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1909年6月19日—1948年6月13日），本名津岛修治，日本小说家，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说《逆行》、《斜阳》和《人间失格》等

时隔43年，我来到太宰治的墓地扫墓

6月19日午后，我出了三鹰地铁站，一边走向黄檗宗禅林寺，一边思考着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如今，以个人名义去给作家扫墓的所谓狂热粉丝还有多少呢？在一个作家的忌日，我想亲眼见证一下。当然，最好是自己崇拜的作家。 我从在旧书店里当店员时起，就开始一本接一本地读日本和外国作家的作品。我决定按ABC的字母排列顺序，每位作家选一部作品，每天一边看店一边读。这是旧书店店员修炼的第一步。 读到“i”字母开头的作家时，我遇到了井伏鳟二，并为他独特的文风所倾倒。在沉迷于井伏文学的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并喜欢上了他的弟子太宰治。对于读者来说，喜爱哪位作家，会顺便去了解这位作家的兴趣及相关人物，这是常有之事。 如果说井伏鳟二适合“闲居老者”阅读，那么太宰治就是“腼腆少年”的菜。喜欢老作家的文学青年，难免也会被这位饶舌的年轻人所吸引。我甚至有一种错觉：太宰治就是我的代言人—他能用准确的语言，替我说出难以表达的情感。 虽然明知事情终会败露，但我还是惧怕震惊众人的那一刻到来。于是我拼命地编造应付一时的谎话，想尽量把这份平静延续下去，哪怕一天也好、一刻也好。我总是这样。（摘自《东京八景》） 这不是在说我吗？小说里的“我”说的正是现实中的我呀。太宰治就是我，我就是太宰治。

我也未能免俗地患上了“太宰病”这种年轻人的流行病，而且程度远超别人，变得越来越严重。

我从第一卷开始读太宰治全集，细细品味。同时也开始收集太宰治的书—既然在旧书店里干活，自然是手到擒来。 当然，我也会去太宰治的墓地扫墓。当时，我所在的那家书店规定每月只在20日那天休息一日。我想参加樱桃忌，但又不好跟老板开口。樱桃忌是在6月19日。老板素来喜好文学，只要我开口，他一定会马上同意把休息日调换一下的。但我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太宰治的名字。为什么会觉得难为情呢？即便我都一把年纪了，还不好意思自称是太宰粉，而且年纪越大越难为情。因为，太宰文学里汇集了人的所有自卑感，而且还像展览会一样展示出来。要把会场告诉别人，难免有所顾忌。 昭和三十七年（1962年）6月20日，18岁的我去了一趟禅林寺。太宰治的墓前供满了香和花，大颗小颗的樱桃散落了一地。墓前还有一个容量一升的瓶子，但瓶里只剩了四分之三的酒，也许是那人和太宰治的亡灵对酌所剩吧。

太宰治墓

我掏出随身携带的“休憩”牌香烟，献上一根，然后又点了一根，自己抽。太宰治墓的斜对面是森鸥外之墓。太宰治对森鸥外十分敬仰，生前曾希望将自己的墓地设在此处。这两位作家有什么共同点呢？

