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古以来，黄河安澜就是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欣欣向荣的保证和象征。那么，为什么说黄河是母亲河？她和中华民族有怎样的关系，如何孕育出辉煌的文明，她的独特面貌是如何形成的，又应该如何治理呢？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葛剑雄撰写《黄河与中华文明》一书，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葛剑雄教授曾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是历史地理领域的一流专家，他师承谭其骧先生，多年来一直关注河流文化领域。本书开首之“引言”部分，即高屋建瓴地阐述了河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从理论角度为黄河治理以及黄河的重要性提供了充分论证。以下八章，首先梳理黄河地理全貌，随后从黄河如何孕育中华文明、古人对黄河的考察与认识、黄河为何浑浊而容易泛滥、自古以来中华儿女如何治理黄河等各方面娓娓道来，梳理黄河的历史沿革、地理变迁，展现黄河与中华文明的紧密联系。既有翔实数据，又有理论高度，并有专业地理绘图和多幅壮丽航拍图。

《黄河与中华文明》

葛剑雄著

中华书局2020年9月版

今天的黄土高原上很少有森林了，据20世纪末的调查，当时有森林面积约2806万亩，只占总面积的3％，主要分布在海拔较高的石质山地，如太行山、恒山、吕梁山、六盘山、陇山、兴隆山、崆峒山等。其中原始森林很少，而且以中幼龄林和近熟林为主。整个黄河中游的森林覆盖率也是相当低的。

那么是不是黄土高原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呢？目前状况是什么时候才形成的呢？对这些问题，有关的专家学者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黄土高原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从来就不会有茂密的森林，森林只能生成在未受黄土覆盖或黄土覆盖不厚的石山上。古代的情况和现在基本相同，只是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另一种意见认为：黄土高原本来是既有广袤的草原，也有茂密的森林，农作物也能到处生长，现在的状况是人为破坏的结果。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还不足以确定哪一种意见完全正确，但以大量可靠的历史文献为依据，至少可以明确两点：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在历史时期曾经有比现在多得多的森林，人为破坏是这些森林减少以至消失的主要原因。

一、历史上的森林痕迹

西安半坡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在那里发掘出来的动物骸骨中有斑鹿、野兔、狸、貉、獾、羚羊等。这些动物都是出没在森林中和草原上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又不可能从遥远的地方获得这些猎物，所以可以证明在半坡一带应该有茂密的森林或茂盛的草原。这也可以从传说中找到证据，《孟子?滕文公》中说尧的时代“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的部落的活动大致应在黄河的中游或中下游之交，说明这一带的情况与半坡相似。

战国时，在赵国的西北曾经有过被称为“林胡”的部族，分布在今内蒙古伊克盟的东部。“胡”是当时对北方非华夏部族的通称，“林胡”的名称显然是指林中的胡人，那么“林胡”的分布区应该是林区。尽管这里今天是鄂尔多斯高原的一部分，却早已毫无森林，但在当地发掘到的汉墓中的确发现了长、宽均有32厘米的木材制成的葬具，可见到汉代这一带的木材还是不少、不小的。

关中盆地是周人的发祥地，《诗经》中有很多诗篇描述了关中的地理景观，以及周人的生产和生活。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关中有各种树木，有各种出没于森林中的动物，而且林地比较普遍。直到战国末年，秦昭王的相国范雎问荀子初到秦国的观感时，荀子还回答：“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渭河及其各支流的上游也是多森林的，所以当年的居民都住“板屋”，以木材代替砖瓦。这种生活习惯至迟在春秋时就已流行。西汉时，“天水、陇西（今渭河上游、陇山以西至洮河、祖厉河上游），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直到清朝后期，在今甘肃定西和会宁一带还有这种生活习惯。渭河以南至秦岭北坡也是多木的地方，见于《诗经》记载的有松、竹、桑、杞、栲、榆等种类，秦和西汉时都曾辟为皇家禁苑，供皇帝狩猎、游玩、休养，自然应该是林木茂盛，风景秀丽。由于当时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植物种类比现在更多。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描述西汉上林苑中不仅有“深林巨木”，还有卢橘、甘橙、枇杷、山梨、杨梅、樱桃、葡萄等各种果树。班固总结关中的地理条件时说：“鄠、杜竹林，南山（秦岭）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古人认为海洋是各种特产集中的场所，所谓“陆海”，就是陆上的海洋，意思就是像海一样富饶。从这一比喻完全可以看出当时关中这一带森林的繁茂程度和出产之丰富。

