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曾说，十几年来世界出现的四种哲学思潮对当代西方哲学发生重大影响，即分析哲学、现象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四种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哈贝马斯的“语言交往哲学”、霍耐特的“政治论理学”、弗雷泽的“反思的正义”，借助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诉诸“后形而上学”或“形而上学的复兴”批判“现代性”或“后现代性”，但总体上仍在西方哲学原有思维框架内持续“迷茫”。因此，进一步研究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与路径差异，不仅关乎西方哲学未来发展方向，更关乎21世纪社会转型变革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创新。

　　西方哲学路径的当代困境

　　现代西方哲学的历史学和人类学路径，继20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后发生深刻变化。首先，现代西方哲学推动了启蒙运动以来古典理性主义向理性现实主义转变，出现“后批判理论”的理性思维趋势，实现了某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重建”。

　　结构主义后，“后批判理论”不再属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现代性批判。无论是福柯的“权利”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语言论，还是霍耐特借助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对青年黑格尔“承认学说”的重构，与17-18世纪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相比，这一时期的主题仍是澄清“主体哲学”或“意识”问题，以放弃多元和差异为条件对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进行重建。

　　其次，当代西方哲学一方面在“后形而上学”背景下划分了主体哲学的界限，另一方面却没有彻底贯彻社会理论视角。尽管以“为形而上学哲学提供普遍必然知识前提”的哲学宗旨出现新的形态，但康德那里没有彻底解决的“物自体”问题仍在继续。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维尔默认为：后现代性，正确的理解，或许就是一个规划。尽管胡塞尔认为生活是以追求必真性的生活为目的，即“将自己理解为有责任过具有必真性的生活存在”，但维尔默试图用“是”与“应当”的伦理学区分来“纠正”马克思主义对“是”与“应当”的统一，将康德具有“绝对律令”道德规范的有效性，理解为主体间性的普遍认知结构，恢复康德实践理性。

　　第三，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使语境和文本意义的言说方式受到重视，但在哲学的原初之处，仍保留着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幻象。分析哲学家一般认为，科学是事实问题，而哲学本身是语言问题。但陈嘉映先生指出，“哲学问题即是语言问题”这个提法是高度误导的。语言对哲学的核心意义是在哲学内涵创新的任务中，自然呈现出来的，而非哲学的宗旨。在语言问题上，欧洲大陆的结构主义和解释学与英美的分析哲学不同，前者更注重语言分析，它们不只是分析语言，而且把一切现象，包括社会现象、心理现象甚至自然现象，都当作一种代码或符号系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消解普遍与特殊的二元对立。弗雷泽根据正义探讨语境的不同，提出“反思的正义”，企图突破规范话语与反规范话语的二元界限，将“多维的社会存在论与规范的一元论结合起来”。

　　中国哲学路径的思维特点

　　“不在乎科学之真，而在乎明道之喜”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研究方式，其宗旨是知行合一。中国哲学以生存状态分析为核心的哲学路径，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人类生命的优先性，即生生不息。西方哲学中，以普遍知识的本体论为特征的形而上学传统的主流，是必须脱离人的经验的。老子提出“四大”，即“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修成圣贤中，哲学中是有“人”的。中国人特别尊重老人、孕妇和服丧之人，这是中国哲学对生命尊重的一种特别理解。其二，中国哲学将人事和天命(自然)放在一起讲，即“天人合一”。《中庸》中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身心一体、性命双修，是中国哲学的精神，旨在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诚如“唯天下至诚，为能尽期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与天地参矣”。注重的就是把天地之化育运用到人的实际生活中去。其三，中国人对生命有限性的尊重。中国哲学中的生命性和时间性是结合的自身必然性，不同于西方的普遍必然性。在有限生命中，修身圣贤与天地宇宙合一。《周礼》曰：“国之大事，先筮后卜。”而占卜的卦就是一种时间性表达，“卦者时也”。在中国哲学的世界观里，有一种“精深微妙的过程思想的方法，能用于目前发生于欧洲中心主义哲学内的对超验主义的批判”。