首先，两人都非常爱读书。鸥外曾如此告诫儿子：“空虚无聊是十分可耻的，明明有那么多值得读的书。”鸥外常常把自家藏书慷慨地借给别人。自古有云：书和伞一旦借给别人，必是有去无回。鸥外抱怨说：“想看的书，哪怕偷也得偷回来看。然而，自家的书却下落不明，实在是无可奈何。” 太宰治对书没有占有欲，一读完就给别人。他读书范围甚广，日本和外国的古典作品自不必说，各个领域的书都有所涉猎。这一点从他的作品中能看出来。另外，从他桌上留下的几本书，也能看出其读书趣味之杂—根据《新潮日本文学相册太宰治》里的相片，太宰治桌上有这些书：《鸥外全集》第十六卷、《改订版上田敏诗集》、《鲁拜集》（堀井梁步译）、《克莱芙公主》、《莱蒙托夫》、《左千夫歌集合评》、《聊斋志异》，还有一本楮皮纸版的《末摘花》。但这些书的品相全都很差。太宰治对书的态度大概是“能看就行”，与醉心于收集武士名录和古地图的鸥外截然相反。书不是用来玩赏的，而是用来看的—这就是太宰治的理念。 这样的作家，对于自身著作的装帧和制作恐怕不会太讲究吧？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太宰治属于例外。他的第一部作品集《晚年》，用了菊判开本、毛边装帧，相当雅致。米色封面上只有书名，书脊上也没写作者名（作者名在封底的左下角），附带简单的黄色腰封。摘下腰封，把书摆到书架上，倒显得不太像书，更像自制的笔记本。有的顾客以为是笔记本，觉得好奇，就抽出来看，我因此而大赚了一笔……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太宰治的著作中有一本《越级申诉》，是和纸装帧的三百册限量版。限量版似乎与太宰治的风格不太相符，但确实在昭和十七年（1942年）1月1日出版过。对于想集齐太宰治著作的人来说，这本是最难买到的。 我年轻时也一直没能购得此书，因为价格太贵了。其他的则基本集齐了。初版倒都是初版，但其中有的污损，有的缺腰封或外封，并不值得炫耀。 即便是在四十多年前，像《晚年》《二十世纪旗手》这些初期作品也十分罕见。而且售价很高，对一个穷小伙子来说根本买不起。

我在意外的地方，以意外的价格买到了《晚年》初版

当时我所在的书店参加一个旧书展，我也去会场里帮忙。整理书架时，有时会发现掺进了一些其他书店的书—有的顾客在其他店挑拣了书，然后来到我们展位时，发现有更便宜的，就会把先前那本随手扔在我们书架上。 说来也奇怪，我一眼就能认出是其他书店的书，于是把它捡起来—就是刚才说的那本书脊上没有文字的、泛白的书。一看封面，我大吃一惊，连忙看看售价——800日元。我立刻拿上书奔往会场柜台—当然是以顾客的身份买下那本书。 书的品相并不好。书脊开裂，封面被晒得褪色，而且包背装的书页也不是用裁纸刀，而是用尺子之类的东西胡乱裁开。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价格太便宜了。在那个时期，果汁或汽水一瓶40日元，啤酒一瓶150日元，我的月薪是3900日元（老板免费提供食宿，所以这是纯收入）。 为什么生意人会给这本书定这么低的价格呢？

我后来才听说，是因为那家书店忙着处理其他事情，直到展期迫近才雇人匆忙进行准备，所以出了差错。他们被《晚年》那朴素的装帧欺骗了。

旧书店通常根据作者名来定价，如果封面上没有作者名就很难判断，除非店主是精通文学之人。而那家书店主要是经营经济类图书的，所以也难怪会看走眼了。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前一位挑中这本书的顾客为什么后来又见异思迁，把它扔下了呢？莫非是发现了比这《晚年》更有价值的珍本，掂量了自己的钱包之后最终决定放弃《晚年》？那么，比这《晚年》更有价值的珍本又是什么书呢？我当然对此耿耿于怀，因为显然是在我们书店展出的书嘛。 我对这本《晚年》视若珍宝。一有闲暇，我就会随处翻看，乐在其中。最后，我甚至还用火柴头在纸上描摹封面书名“晚年”二字，一边自鸣得意。

封面题字是太宰治前妻初代的叔父用火柴头蘸墨写下的

据说这本书是没有版税的，初版只卖出两百册左右。当时，虽然太宰治颇受同辈作家的赞誉，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毕竟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

太宰治《晚年》

关于《晚年》，太宰治曾自负地说：“我就是为了写这本书而出生的。”

这本书里收入了十五篇短篇小说，可以说全都是佳妙名篇。每一篇我都喜欢。如果非让我举出几篇的话，我会选《他不再是他》《传奇》《鱼服记》《猴岛》。这四篇我读过的次数绝对是最多的。

