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局：知名学者共论中国新发展》，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日前推出的《大局》一书，汇集九篇重要文章，是该院举办“新时代学习大家谈”系列学术讲座第一阶段成果。

该书汇集十来位当代中国多个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他们是林毅夫、于鸿君、韩毓海、路风、王绍光、温铁军、强世功、潘维、陈平、尹俊，从不同学科角度阐述多年潜心研究中国国情所得的理论见解，畅谈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

“用学术讲政治”是该书的鲜明特色。文章对党的思想理论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进行学理阐释，用理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引导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于鸿君教授、尹俊教授梳理了理论界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数千篇重要文献，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方法进行探索。韩毓海教授在书中阐释中华文明的历史连续性、包容性和统一性，剖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中华文明的强大优势所在。潘维教授系统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社稷民本体制”的传承与超越，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并非对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的教条执行取得成功。

与西方学者对话，扬弃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新理论，是该书的另一重要特色。今天的中国完全有能力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有效的对话，这种自信的来源，就是当代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本书中，不仅可看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还可看到对西方理论的批判，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借鉴和创新。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世界上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他在书中畅谈自己创立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陈平教授重新构造工业化时代经济学的新陈代谢机制，提出“代谢经济学”。路风教授认为，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关键变量是“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是高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充分条件是中国工业体系的能量迸发。

多角度解读中国道路亦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探讨了全球金融博弈和金融危机下的逆周期调节，认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资产货币化功能，发展乡村振兴是中国经济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王绍光教授认为，国家能力包括强制能力、汲取能力、濡化能力、认证能力、规管能力、统领能力和再分配能力，中国取得成就的关键在培植起自己的国家能力。强世功教授则在书中探讨了中国法治道路的探索，阐释了多元一体的“政党法治国”模式。

各位专家从各自最擅长的专业领域出发，用学术讲政治，将其深厚的学术积累与讲政治相结合，用通俗生动、简单朴实的语言，写下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提出的观点、理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前瞻性、战略性、科学性，有力解释了新中国70多年的辉煌成就，对中国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内外局势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面对各种挑战，我们是有信心和底气的。正如韩毓海教授在书中所言：决定什么东西能够在中国生长的，是我们的土壤，是我们文明的基因；支持我们团结奋斗、不懈求索，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支持我们的事业生生不息、不断兴旺发达的根本力量，归根结底，就在中国人民之中，就在中华文明之中，就在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之中。

世界格局正在深刻演变之中，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种演变。只有识大局，才能应变局，才能开新局。《大局》有助于我们认清世界大局、中国大局，助力中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节选】

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

潘维

“社稷民本体制”带有中国传统的烙印且延续至今，同时，我们在借鉴外国、反复比较、不断探索中走向了现代中国。

现代化指的是什么？主要是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就是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的替代。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重大区别在于财富的巨量增长。反观欧洲的现代化过程，欧洲在过去由宗教统治，依靠习惯法来治理，基于血缘的、地域的经验。然后推行了市场化，市场化以后就有了理性，精确计算成本和收益。精确计算成本和收益的市场理性衍生出欺诈行为，为了惩罚欺诈行为就制定并执行法律，于是产生了法制。法制化、官僚制导致公务员的去人格化和官员的傲慢，因此就促进了政治市场化、理性化，拍卖政权，出价高者得之。例如，为了争取农民的选票，张三可能承诺给农民发放养老金，李四可能承诺给农民全额医疗保险。通过市场化的选举，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西方称拍卖政权（政治市场化）为民主化。所以，西方的现代化就是去宗教化、理性化、法制化、民主化，这是欧洲人的经验。

而马克思认为，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列宁提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压迫那些被压迫民族，所以只要搞资本主义，被压迫的人就没希望。马克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说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都联合起来，这就形成了另外一套体系。

苏联是第一个把马克思的思想落地付诸实践的国家。它作为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以及拥有近三亿国民的人口大国，进行了消灭阶级的尝试，建立了苏维埃制度。在苏维埃制度下，执政党不是代表各个阶级的，因为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了。它负责的是管理所有生产资料，以及计划所有生产资料甚至分配生活资料。这么一来，所有人都享受了相同的福利，享受从出生一直到坟墓的福利。这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而言既新鲜又吸引人：个人的事、家庭的事，国家全负责，既没有失业也没有乞丐，大家都平等，从生产资料的数量到生活资料的数量都一致。苏联共产党一方面在思想上灌输大家要相信公有制，另一方面又在现实当中给了大家福利，所以一度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但是久而久之就暴露出问题，因为这个制度遏制了个性：有人想要自由，想当个体户，有人想通过个人奋斗出人头地—这种机会在这种制度下是没有的。所以，苏联走到失去民心的地步时才意识到，生活资料的生产没法计划，因为生活资料的需求是生产者创造出来的，而生产者有这种积极性去创造对于生活资料的需求。

然后，我们看到关于现代化道路的持续争论。从晚清到民国，很多人都在思考，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我们一开始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我们的制度优越，比别人的制度强。而我们技术不强、枪炮不行，西方技术好、枪炮强，所以拿钱买技术，学习技术就可以了，但是这种路线失败了。接着有人提出，我们积贫积弱是因为教育不行，光靠买技术、学技术不行，必须得自己懂科技、自己造设备。于是有了教育救国的路线，但是也失败了。然后又有人提出，我们是语言文字不行，语言文字决定了思维方式，我们使用最古老的象形文字，而西方使用现代文字，所以我们应该走向拼音化。同样作为现代化进程一部分的还包括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柏杨提出的“酱缸文化”，认为中国人具有劣根性。