　　近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过程，遭遇两种选择：一是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史;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范围内出现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遭遇逐渐边缘化的危险。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西方哲学史认识框架体系中的本体论，就等于取消马克思主义作为现当代哲学革命中最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革命力量。经历中国哲学在学科性上的“合法性危机”之后，对中国哲学形态的宗旨、特点及其实现方式的反思，推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路径。唯物史观和生存状态分析的方法本质上是历史的方法，而不是逻辑的方法。如果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命运要与中国革命建设的规律相结合，那么这种规律不是形式逻辑上的概念思辨规律，而是社会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哲学实现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切近。

　　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与创新阶段，坚持和发展当代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关系研究是推动理论创新的关键。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研究，关键在于结合国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一方面是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的结合点;另一方面是探索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新意义和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

　　创新何以可能

　　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的论述，对超越西方哲学所谓“世界哲学”意义深远。

　　尽管现代西方哲学发布“本体论讣告”，但如果不能在实践中超越西方本体论思维方式，讨论世界历史的一般性与本土化的特殊性关系就会再次陷入困境。

　　对于“红”的感受只能回到“红”本身，回到事情本身的自明性之中去体验和领会。在这种领会中“红”对于我也就不再是认识对象，而是与我成为一个整体。如果要现代西方哲学放弃这种认识论的割裂，就必须放弃本体论，而本体论没有了，西方整个形而上学便消解为真空地带，这正是“后形而上学”的迷茫所在。

　　西方全球化和现代化思潮从意识形态上否定全球化时代民族价值理念存在的合理性，直接挑战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基础上确立的民族国家观念。具体到中国的现实，就是否定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关联性;在国内，作为对西方全球化和现代化思潮的回应，政治儒学和自由主义对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了许多所谓的“批判”。这对我们是一种警示，也提出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问题。但一些知识分子依旧在西方哲学的思维框架中讨论普遍与特殊的范畴关系。然而，中国的现代化，首先不是作为认识旨趣的范畴体系来理解和实现的，而是作为人生存发展中对生命自觉的实践前提。毛泽东同志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重新考虑问题意味着首先要变革我们思考问题的方法。

　　在全球化背景下，需要当代中国哲学提供新的方法论与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是普遍原理意义上的哲学知识。在西方哲学的任何理论中，原理都表达了不证自明的逻辑规定性。这就引出一个难题：究竟是先有理论才有实践，还是先去实践再产生理论?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此有非常详细的论述，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如果仅从纯粹概念思辨的理论出发，最终只会脱离生活而走向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然而，对原理的超越性追求却是西方哲学根深蒂固的一种特色。正因为原理所蕴含的本体论普遍性，使它成为高于一切知识的“第一哲学”，成为知识中的知识，即认识的本体论前提。从实证主义发生转折，很大程度上是为弥补这一真空地带，“重新回到马克思”。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西方人必须学会在“无名中生存”。

　　如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恢复这样的原理中去理解马克思主义，那么不仅会牵引着中国实践背离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最终会令中国哲学陷入邯郸学步的尴尬。中国哲学的宗旨是“知行合一”的。中国哲学关于宇宙自然万物的形而上思考是从原始混沌状态生发出来的，追求的不是原理意义上的、思辨概念式的知识(真理)，而是通过“入静”体悟“天人合一”的感应状态而加以类比说明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从事哲学的方式，代表着中国哲学形态的主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与中国哲学思维特征相结合，就要运用中国哲学方法对生活进行总结、表达和实践。这样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是基于中国生存背景下的“知行合一”。

　　中西哲学比较方法论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不仅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决定着21世纪当代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哲学碰撞，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历史机遇。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的重大使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提出开创一种新型的文明类型和社会类型的可能性，更为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一种新的方向。

　　文/李元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