十年后，我在高圆寺开了个旧书店，名为“芳雅堂”。光靠店面收入无法填饱肚子，于是积极参加各种旧书展，努力扩大销路。在旧书展上，通常需要准备几件吸引顾客的商品。我苦于缺货，只好把自己珍藏的宝物拿出来。当时我正缺钱，为解燃眉之急也顾不了许多了。

我把我珍藏的整套太宰治作品拿出来分售。那本《晚年》也标价售卖—经过各方面的考虑，最终把价格定为8万日元。

买下这本书的是大场先生—就是老朋友“龙生书林”的店主。昭和五十一年（1976年），在五反田旧书展上成交。当时啤酒一瓶180日元。那年，父亲去世了，各种开支很大。后来，我在大场先生面前一直抬不起头来，正是因为欠了他一份人情—他慷慨解囊买下《晚年》，这八万日元可帮了我大忙，使我感激不尽。 “有这回事吗？我不记得了。”大场先生笑道。 在困境中得救之人终生难忘，而救人者却并未意识到自己救了人。这也是常有之事。 他点点头，说道：“是在我刚开始收集太宰治作品的时候吧。后来我店里也经手过很多他的书。” 我的旧书店是在昭和四十八年（1973年）开业的。翌年，大场先生也从其他职业改行，开了家旧书店。我俩可谓是旧书店的同期生。 大场先生说：“当时考虑到押金、房租便宜，就决定在大学正门前租个店面。我事先去踩点时，见街上到处都是学生，就估计生意一定会红火。可是，等我开店之后，才知道一年之中有半年以上是学校假期。看着周围像空荡荡的‘鬼城’一样，我吓得脸都绿了。” 对此我深有同感。我开店地址也是选择在有很多学生公寓的街道，而且那块地方还是学生运动的聚集地。然而，在我开业那年，车站前的岗亭被学生烧毁了。从那之后，那些学生公寓就很讨厌男生，只肯给女生入住。而女生是不爱逛旧书店的。但我开店时已经把手头所有的钱都投了进去，想搬也搬不了。无奈之下，只得抓住《晚年》这根救命稻草。 “当时多亏你倾囊相助，我才总算渡过了难关。现在回想起来，那书有污损，让我觉得很过意不去。” “《晚年》基本上都没有保存状态好的呀。如今，缺腰封、品相一般的都要卖到四五十万日元吧。我们店里现在有一本毛边本的《晚年》，腰封齐全，品相极好，这本可就珍贵了。 “要400万日元左右？” “300万。” “既是品相极好的毛边书，这个价格有点低了吧？” 毕竟总共只有两百多册流入了市场，就跟限量发行版差不多。（根据记载，初版发行数量为500册。） “实际卖出的数量可能更少一些。旧书市场上出现的初版，大多是太宰治赠送给朋友的，上面写有赠语和签名。不过第二年又再版了。” “咦？再版了吗？” “初版是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6月25日，第二版是昭和十二年（1937年）9月5日发行。而且，紧接着在9月10日又出了第三版。” “哇，这么厉害。一有名气就开始畅销了吧。” “第二版和第三版都在书脊上加了书名和作者名，取消腰封，变成了函套装。即便不是初版，如果函套齐全、品相又好的话，也能卖到15万日元左右。” “初版腰封正面是佐藤春夫、背面是井伏鳟二所写的书信节选，都是推荐语。为什么再版时取消了腰封呢？” “好像是因为太宰治没征得两人同意就擅自用了私信吧。后来他向井伏道歉的书信还保留了下来。另外，佐藤春夫的名字还印错了，成了‘佐藏春夫’，这可不妥。” “没错。我手头有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近代文学馆复刻版的《晚年》，上面的腰封还保留着原来的印刷错误。” “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十月大和书房复刻版《晚年》的腰封则订正为‘佐藤春夫’。”

《给作家标个价 》 作者: [日] 出久根达郎

来源：凤凰网读书（摘自：《给作家标个价》）

编辑：李添奇
责任编辑：李伶