在无数次“试错”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革命，这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共产党成立之初，我们计划照搬苏俄模式，也要搞阶级斗争，认为搞阶级斗争才是共产主义。但是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通过实践逐渐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根据之前对于中国社会的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等），毛泽东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例如，马克思将社会划分为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毛泽东认为中国至少得分10个阶级才符合实际。后来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将阶级分析改成阶层分析，认为阶级没那么多，但是阶层存在很多，又按照立场对阶层进行了重新划分。之后他得出很重要的概念：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例如，陈嘉庚——抗战时期的华人世界首富之一，他显然属于买办阶级。上海纺织业的荣家也属于买办阶级—从外国人那里进口机器，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出产品卖给中国市场。但因为他跟着共产党走，坚持共产主义立场，所以就被划分为民族资产阶级。这种不使用生产资料而使用政治立场划分阶层的方法，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发明，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中国也发生了变化。在西方2000多年来一直存在上、中、下阶级，甚至有习惯法和成文法来规定阶级的特权和利益，但中国没有。现在进入第三产业时代，中国模糊的阶级划分反而成为一种优势，无论是组织程度低，还是阶级划分不清晰，都更适用于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所以，中国共产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并非对马克思的思想和理论的教条执行取得成功。相反，教条主义、原教旨主义则纷纷失败。马克思提出，资本主义成熟之后才会发生革命，社会形成两个阶级对立的时候才可能发生革命，制造业占经济主导地位的时候才可能发生革命。但是中国革命发生时，第一，制造业不发达；第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规模很小，甚至连上海都没有多少工人；第三，离资本主义成熟还差得远。中国革命依靠的是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这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方案也不是列宁主义方案，而是穷人反对帝国主义的方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逼着农民发动起义。同时，仅依靠贫苦农民也不行，还得统一战线，把有知识、有学问、有钱的人联合起来。所以，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分了“半壁江山”给民主党派。因为他们贡献大。中国共产党仅仅依靠穷苦农民和数量不多的工人无法形成牢固的执政基础，必须联合执政。

除了依靠统一战线，我们还接受了列宁的思想：组织一个坚强的共产党，执行严格的纪律。依靠严明的纪律和强有力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可以发动武装斗争，可以对基层进行动员，实现“以小为大，以下为上”。接下来我们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在哪儿？在于苏联对华态度的转变：苏联在当时如日中天，但是我们逐渐感到苏联开始欺负我们了。然后，我们期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跟苏联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样推行了土地改革，搞公私合营、人民公社，发展国营经济等。但是，做完之后我们发现这条路似乎行不通，苏联可以把阶级都消灭，把所有制都消灭，但是我们消灭不了，我们国家没办法把所有的事都管起来，没有能力都搞计划。既没那么有钱，也没那么多资源。我们与苏联的基础条件有很大差距。但这种差距同时也使得我们改革实行得很容易，“船小好掉头”，一下子就改了。另外，没有变成苏联也让我们的开放变得容易。

在这里需要纠正一个说法，与开放相对的是封闭，我们过去封闭并非主动封闭，而是别人封锁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邓小平就已经开始强调开放。例如，中苏关系良好的时候，我们就向苏联开放，向苏联学习先进技术、派遣留学生。之后就是改革开放的40多年，也是中国融入世界体系的40多年。融入世界体系的首个标志就是我国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开始做各种各样的生意，出现了著名的“万元户”。再之后制造业兴旺，又开始向服务业转型。在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之后，我们开始向技术强国的方向努力。

几十年走过来，我们看见市场化的成就，尤其是最近20年，或者是最近25年，中国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到今天，70多年来，走过的路从来都不平坦，可以说年年都有障碍，代代都有困难。到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我们仍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包括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域差距，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过往10年几乎使用了国家财政的一半做转移支付—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从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的财富转移。将10年财政收入的一半用在转移支付上，难道不是社会主义？这期间，政府资助建造农村新村，进行城市危旧房改造，建设了5000万套新房，按每套房子住三人算，解决了1.5亿贫困人口的住房问题，这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一半，让穷人住上新房子，难道不是社会主义？在那10年间，政府将全国人民纳入医疗保险，包括农村。这件事有10亿人口的发达国家做到了吗？有三亿多人口的美国都没做到。当然现在我们的医保水平还很低，但是真正做到了。所以说，中国是实打实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目前面临两个基本矛盾，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发展不充分。什么叫发展不充分呢？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还不是很富裕。另一个就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人富裕，有人贫穷；有人走在前面，有人落在后头。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人反思，对接下来要走的路产生彷徨：觉得美国那样走得快，觉得日本走得似乎更稳一点，还觉得北欧国家走的路也令人羡慕。另外还得考虑，经济生活可以市场化，社会可以市场化吗？如果全面市场化之后会发生什么？经验告诉我们，普通的欠发达国家全都是全面市场化，所以如果全面市场化，我们就可能走上了一条通往普通欠发达国家的道路。我们之前走过的那条路就都被否定了。因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稳中求变。但是随着反腐败力度加强，政策上准备有所变化的时候，又发现我们遇到了新问题：有些干部不作为、缺担当。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回到我们之前“以小为大，以下为上”的策略，从基层开始，获得人民的支持——这可能才是一条特别正确的道路。

总之，新中国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不平坦，我们走的既不是欧洲人走过的路，也不是日本人走过的路，更不是美国人走过的路，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此大体量的一个国家由积贫积弱走向强盛，走向进步，走向世界高峰，这件事没有先例。所以说，前边根本就没路，路是我们自己一点一点走出来的。只有一点是历史能够告诉我们的，那就是要相信群众，相信党，没有共产党是不行的，没有人民群众是不行的，这也是毛泽东探索和传授给我们的智慧，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除此之外，信仰社会主义，继续走社会福利均等化的道路，就会继续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重要的一点是研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全球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作者：高庆成（供稿）
编辑：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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