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方大曾的留影

 

 

 

方大曾的图片报道《卢沟桥事件》，刊发于《良友》1937年7月号(总第130期)。

 

 

 

制陶人方大曾摄

 

 

 

▲淘气方大曾摄

 

 

 

缝穷者方大曾摄

 

本报记者钱好

 

80年前，“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一位名叫方大曾的记者只身前往硝烟弥漫的卢沟桥，在近在咫尺的枪炮声中，用手中的相机和纸笔详细记录下战场情形，成为“七七事变”现场报道第一人。就在同年9月，这位年仅25岁的青年记者，在一线发回最后一篇战地通讯后，失去了音讯。到如今，正好是80个年头。

 

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解读方大曾：方大曾作品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的阅读笔记》　一书，他生前发表的26篇通讯、一则译文和许多摄影作品得以向世人重现，一个正直、善良、无畏的新闻人形象也随之浮现。用18年时间搜集方大曾资料的纪录片导演、《解读方大曾》的主编冯雪松说：“他有生命的重量，他有厚重的价值。”纪念方大曾，是纪念新闻人，也是纪念抗战精神。

 

(本版图片均由冯雪松提供)

 

经济系的大学生，因为抗战走上新闻道路

 

方大曾留下了上千张摄影作品，但他本人的肖像，却只有寥寥数张。在其中一张照片中，方大曾戴了一顶白色水手帽，潇洒地倚坐在一扇砖墙边，目视远方。那时的他，还未被战火和硝烟磨砺成范长江口中那个“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的青年”。但从那明亮又亲切的眼神中，分明能看到，这个翩翩少年有着远超他年龄的坚定意志和远大志向。

 

1912年7月13日，方大曾出生在北京东城区的协和胡同。由于父亲在外交部工作，方大曾从小生长的家庭环境可谓优渥。在中学时代，用7元钱买下的第一部相机，从此为他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17岁时，他发起并组织了“少年影社”，自己在家中搭建的暗房，是他废寝忘食创作的场所。他还用硬纸板自制了一台放大机，用以放大底片。

 

1930年，18岁的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学经济系。可以猜想，挽救困境中的中国经济，很可能是他当时的志向。但很快，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全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方大曾也有了更为迫切的任务。他参加了学校的“反帝大同盟”，并编写机关报《反帝新闻》，撰写了大量文章。新闻，作为揭露日军无耻侵略行径、团结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最为直接、有力的武器之一，成了方大曾重新选定的方向。他常用“小方”作笔名，因为“方”代表了刚正不阿：“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不过，在经济系的专业学习，也深刻地影响了方大曾的新闻视野。在他后来发表的通讯文章中，常常会有当地经济、金融状况的细致记录和分析。譬如在　《晋北煤业现状》　中，详细记载了晋北大型煤矿公司的投资成本、矿区规模、日产量、工资制度、销路情况，数据详实精确：“兹以一吨煤的运价来算，从口泉镇经大同至丰台，四百零三公里长的路程，运费须三元七角……”同时，他还对这些收集来的资讯进行分析，给出建议：“尽管成本如何之低，我们觉得运到远处求售，总不是好法子，要使晋北煤业真正得到发展，只有靠着西北生产事业的建设。……我们必得改善大众的生活，努力建设事业，不然就等候着灭亡了。”像这样的文字在方大曾的作品中还有许多，比如在　《绥远的鸦片问题》　中历数种植鸦片的惊人利润，从而道出禁烟之艰难，以及在　《从张垣至大同》　中详述当铺发行纸币等情形，来说明山西通货膨胀之严重。有理有据，切中时弊，具有专业的经济视野，又饱含爱国的忧患之心，这在当时的新闻写作中是非常难得的。

 

“到最远的远山之巅”，为底层劳动人民发声

 

在方大曾迄今留下的唯一一篇译文《一个作家的自述》中，有这样的文字：“我曾不顾遥远的跋涉而跑到最远的远山之巅，立在那里，我放开我的最大的眼光俯察。远的，近的，尽是不知名的地方。我不禁惊讶了……多么广大呵，这个我住着的地球。”这些满怀深情的话语，是作者华盛顿·欧文的自白，又何尝不是方大曾借手中译笔吐露的心声？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对广大百姓的关怀，让他一次次长途跋涉，“跑到最远的远山之巅”，去探求真理，去记录真相。

 

1935年大学毕业以后，方大曾先后到天津、北平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与友人共同成立了“中外新闻学社”，并任摄影记者。他的足迹遍布平津、唐山、北戴河、秦皇岛一带，还在1936年夏天只身经山西前往当时的绥远，即如今内蒙的中、南部地区。据妹妹方澄敏回忆，哥哥经常只带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相机，就出门了。冯雪松说，当时相机还是上流社会才有的“奢侈品”，但方大曾的镜头里却从没有风花雪月。他用相机捕捉的，是沿途所见的真实生活，是底层劳动人民的苦与乐，是战场前线军民的血与泪。

