发行了，连国内发行都忙不过来。”府宪展忆苦思甜地说，“后来，我主动要求换去校对科，因为我真的是想读书。最初不想待在厂里，就是想到了出版社有机会能多读书。”

 

因缘际会，从校对科转到编辑室的几年里，府宪展潜心钻研，业务水平与日俱增，而且从老前辈身上感悟到了对佛学的浓厚兴趣。向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出版社多位专家求教后，他写了《金刚经》的出版说明。这份说明虽然只有两三千字，却为府宪展开启了一扇研究的窗户。“《金刚经》家喻户晓，哪怕写错一个字，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怎么能随便‘捣糨糊’？”自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他对佛学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不得不提的是，幼时的府宪展十分调皮，经常和小伙伴们把足球踢到体育场隔壁的印度领事馆里，还一次又一次地翻墙捡球，和印度警卫捉迷藏。

 

更富戏剧性的是，弄堂里有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技术专家，府宪展经常跟他学习拍摄和冲洗，胶片摄影从小就玩得转。最简单的时候，只需一张方凳、3个大碗，一碗放显影液，一碗放定影液，还有一碗清水，再加一件厚棉衣，府宪展就能把胶片洗成合格的照片。

 

“3个大碗摆在方凳上，拿厚棉衣一盖就是简易的暗房。双手从袖管里面伸进去，把胶卷小心地展开、收拢。”府宪展模拟儿时的情景说，“摸着粘腻、滑溜到一定程度，胶片就显影完毕了。然后按照顺序，清洗、定影。全程不用看，光凭手感，熟能生巧。”

 

“懂点佛学、胆子大、会拍照，就是我多次被派往俄国、法国研究、编辑海外敦煌文献的原因。”府宪展总结说，法国、英国和国内留存的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将根本改变“吐蕃时期”西藏历史、文化、语言的研究状况。回顾过去28年敦煌西域文献的出版历程，确有乘长风破万里浪之势。“个人而言，除了已完成的《俄藏敦煌艺术品》《俄藏黑水城艺术品》《俄藏焉耆锡克沁艺术品》，目前手头还有《俄藏龟兹艺术品》待收尾。当然也非没有遗憾，俄藏吐鲁番、于阗艺术品没有出版，还有德藏文献，留给后来人吧。年轻编辑后生可畏，凭借新时代的东风，定能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