黄河晋陕峡谷东侧的吕梁山及其支峰管涔山、芦芽山，汾河以东的太岳山、以南的中条山，黄土高原东缘的太行山都曾经有良好的植被覆盖，在有关这些山区的史料中可以找到不少森林的记载。公元4世纪的十六国时，太行山山洪暴发，将大批大树连根拔起，顺着今滹沱河和唐河冲到了堂阳（今河北新河县西南），据说有上百万根，后赵君主石勒就利用这些木材在襄国（今邢台市）和邺（今临漳县西南）建造宫殿。这一数量或许会有夸大，但事情本身应该是可信的，说明太行山区森林资源相当丰富。

二、森林消失的原因

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的森林是为何，又是怎样减少以至消失的呢？从自然条件的变化很难找到原因。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发生过足以毁灭这些森林的巨大灾害，根据竺可桢等人对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化所作的研究，气温变化的最大幅度也不会造成对森林的破坏。看来人为因素，即人类有意无意的破坏才是主要原因。

1.农业和日常生活的破坏

首先是农业区的扩大。要进行农业生产就得开垦土地，开垦的第一步就得清除植被，所以耕地扩大的过程也就是森林毁灭的过程。早在战国时期，黄河中游的各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开垦荒地，以满足不断增加的人口需要。秦汉时不仅本地人口大幅度增长，还从其他地区移入了大量人口，所以开垦的规模越来越大。唐宋以后，随着人口进一步增加，开垦的范围逐渐由平原、河谷向山地扩展。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平原、河谷及低山丘陵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大批无地农民涌向山区，毁林开垦，或者伐木、烧炭、造纸、开矿、养殖，但无论从事哪一种产业，都是以破坏森林为前提的。清代中期开始，由平原向山区的移民达到高潮，黄河中游地区能够开垦或伐木取材的山区几乎无一幸免，千万年积蓄下来的森林资源大多荡然无存了。

其次是人们日常生活对木材的消耗。随着人口的不断繁殖，直到上世纪前半期，黄河流域人民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大量消耗木材。房屋的建筑和维修、每天所需燃料、死后安葬的棺木，这是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当黄河流域的人口总数达到数千万时，这些消耗就远远超过了已有森林的正常生长积蓄量，必然使森林面积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又不得不竭泽而渔，滥砍滥伐，造成森林资源更大的破坏，形成恶性循环。

2.帝王陵寝和宫殿的建造

历代帝王、贵族、官僚、富户建造宫殿、陵墓、园圃、寺庙、住宅时，往往要使用超过正常需要量很多倍的木材，无疑大大加剧了对森林的破坏。秦和西汉建都关中，不仅从秦岭砍伐大量木材直接用于建筑，而且还要消耗无数燃料用于烧制砖瓦，如汉武帝时在秦岭下设的瓦窑就有几千处。

西汉的皇帝登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前一位皇帝的陵墓完成剩余工程，并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当时规定，国家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为皇帝修建陵墓。皇帝的在位时间越长，为他修建陵墓的工期越长，投入的人力物力就越多，消耗的木材也更多。汉武帝在位54年，在汉朝没有先例，起初的设计肯定没有“超前意识”，以至陵墓的地下部分已经无法安放源源不断增加的陪葬品，只能在地面增加新的建筑物。

1974年，西汉燕王刘旦的墓在北京大葆台被发现，墓中保留了当时完整的“黄肠题凑”的葬制。在棺椁（内棺和外棺）周围共堆了30层、15880根木条，多数长90厘米，高宽各10厘米，个别高宽各20厘米，合计用木材约150立方米。由于这类木材的要求很高，每株柏树只能取用其中呈黄色的部分，实际耗费的木材更加可观。这还没有计算那庞大的棺椁和墓室、墓道中使用的木材。而这位刘旦是犯了“谋反”罪而自杀的，要是受到皇帝宠爱的亲王死了，墓葬的规格肯定会更高，耗费的木材自然更多。