 

长城上的小贩坐在铺了一地的“古玩”饰件后面，叼着旱烟袋，悄悄打量着过往行人；扛面粉的苦力弓着背，在如小山般堆积的面粉袋中艰难前行；码头工人褴褛的衣衫几乎破成了布条，他们斜靠在船头休息，看着水面，不知在想些什么……这些定格在方大曾镜头中的生动影像，散落在国内的　《生活周刊》　《良友画报》　《现代画报》，以及海外的　《生活》　《伦敦新闻画报》　等期刊上，为后人留下了一幅幅1930年代底层人民的生活图景。余华在　《消失的意义》　中写道：“从画面上看，方大曾的这些作品几乎都是以抓拍的方式来完成，可是来自镜框的感觉又使人觉得这些作品的构图是精心设计的。……当一切都消失之后，方大曾的作品告诉我们，有一点始终不会消失，这就是人的神色和身影，它们正在世代相传。”

 

从这些照片中，今天的人们也可以些许窥看到画中人的对面，方大曾的身影：几个农村小孩用手指着镜头哈哈大笑，当时方大曾很可能在跟他们逗乐；马车在雪野上艰难前行，方大曾也必然是穿着被雪湿透的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泥泞的车辙印里。从他留下的文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方大曾与17个农民挤同一张炕，吃一样的黑馒头就咸菜，深入到矿井下、农田里、鸦片馆中，融入到底层百姓当中，了解、反映他们的疾苦。“他们工作的地方，不只是工作场，而且兼为食堂和厕所。至于喝水，往往就在煤层上凿一个槽，借着地里透出来的水，作为唯一的饮料。……碎煤的灰尘，炸药的云烟，潮湿的水气，把整个矿井填满了，人的呼吸感到非常的困难。”《矿区杂记》　中这段话，描摹了煤矿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同样也提供了方大曾工作状态的一个缩影。只有满怀着对劳苦人民的同情与关怀，深入最底层的生活中，才能写就如此生动的文字，传达出至今仍令人震撼的力量。

 

炮火声中奔赴前线，近距离记录日军侵略行径

 

1936年冬，著名记者范长江在绥东初遇方大曾。范长江在　《忆小方》一文中写到，当时气候极度严寒，“屋内发黄的烛光，被屋外如万顷波涛呼啸而来的狂风震撼得发闪”，而方大曾却告诉他，自己要骑马去刚刚发生战争的百灵庙采访，随行只有一个马夫。那时候，去百灵庙倘若不坐汽车，就必须要斜穿阴山、出草原，“那是雄壮而艰苦的旅程，这位平时没有被人重视的朋友，今天却来这样一个壮举。”自此，范长江便对这个勇敢、诚挚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是这一趟旅途，方大曾在绥远前线进行了长达43天的深入采访，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写成了多篇优秀的战地通讯。他跟着军队一起日夜兼程、风餐露宿，向驻军将领了解战况，看士兵们挖战壕、站岗放哨，也目睹了战事刚过后，街道墙壁上“密如烧饼上的芝麻”的弹孔。如此近距离地奔赴前线，并非方大曾不畏惧炮火。他了解战争的可怕与残酷。正因为了解，因为希望能早日终结这残酷，更坚定了他去报道、去揭露真相的决心。在　《绥东前线视察记》　中，他记下自己见到的横尸遍地的惨状：“有些完整的尸体，穷困的老百姓们，还正在剥他们身上的军衣，等衣服剥光了之后，就立刻跑来几只狗，它们又发现了新的美餐。战争是这样的残酷，然而疯狂的侵略者，则拼命的在制造战争。”

 

1937年7月10日，“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在北平家中休假的方大曾一大早就骑着自行车，前往卢沟桥采访。在前去的路上，他被留守放哨的两个日军截住，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更引起了他们的警惕。方大曾镇定地告诉他们，自己是欧洲报纸的记者，终于有惊无险地被放行。进入战事过后的宛平县城，登上卢沟桥后，方大曾与驻守在桥西端的中国守军互通战报。当时，中日双方达成短暂的和平条件，同时撤军，但方大曾从宛平警察局得知最新情况，日军并非真心撤退，有大批援军正在向卢沟桥开进。他站在卢沟桥上，俯瞰永定河畔的壮丽景色，百感交集。回去后，方大曾写下了长篇通讯　《卢沟桥抗战记》，并洗印出记录卢沟桥、长辛店遭日军轰炸后惨状的照片，成为“七七事变”现场报道的第一人。

 

