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日，从黎巴嫩边境撤离返家的叙利亚人进入叙中部哈马省。新华社发

■刘中民

据报道，俄罗斯支持下的叙利亚政府军近日已开始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最后盘踞的拉卡和代尔祖尔展开进攻，这无疑是叙政府军发起的剿灭“伊斯兰国”的最后战役。

对此，有叙利亚官员不无兴奋地指出：“收复代尔祖尔实质上是给‘伊斯兰国’组织画上句号。”但如果冷静分析当下叙利亚、伊拉克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形势的话，该官员恐怕仅仅说对了一半。作为具有物理实体意义的“伊斯兰国”或许气数已尽，但“伊斯兰国”的余孽却远不会就此魂飞魄散，“伊斯兰国”的外溢和扩散及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仍将是国际安全面临的严峻威胁。

“伊斯兰国”外溢扩散的风险加大

自2014年“伊斯兰国”宣称建国以来，它不仅吸引了全球数万名极端分子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参战，还吸引了全球30多个极端组织宣誓效忠。此外，“伊斯兰国”还利用欧洲的族群问题和难民问题，吸引了大批个体化的极端主义分子。

因此，伴随“伊斯兰国”实体被剿灭，极端分子从叙利亚和伊拉克外溢扩散至其他中东国家，进而继续向欧亚非大陆扩散的威胁将进一步加大，地方化、本土化和个体化的极端组织和极端分子将继续进行报复式袭击，以显示其存在。

从国际反恐历史来看，2001年开始美国通过阿富汗战争击溃“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大本营，但是，全球恐怖主义的威胁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反而一直没有走出越反越恐的怪圈。

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一体化的“基地”组织化整为零，先后衍生出“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和伊拉克分支等，而伊拉克分支最终利用伊拉克的动荡局势和叙利亚内战，演变成“伊斯兰国”。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关系来看，其产生本身就是对“基地”组织渐进式发展路线不满的产物。在“亡国”后，“伊斯兰国”将被迫转向“基地”组织化的生存方式，即采取化整为零、隐匿存在、立足当地、软硬兼施等活动方式，甚至二者再度合流也并非不可能。

在“伊斯兰国”存在的三年间，它的分支机构已在伊斯兰世界纵深地带安营扎寨，尤其在埃及、利比亚、尼日利亚、阿富汗、菲律宾等国家，“伊斯兰国”的分支机构都已渐成气候。一旦气候合适，宗教极端组织便会兴风作浪，甚至再次谋求“建国”。例如，菲律宾极端组织“穆特组织”在今年5月竖起了“伊斯兰国”特有的黑旗，至今菲政府仍未彻底剿灭该极端组织。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阴魂难散

即使“伊斯兰国”被剿灭，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传播方式也仍将继续存在，这也是“伊斯兰国”最难散去的阴魂。

首先，“伊斯兰国”特别强调把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付诸实践。建立所谓“哈里发国家”是“伊斯兰国”坚持不懈的追求，其顽固性远超“基地”组织，这一做法已经为许多地区的极端组织所效法。

其次，“伊斯兰国”顽固坚持反什叶派的极端思想。“伊斯兰国”坚称什叶派为异教徒，主张根据“定判”(判定某人为异教徒)原则对什叶派进行杀戮。在当前中东教派冲突加剧的背景下，这种极端主义思想极具蛊惑性。

最后，“伊斯兰国”强调打击“远敌”(西方)和“近敌”(世俗的阿拉伯政权及其支持者)并重，同时强调对任何反对者进行“进攻性圣战”。

宗教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伊斯兰国”的核心影响力，弱化和根除宗教极端主义已成了全球性难题。全球反恐斗争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在于，虽然从物理意义上铲除了“伊斯兰国”等极端力量，却很难在短期内瓦解和摧毁其全球网络和意识形态的无形影响。

长期以来，中东地区一直是全球反恐的主战场，但从中东国家、中东地区以及全球反恐力量三个层次来看，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依旧存在。

从中东国家层面看，中东国家仍远未走出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的困境。中东国家转型过程中宗教与世俗势力的严重对抗，地方和部落势力坐大，经济与民生问题的持续恶化，利比亚战争后遗症，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等问题均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当前，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国家尚处于严重动荡之中，教派与族群矛盾异常尖锐，都是极端主义可以利用的社会基础。

此外，严重失衡的中东地区格局有利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发展。以沙特和伊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的地缘政治和民族、教派对抗日趋固化；土耳其基于谋求大国地位、争夺地区主导权、国内库尔德问题等多重目标四面出击；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持续加深，尤其是卡塔尔断交危机导致阿拉伯世界内部矛盾进一步公开化和阵营化。与此同时，巴以问题等传统热点问题与上述新生热点问题交互影响，导致地区热点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都为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

从全球层面观之，美俄等大国的博弈严重掣肘地区和国际反恐合作。近年来，围绕打击“伊斯兰国”形成了以美国、俄罗斯、沙特为核心的三大阵营，但目前已经出现美国和沙特两大阵营合流的趋势。

当前，美俄两大反恐阵营围绕反恐的地缘政治斗争不断强化，双方在叙利亚问题、打击“伊斯兰国”、对伊朗政策等问题上存在尖锐矛盾，导致国际反恐力量阵营化、反恐斗争地缘政治化和功利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这无疑不利于国际反恐合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