东汉永元二年（90）中山王刘焉死后，在常山、巨鹿、涿郡征调黄肠杂木，这三郡竟无法提供足够的木材，以后在六州十六郡的范围内征调才满足墓葬的需求。东汉的常山、巨鹿、涿郡加上中山国本土大致相当今河北省西部和山西省一小部分，包括太行山区，“六州十八郡”虽不知具体所指，估计已包括今天的大部分华北地区，说明当时森林的砍伐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东汉灵帝为了整修宫殿，从今山西中南部和甘肃陇西山区采集大量木材，因没有及时使用，在堆积中腐烂。曹操建造邺都（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木材取自太行山区。北魏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和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从阴山采伐木材。迁都洛阳后，城内宫殿、宅邸所有木材都从吕梁山区采伐。由于需要量大，成为地方上一项沉重负担，以致一位官员不愿出任当地郡的长官。别人见他这样俸禄优厚的官都不当，不明白什么原因。他回答：“现在京城中达官贵人建的住宅都到那里去搞木材。要我私人代办，我吃不消；要征发老百姓，又违反法令。还不如不干。”

3.战争与天灾

隋、唐二代又建都于关中，但经过多年战乱，汉代以来的宫室早已残破，所以隋大兴城、唐长安城都是重新建设的。壮丽辉煌的长安城是中国建筑史、文化史、艺术史上的杰作，但耗用的木材数量也是惊人的。武则天时从宝鸡引汧水至咸阳，就是为了运岐山、陇山的木材供两京（长安、洛阳）建筑之用。唐朝还在秦岭、太行和河南熊耳山区设立了专门负责采伐木材的机构。到开元年间，长安附近已经找不到大木材，只能往今山西西北和内蒙古南部去采办。

北宋的都城开封地处平原，周围无木可伐，于是就在渭河上游设置“采木务”，禁止私人伐木，专门供应开封。官僚贵族也利用权势，贩运木材牟利。宋代还大建道观，用的都是今陕西、甘肃和山西境内的松木和柏木。在这样大规模的砍伐下，西北地区的森林基本毁尽。到北宋中期，今陕北一带已经很难找到成材的大树。鄜州（今陕西富县）修城时，竟找不到城门用材，只能拿百姓家中的一扇门板代用，而且再也没有第二扇可以替换。

天灾人祸的破坏也是相当严重的。如果日常的消耗还有一定限度的话，因为自然灾害和战争动乱而毁灭的森林就很难以平时的尺度来衡量。前面提到4世纪曾发生太行山上上百万根木材被洪水冲下的事，说明在水土流失加剧的情况下，山洪可能对森林产生毁灭性的影响。类似的灾害当然不止这样一次。黄河中游是战争频繁的地区，尤甚是在明清以前，每次战争都会造成对公私建筑的破坏，战后重建又得耗用木材。战争中双方往往会以火代兵，采取焚烧城市、建筑或森林等手段。为了构筑工事，也往往毁坏大片森林。如北宋在与辽、西夏接界地带修建数以千计的城、关、堡、砦，驻扎了大量军队，建筑材料和军队的燃料都就地解决，所以不仅树林砍尽，就连灌木杂草也都采尽割光。在今河北和山西北部，在宋辽的对峙中，辽国为了军队推进的便利，清除太行山北段的林木。宋朝出于防御的需要，也从太行山采伐木材在平原上大建城池。

还应该看到，尽管黄土高原并非不能生长森林，但自然条件是相当不利的。如黄土的保水性差，黄土高原的降水偏少，又很不均衡，幼树的成活非常困难。原始森林和天然植被一旦被破坏，就很难再恢复了。

——摘自《黄河与中华文明》，中华书局2020年9月版

作者：葛剑雄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