8月，方大曾由范长江介绍，任上海　《大公报》　的战地特派员，由平汉线至山西，一路采访报道。之后，山西大同吃紧，方大曾转移到石家庄，在那里与范长江商定下一步工作方向。“那时保定已万分吃紧……小方当时异常兴奋，他不只要到保定，而且更要到保定以北南口山脉中去。他带上充分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庄登上北去的列车，临别时，我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他很平和坚定地对我说：‘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范长江这样回忆道。不成想，这次告别，却成了永别。

 

9月18日，从河北蠡县寄出的《平汉线北段的变化》　一稿，是方大曾最后发出的消息。文中记录下敌军攻下廊坊的固安县，进而直逼涿县的危急情形：“一团人完全牺牲在阵地上，敌人并利用密集的排枪和飞机，向我阵地不断的发放。造成了一层火药的墙壁。”在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看到这位年轻的新闻战士的身影。

 

卢沟桥抗战记(节选)

 

 

 

《解读方大曾》冯雪松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方大曾

 

记者在宛平县工作毕，即登卢沟桥西行，我军此时已在桥之西端，桥头满堆沙袋。守军盘问我，我说是从北平来的，他们很兴奋。又问我：日本兵撤退了没有？我即据实告以并未撤退，且正在增援中。听了这消息之后，兵士们都感觉极愤恨。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从卢沟桥到长辛店只有五里，该地为平汉路北段的要站，机厂、材料厂都在这里，居民有七千户，百分之七十都是平汉路上的职工，因之同时也是个工人区。

 

在一条街的尽头上，排列着阵亡兵士的尸体，正在被一个个的拍照抬埋。说也很巧，事变发生的那天，北平某木厂有一批订货由铁路运来，计木板四十吨。此项木板因战争阻于此，于是恰好就被军队出价买来，赶制了棺材。中国人对于保全尸体是很重视的，这次为国牺牲的健儿们，可瞑目于九泉了。军队中以四毛钱一天的工资招募了本地的老百姓做抬埋工作，老百姓都很勇于服务，军民间的感情非常融洽。休息的时候，兵士还把自己的香烟分给他们共享。

 

围着尸体看热闹的人中，有一个就说：“直奉战时，在长辛店打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死这样多的人啊!”又一个说：“死的那个连长他太太才十八岁，就住在这个街上，昨天看着棺材埋了之后，就坐火车回娘家去了，大概许是保定府的人。”

 

街头扶轮小学的童子军，打着一面小旗向各商户宣传募捐；商会特做了十几担绿豆汤，背了好些烟卷糖果，由一大排人排着队往卢沟桥去劳军。长辛店的民众都活跃起来了!

 

南下、北上的列车全止于此，所以长辛店反而更是热闹。一列伤兵专车正要开往保定，列车的最后一辆车，躺着守卫宛平县城的营长金振中，他的腿部被炮弹炸伤了。长辛店的“员工慰劳团”带来大批慰劳品，挨车分送给各伤兵，金营长得的东西最多，但随后又命令他的传令兵把这许多东西转送给各车里的许多同难者。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新闻界之到长辛店来者，尚以记者为第一人，故很快的这个消息就传遍全站了，因之在工作上得到各方面许多的帮助。

 

下午四时，赴驻军团部去访吉星文团长，他是这次战役的直接指挥官，我们会面时，他手里正拿着一个电报，同时很匆忙地对我说：“前方很紧，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动作!　你从北平来吗？　不要回去了。”

 

记者辞出后再回到街上时，消息越发紧张了。一座高坡上，机关枪架在那里，路上的人多往家里跑。车站东边的商店，因为临近河边，所以也纷纷上了门。无疑的，卢沟桥又在对抗了。记者以发稿关系，又必须当日返平，但战争既又复起，卢沟桥自然不能通过，不得已乃沿永定河西岸绕道门头沟路线返平。

 

这条路正是我军沿河的一道防线，所以要经过好多次守军的盘问，但每次留难之后又必很客气地说几句道歉的话，表示“对不起，耽误了你的时间。”这条路很少有人走，所以我这不速之客颇易引起他们的误会；我又曾遇到一个兵，从侧面五十米远的高粱田里跑出来，并立刻做卧倒的姿势用枪口瞄准我，喊一声“站住!”我停住，告诉他我的来历和去向，他才叫我离他很远地走过去，但是他仍用枪口向着我，直到我的背影在前途中消逝之后。我感觉二十九军的兵士每一个都很可爱，他们平均年龄都很小，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正充满了天真活泼和英勇热烈的心，又何况他们都受过铁的训练，与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浇灌呢。

 

离长辛店十二里，至卢井村，正是下午六时，隆隆的炮声从卢沟桥方向送来，激烈的战争又在进行着了。所谓“和平”只是对方的缓兵之计，虽然我军为和平起见，已自动退至卢沟桥西岸，但是我好像有一个很坦然的心，相信二十九军绝对不会失掉自己的阵地。炮声一直把我送进了城，天色已黑，城门正要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