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发党特别党代会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左)携妻子阿米娜手捧鲜花向支持者表示感谢。视觉中国

马　绎

5月21日，土耳其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AKP)举行特别党代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当选党主席。此前，埃尔多安已于5月2日重新成为正发党党员。原土耳其宪法规定，总统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必须保持中立，因此，埃尔多安在2014年成为第一位直选总统后不得不退出其一手创办并担任党主席13年之久的正发党。今年4月16日土耳其修宪公投后，据新宪法规定，总统可以隶属某一党派，这为埃尔多安重新问鼎正发党党主席之位扫清了障碍。

土耳其正发党成立于2001年，自2002年大选胜出后已在土耳其执政近15年，在振兴经济、提高社会福利等方面政绩突出。该党将自身定位为亲西方的政党，多年来积极与欧盟保持合作关系，致力于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那么，在欧洲右翼抬头、土欧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重新掌舵正发党的埃尔多安总统，能否带领土耳其人圆梦欧盟呢？

今年土欧冲突戏码不断

今年以来，土欧之间上演了各种各样的冲突戏码：2月，土耳其逮捕了具有德土双重国籍的《世界报》驻土耳其记者于杰尔，引起德方强烈抗议；3月，为给修宪公投宣传造势，埃尔多安派其座下高官前往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宣传拉票，但入境遭到拒绝，埃尔多安给德国、荷兰扣上了“法西斯分子”“纳粹余孽”的帽子，掀起双方数轮骂战；4月　16日，土耳其举行修宪公投，以51.37%赞成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由议会共和制改为总统制，欧盟各国的官方反应均较为克制，但西方媒体中“民主的倒退”的评论仍不绝于耳；5月上旬，埃尔多安强势喊话欧盟，要求欧盟遵守诺言，重新开启土耳其入欧谈判，否则再无商量余地，“你们别无选择……如果不开启的话：再见！”默克尔则明确回应，土耳其想要加入欧盟，就不能恢复死刑，若土耳其想就该问题进行公投，绝不允许在德国国土上设立投票点。鉴于土欧之间的紧张局势，德国国内有评论认为，修宪公投后，“土耳其入欧的大门关上了”。

然而这扇门真的关上了吗？　未必。土耳其横跨欧亚两大洲，有着地缘上的重要性，欧盟多年来在军事、安保、经济等方面对土耳其有利益诉求，在难民问题上，两者更是利益盟友。即使是在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欧盟依然会态度暧昧地暗示土耳其入盟谈判仍存在可能性。近两年，埃尔多安似乎也底气十足，这位土耳其强人手握难民问题和叙利亚问题两张“好牌”，前者用来威胁欧盟，后者用来和美国讨价还价。

土耳其的入欧之路可谓道阻且长，最早可追溯到60多年前的　《安卡拉协定》，而2005年开启入盟谈判以来，常常是曙光乍现，复又熄灭。在拒绝土耳其入欧的问题上，欧盟给出的理由无外乎是土耳其未达到哥本哈根标准，在民主、人权、库尔德少数民族、塞浦路斯问题等方面存在问题，土耳其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入盟后会撼动德法等主导国地位等问题，也是欧盟国家的顾虑所在。更大的障碍则在于，土欧双方在文化、宗教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若是依照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如此旷日持久。

欧洲人真正的忧虑未宣之于口

欧盟的定义明确指出了欧盟是“28个欧洲国家的统一的政治经济联盟”，而只有3%领土在欧洲的土耳其从地理上看是否是欧洲国家，首先就得打个问号；其次，加入欧盟意味着拥有统一的欧洲价值观，就像亨廷顿所说的“欧盟就是建立在共同的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基础之上的”，尽管土耳其在国父凯末尔的引领下努力世俗化、西方化、现代化，并和阿拉伯国家划清界限，但作为99%人口为穆斯林的国家，土耳其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伊斯兰血统，也永远无法改变西方基督教国家对伊斯兰文明的忌惮。试想，5亿人口的欧盟接纳一个人口近8000万的伊斯兰国家，对于欧洲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们不妨以德国为例做一个类比。德国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引入“客工”后，近半世纪以来已形成了庞大的在德土耳其人(裔)群体，8200万德国人中有约300万人具有土耳其背景，是欧洲拥有土耳其人(裔)最多的国家。在德土耳其人宗教虔诚，一般不与外族通婚且生育率高，但由于语言和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大多数人始终处于德国社会的中下层，政治话语权低。自上世纪90年代起，德政府推行了入籍归化、加大文化融合力度等一系列政策，但社会上两种文化间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德国民众的角度来看，他们希望穆斯林融入德国社会，从宗教、文化层面变成德国人，而不是在德国建立伊斯兰族群。在身份认同问题上，“德国融合与移民基金会”2016年的年度数据显示，53%无移民背景的德国人并不认为穆斯林是德国社会的一部分。我们有理由认为，土耳其人融入德国社会缓慢而艰难，而这或许是未来土耳其融入欧盟的映射或前瞻。

对伊斯兰文明“反噬”基督教文明的担忧，是欧洲人未宣之于口、却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忧虑，这是文明间的死结，也是土耳其加入欧盟难以逾越的障碍。土耳其人的欧盟梦，不知何日能圆。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